粵港澳合作制度變遷與演進 李青 9787030744081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作為中國*具經濟活力的區域之一，粵港澳三地合作與發展是國家改革開放輝煌歷程的縮影。從「前店后廠」到粵港澳大灣區，粵港澳三地合作日益廣泛而深入，區域綜合實力顯著增強，民生福祉顯著提高。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中心，粵港澳三地合作將進一步展現「一國兩制」制度優勢與勃勃生機，為推動實現新時代高質量發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重要支撐。在改革開放40多年的歷史背景下，《粵港澳合作制度變遷與演進》將粵港澳合作分為早期市場推動、中期制度推動和新時代深化融合三個階段，對粵港澳合作的制度變遷與演進進行系統而翔實的梳理，對各個階段的時代背景、合作措施、合作特徵、合作成效進行分析，總結粵港澳合作的成功經驗，並展望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願景與使命。

目錄

目錄
上篇 1978∼1997年：市場推動
**章 粵港澳合作在改革開放中起步 3
**節 改革開放為粵港澳合作提供了制度基礎 3
第二節 粵港澳合作市場推動模式的主要特徵 10
第二章 粵港澳合作市場推動模式主要舉措 13
**節 創建經濟特區 13
第二節 發展「三來一補」 17
第三節 開辦「三資」企業 20
第四節 發展「窗口企業」 25
第三章 粵港澳合作市場推動模式的成效 29
**節 促進粵港澳雙向投資 29
第二節 促進粵港澳貿易相互依存 34
第三節 促進粵港澳旅遊合作 37
第四節 經濟增長與經濟結構優化 38
中篇 1997∼2012年：制度推動
第四章 粵港澳區域合作面臨的宏觀環境 45
**節 粵港澳區域合作的外部環境 45
第二節 粵港澳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 47
第三節 粵港澳合作制度推動階段的進一步劃分 49
第四節 粵港澳合作制度建設的意義 53
第五章 粵港澳合作制度推動的主要措施 56
**節 粵港澳合作的協調機制：粵港澳合作聯席會議 56
第二節 粵港澳合作政策框架：CEPA及其補充協定 66
第三節 粵港澳合作政府間協議 83
第六章 粵港澳合作制度推動特徵和成效 90
**節 口岸建設 90
第二節 實現合作共贏，提升三地國際競爭力 92
第三節 粵港澳區域開放型經濟具有顯著的外溢效應 93
第四節 基礎設施建設日臻完善並形成網路聯繫的城市群 94
第五節 探索「一國兩制」下的合作制度安排 96
下篇 2012∼2022年：深化融合
第七章 粵港澳合作進入新時代 101
**節 新時代粵港澳合作的內外環境 101
第二節 新時代粵港澳合作的主要矛盾 109
第三節 新時代深化粵港澳合作的意義 113
第八章 新時代粵港澳合作的新舉措 117
**節 粵港澳攜手參与「一帶一路」建設 117
第二節 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園）區與粵港澳合作 127
第三節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131
第九章 新時代粵港澳合作的特徵、成效與願景 138
**節 新時代粵港澳合作的主要特徵 138
第二節 新時代粵港澳合作的主要成效 149
第三節 新時代粵港澳合作的戰略願景 158
參考文獻 169

精彩書摘
上篇 1978∼1997年：市場推動
**章 粵港澳合作在改革開放中起步
**節 改革開放為粵港澳合作提供了制度基礎
粵港澳經濟合作在改革開放中起步與探索，從20世紀70年代末內地實行改革開放到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的近20年間，粵港澳三地開啟自下而上的市場推動合作模式，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取得了卓越的合作成果。改革開放以前，由於歷史原因和制度障礙，粵港澳三地的合作僅僅維持了有限的貿易聯繫。1978年後，廣東大?實踐中央給予的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率先創辦經濟特區，以優惠政策和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積極承接港澳製造業轉移，大力發展「三來一補」加工業和轉口貿易，在對外開放征途中率先開闢出一條路，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了有益的先行探索，提供了鮮活的寶貴經驗。這一時期，粵港澳三地的經濟合作空前發展。
一、開啟粵港澳合作的優勢條件
粵港澳經濟合作起步探索，與三地毗鄰的地理位置息息相關，緊密的歷史文化聯繫則是更大的推動力。這種區位優勢結合三地的生產成本差異和比較優勢，在港澳產業亟須轉型、轉移與內地改革開放的迫切要求的大形勢下，推動了三地的經濟合作。
（一）區位優勢
從地理位置上來看，澳門處於珠江口西岸，與珠海拱北陸路相連，僅隔著一道關閘，沿西江往西北上溯，與西江中下游廣闊的經濟腹地連接；香港則位於珠江口東岸，同東江流域乃至東南沿海一帶都存在地域聯繫；而廣東作為地理上與港澳毗鄰的開放地區，是內地唯一與港澳水陸相連的省份，比起內地其他地區，更具有接受港澳經濟輻射的區位優勢。從歷史和人文聯繫上來看，三地居民都使用同一種方言，風俗習慣相近。在內地與港澳的合作中，相鄰的地理聯繫與相近的人文關係使得廣東具備了*特的區位優勢，能順利承接港澳的輻射效應與技術創新的傳遞。
（二）資源要素比較優勢的差異
*先，在土地和勞動力資源方面，1978年，廣東土地面積近18萬平方公里，人口約5 000萬，礦產資源相對豐富，地價與工資水平較低；香港土地面積大約1 000平方公里，人口不到500萬，礦產資源缺乏，工資、地價高；而澳門土地面積不到30平方公里，人口不足50萬（李媛媛，2003）。這一要素稟賦的先天差異，使得廣東在發展土地佔用多、資源耗費大、勞動力需求高的產業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其次，在資金、技術與經濟發展水平方面，20世紀50年代起，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所帶來的「發展空間」為港澳的發展創造了良好機遇，1978年，香港GDP達811億港元，人均GDP約1 7萬港元，本地產品出口總值超400億港元（當時1港元=0 5元人民幣），本地工業對GDP貢獻達26%（李媛媛，2003），表明當時的香港已成為一個以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為主導的出口型新興經濟中心；而當時廣東工農業總產值只有274億元人民幣（《廣東省志》編纂委員會，2014）。相比于香港，廣東當時還是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的自給型農業經濟。這種巨大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使港澳在資金、技術、信息、管理等方面具有顯著的比較優勢。
（三）港澳產業轉型的迫切需要
對於香港和澳門來說，粵港澳三地合作是其擺脫高昂的製造業成本壓力與實現經濟順利轉型的迫切需求。20世紀80年代初，香港、澳門相繼完成了原始積累，產生了按比較成本向周邊地區轉移生產和技術的急切需求。而周邊的東亞各加工區之間，其競爭關係遠超過經濟合作與相互依賴關係，它們爭相降低勞動力價格，並以各種優惠措施爭奪外資。在這種形勢下，港澳的勞動力成本與地價壓力，迫使其製造業必須尋求新的勞動力與生產要素市場以降低產品生產成本並提高國際競爭力。同時，技術、交易與運輸費用的下降及世界「精益製造」理念的深入，也為把生產鏈中某段環節遷移到費用更低的地方創造了可能。與港澳毗鄰的廣東理所當然地成為港澳產業轉移下游區域和後方生產基地。
二、改革開放是粵港澳合作市場推動模式的制度基礎
1978年以後，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為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了建設經濟特區的構想。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准分別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四個地方試辦經濟特區。1980年8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15次會議審議批准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將出口特區正式更改為經濟特區。廣東作為內地改革開放的試驗區和前沿陣地，在「先行一步」的政策效應下，率先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和措施。例如，鄉鎮企業可以同境外企業建立合資企業，簽訂各種加工和組裝協議等。四個經濟特區中，深圳與珠海具有毗鄰港澳的優勢。廣東通過與港澳地區的緊密合作，補足自身發展所需的技術、資金缺口，並解決返城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開始真正融入國際社會，參与全球產業分工。同時，通過粵港澳合作，可以檢驗先行開放地區的政策措施的可行性，探索改革開放的經驗並使其標準化以向內地其他地區推廣。
（一）「三來一補」的興起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粵港澳三地*先開展了包括建立「三來一補」企業，以「前店后廠」分工合作形式為核心的多領域、多層次的經濟合作模式。「三來一補」是粵港澳經濟合作的*初方式，即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加工和補償貿易。這類企業的所有者主體多樣化，經營方式以生產合同為主，工廠建設費用少，各級政府均可審批，因此「三來一補」企業設置十分便利，投資少、見效快。這種合作形式不僅降低了港澳在內地的投資風險與合作成本，充分利用了內地剩餘勞動力，而且有效打破了內地管理水平低、技術信息落後的困境。「三來一補」成為粵港澳合作**階段中的主要方式。
「三來一補」企業的興起，推動粵港澳形成了「前店后廠」的經濟關係。所謂的「前店后廠」，是指在港澳轉移製造業的過程中，被轉移過來的工業企業在產品結構、技術結構、市場結構方面沒有發生變化，主要利用原有的海外貿易窗口優勢，承接海外訂單，提供主要原材料、核心技術與設備、產品設計及樣品，控制產品質量，同時負責開拓國際市場及產品銷售，扮演了「店」的角色。廣東利用土地、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優勢，進行產品的加工製造及裝配，但在銷售方面只進行有限的內銷與直接出口，產品主要經港澳轉口銷往國際市場，擔負「廠」的角色。1979∼1981年是廣東利用外資的起步階段，兩年共利用外資30 562萬美元，其中絕大部分是港澳資金（特別是港資），而且以來料加工和補償貿易形式引進的資金占當時引進資金的50%以上。「三來一補」企業出口額在1978年僅為116萬美元，至1979年上升為1 820萬美元，1980年更達到8 772萬美元（孟慶順，1998）。
（二）大力發展「三資」企業
經過1978∼1983年這六年的對外開放，廣東上下對發揮自身優勢通過利用外資彌補建設資金、技術、管理經驗不足的重要性有了全新的認識，充分認識到利用外資和引進技術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一種重要對外經濟合作方式。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於1984年10月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標志著內地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由於「三來一補」企業大多為勞動密集型，設備簡陋、技術低、能耗大和污染大的弊端逐步顯現。「前店后廠」的模式，產品開發、銷售和經營管理權完全控制在港澳投資者手中，不可能也不應該成為廣東外向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體。在廣州、湛江兩個城市列入全國14個沿海開放城市后，廣東省政府認為廣東有工業基礎，有科技力量，未來的重點應該放在體制改革和引進外資並推動企業技術改造上。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廣東加大外貿體制改革力度，採取了以外經促進外貿發展，以外貿增強外經實力的政策，通過「兩頭在外」「以進養出」等措施，積極拓展外向型經濟。廣東吸收的外資企業從原有的「三來一補」企業，逐步向「三資」企業轉型。接收外資的方式開始以合資、合作和外商*資經營為主，逐步進入「三資」企業和生產性外向型行業快速發展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形成階段。「三資」企業成為「前店后廠」地域分工方式的另一個具體體現，並成為粵港澳經濟合作新的主要方式。
在沒有先例可循的情況下，廣東大力發展三資企業，成為**個「吃螃蟹」的省份。其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模式是廣東省率先運用的。由外商提供資金，中方提供土地或工廠廠房及設備，由外商經營，到期無償收回。不但可以創辦工廠，也可以創辦其他非生產性企業，還有租賃等多種形式。1984年，廣東迎來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次高潮，當年簽訂三資企業合同1 105宗（鄭天祥，2001）。與「三來一補」企業相比，「三資」企業可以在外商直接參与經營、共擔風險的基礎上，實現外來資金、技術及管理經驗的整體引進，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