溝通與融合-中國近現代教育思想的起源與發展 朱永新 9787540794927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編輯推薦
本書中，作者從國際國內、文化社會、古往今來的廣闊視角來總結中國近現代的教育經驗，剖析教育發展史，並以史為鑒，用過往的經驗來開拓現代教育事業。是一本對讀者具有較強啟迪作用的教育書。

內容簡介
本書是朱永新教授對中國近現代教育發展的梳理和總結，他巧妙地通過國際國內、古往今來的廣闊視角剖析了中國近現代教育，帶領著讀者同他一起追尋先賢的蹤跡，流連於東西方教育文化交匯的源頭。從洋務運動到解放區革命教育，教育界的先賢在探索中砥礪前行，讓中國學子有機會在種種教育思想的熏陶中成長為全面發展的新式人才。全書共分十章，總結了中西教育思想的會通與融合，並分別論述了中國現代的個性教育、職業教育、平民教育、鄉村教育、生活教育及「活教育」思想，有利於讀者進一步掌握中國近現代教育的發展脈絡。

作者簡介
朱永新，中國陶行知研究會會長，蘇州大學新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朱永新教育作品」（16卷）等，著作被譯為英、法、日、韓、俄、蒙、阿拉伯語等28種文字。主編有「當代日本教育叢書」「新世紀教育文庫」「新教育文庫」等30餘種圖書。先後多次主持承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託研究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等。
曾被評為「中國十大教育英才」、「中國改革十大新聞人物」、「中國教育十大風雲人物」、「中國教育60年60人」、新聞出版總署「全民閱讀形象代言人」、《南風窗》「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等，先後獲得國際兒童讀物聯盟首屆「IBBY-iRead愛閱人物獎」、全球教育單項獎「一丹教育發展獎」等獎項。

精彩書評
朱永新教授是中國新教育實驗的發起者，被視為教育科學理論家和許多重要教育項目在設計和實施方面的先驅者。他的許多科學論文和書籍被翻譯成多種語言，並引起專家和公眾的廣泛興趣。他堅信「只有教育的力量才能創造一個和諧的世界」，以及「歷史使人明智」，這讓讀者深受感觸。
——雅典大學哲學院教授、前院長 埃萊尼·卡拉瑪勒古
這一實踐（新教育實驗）雖不是轟轟烈烈的，但卻是承前啟後腳踏實地的改革，正在推動社會發展。我非常讚賞朱永新教授那種腳踏實地的、一步一個腳印的、嘔心瀝血的教育改革者的精神。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師教育研究所研究員、日本徐福文化國際交流中心理事長、東京大學教育學博士 王智新

目錄
第一章 中西教育思想的會通與融合
001 / 一、西學東漸與近代教育學的誕生
006 / 二、近代教育思想的演變
017 / 三、現代教育思想的發展
第二章 中國近代的洋務教育思想
033 / 一、洋務教育思想的緣起
041 / 二、洋務教育思想的體系
046 / 三、洋務教育思想的評價
第三章 中國近代的維新教育思想
053 / 一、早期改良派的教育理念
059 / 二、曇花一現的教育改革與改良派的教育藍圖
073 / 三、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教育思想
083 / 四、維新教育思想概觀
第四章 中國現代的個性教育思想
086 / 一、新文化運動與個性解放
091 / 二、科玄論爭與人生觀追求
095 / 三、社會改造與個性塑造
108 / 四、青年毛澤東與人格主義教育
111 / 五、個性教育思想的透視
第五章 中國現代的職業教育思想
116 / 一、職業教育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124 / 二、職業教育思想的主要內容
132 / 三、職業教育思想的意義
第六章 中國現代的平民教育思想
135 / 一、平民教育的宗旨與使命
139 / 二、平民教育的內容與方法
145 / 三、平民教育思想的地位與影響
第七章 中國現代的鄉村教育思想
152 / 一、鄉村教育運動與鄉村建設
158 / 二、鄉村教育理論的建構
169 / 三、鄉村教育思想的分析
第八章 中國現代的生活教育思想
178 / 一、生活教育運動的歷程
190 / 二、生活教育理論的精髓
202 / 三、生活教育思想的價值
第九章 中國現代的活教育思想
205 / 一、活教育的醞釀與提出
210 / 二、活教育理論的體系與原則
221 / 三、活教育思想的貢獻與局限
第十章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革命教育思想
226 / 一、解放區的教育方針
234 / 二、解放區的辦學思想
239 / 三、解放區的德育思想
245 / 四、解放區的教學理論
250 / 五、解放區革命教育思想的啟示
254 / 參考文獻
259 / 主題索引
263 / 第四版後記：向先生們致敬
266 / 「朱永新教育作品」後記

精彩書摘
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教育學經歷了從創立、發展到粗具規模的三個時期，中西教育思想也在這一時期得以會通和融合，中華教育思想呈現出新的面貌。在一百余年的時間內，經過幾代學者的共同努力，不僅完成了由古代教育思想到近代教育學的過渡，也實現了由近代教育學到現代教育學的轉變。
一、西學東漸與近代教育學的誕生
西方教育學的傳入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在明末萬曆年間（1573—1620年），傳教士利瑪竇率先踏上了中國的土地，他以傳播自然科學和技術為手段，求得在中國傳教的權利。緊隨其後的西方傳教士大多也如法炮製，在為傳教服務的宗旨下，翻譯介紹了各種科學文化知識，同時也為中國帶來了與傳統的封建教育截然不同的西方教育信息。如西方傳教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撰寫的《童幼教育》（1620），論述了西方兒童教育的方方面面，這部著作很可能是最早輸入我國的教育類讀物。再如艾儒略（Giulio Aleni）的《西學凡》（1623）和《職方外紀》（1623），比較詳細地介紹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尤其是歐洲大學文、理、醫、法、教等專業的課
程綱要、教學過程、教學方法和考試等。這一時期西方教育學的傳入，由於數量極少、內容零星，未形成多大影響。
當歷史的車輪轉到18世紀時，由於外國傳教士介入了清廷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雍正皇帝把傳教士全部趕出境外，西學東漸的歷史出現了暫時的中斷。當中西教育交流再度開通時，已是19世紀中葉。西方傳教士再度來華，並更加重視教育活動。如新教的教會學校所擁有的學生至 1890年達16836人，天主教會學校的學生人數更達25000人。與此同時，描述與介紹西方教育制度的著作也陸續出版。如德國傳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於1873年出版了《德國學校論略》。著名數學家李善蘭在該書前言中評論說：普魯士最近的軍事勝利應歸功於其士兵所受的教育，它鼓勵他們為理想和原則而戰。該書強調義務教育及在全國各地開辦大量學校，尤其是職業學校的重要性。北京同文館的總教習、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的《西學考略》（1883）也是一部有影響的介紹西方教育制度的著作。他於1880—1882年受中國政府委派出訪西方七國，收集這些國家的教育資料，此書便是他調查研究的成果。此外，李提摩太的《七國新學備要》、花之安的《泰西學校論略》（又名《西國學校》）、林樂知（Y J Allen）的《文學興國策》等，也是比較重要的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1882 年在聖約翰書院主持院務的顏永京翻譯了《肄業要覽》，署大英史本守著，這其實是英國教育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名著《教育論》中的一篇《什麼知識最有價值》的最早譯本，也是中國最早的漢譯教育理論著作。
中國真正開始大規模引進或傳入西方教育學說和思想，是在甲午戰爭以後，而且主要是以日本為中介的。1898年8月2日，清光緒帝發布上諭：「現在講求新學，風氣大開，惟百聞不如一見，自以派人出洋遊學為要。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誠以路近費省，文字相近，易於通曉，且一切西書均經日本擇要翻譯，刊有定本，何患不事半功倍。」這樣，優先向日本派遣留學人員就作為政策確定下來，一時間留學日本的人員激增，1906 年留日生已達 13000 人左右。留學日本的學生在引進國外教育學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橋樑作用，西方一些著名教育家的學說和著作，如誇美紐斯、盧梭、洛克、斯賓塞、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赫爾巴特等人的傳記、學說和著作，大多從日本傳入中國。根據實藤惠秀監修、譚汝謙主編的《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統計，1896年到1911年，中國共譯日本教育類著作76種，為歷史最高峰。另據杭州大學周谷平的統計，這一時期（從1901年《教育世界》連載日本立花銑三郎講述、王國維譯《教育學》到 1915 年新文化運動）中國出版的教育學著作，幾乎均為日譯本或據日文本編譯而成。
我國最早通過日本引進西方教育學的理論，主要是通過去日本留學的人員翻譯或編譯有關教育學著作，以及日籍教員來華講授教育學課程，把他們所用的教材翻譯或編譯過來等途徑進行的。因此，以日本為媒介來引進西方教育學，是近代西學東漸的重要特點之一。以日本為媒介雖有快捷便利之優點，但亦有信息失真之弊。如當時的赫爾巴特教育學，產生於德國，傳入日本后再傳入中國，幾經轉譯、刪改，難免大為走樣。以奧地利林篤奈爾原著、日本湯原元一譯補、中國陳清震重譯的《教育學》為例，林篤奈爾是根據赫爾巴特的體系闡述的教育理論，他去世后又託付德國扶廖利愛博士增訂，日本湯原元一因原書多徵引歐洲材料，則「多以中暨日事易之」，而中國陳清震在留日期間又把湯本中的「日事以中事易之」。這樣，傳入中國的其實已是經過日本詮釋的赫爾巴特教育學了。
這一時期西方教育學傳入的另一特點，是以編譯講義和教科書為主，從上述徵引的著作可以看出，絕大部分是作為講義或教科書印行的，主要是為了滿足當時師範學校開設教育學課程的需要，或以強國富民、重視教育為目的，引進的功利性目的比較明顯。相形之下，還沒有完全、真正地把教育學作為一門研究教育現象、揭示教育規律的科學，更沒有自覺認識到教育學可以用來指導實踐、預測未來教育發展的理論功能。引進西方教育學的這種缺陷，已成為中國教育科學發展中的一大問題而長期存在，是值得重視的先天不足現象。
但不管怎樣，這些編譯或翻譯自日本的有關教育學著作，以及少部分參考日本著作而由中國人自己編著的教育學書籍，畢竟把域外的科學教育學的種子播在中國的土地上，對於推動中國近代教育學的建立與發展，起了相當大的歷史作用。特別是中國學者編著的教育學書籍，儘管其體系、結構、內容等均有明顯的模仿痕?，但畢竟已開始了結合中國國情來編著教育學的嘗試。如張子和的《大教育學》，其參考的原本是日本學者松本、松浦二氏的講義，但在該書《自敘》中，他明確說「欲討論修飾以適合中國教育界之理想實際」。
這樣，近代中國的教育理論就具有兩個顯著的特質。第一，它仍保留著古代教育思想的形式。大多近代學者基本沿襲著古代學者的研究方法，即主要是經驗式的描述或思辨式的宏論，很少有實驗性的研究與實證性的調查；闡述教育問題的概念也大多是古代的範疇，如人性、人才、勸學等，很少涉及教育目的、教育功能、教育方法等；在社會危機面前，他們的主要精力在匡時救世的社會宣傳，教育的見解大多與其政治、社會等思想渾然一體，是社會變革輿論的組成部分。第二，它已初步涉及近代教育學的某些內容。近代學者如魏源、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等大多是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學者，他們或者間接接觸或者直接翻譯介紹西方教育學的著作，所以在他們的著作中首次出現了古代教育思想與近代教育理論的交融與匯合，如康有為、梁啟超等就把西方教育制度與自己的大同理想糅合在一起，並未顯出拼湊勉強之狀。不僅在討論的內容上，近代教育理論已突破了過去的概念和范型；在思維方式和視角上，近代教育理論也超越了古代的模式，帶有近代教育學的若干特點。因此，在新文化運動產生之時，中國的近代教育學已具雛形。而中國近代學者以及留日學生、日本教習，在中國古代教育思想過渡到近代教育學的過程中，起了不可忽視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