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聽蘭台-中國電影資料館電影人口述歷史.下 張錦 9787106054793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蘭台」一詞很早用來指稱皇宮內的檔案典籍庫，現在已用來泛指檔案保管機構和檔案工作。保留「視聽蘭台」這個電影檔案概念，更主要的還是希望推動電影檔案這一事業與電影作為產業、娛樂、藝術、新聞、教育工具等事業處於並列地位，改變公眾乃至學術界對其作為電影行業的附庸的刻板印象。

作者簡介
張錦，1967年生，四川人。四川大學圖書情報學系文學學士，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管理學碩士，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文學碩士，英國布里斯託大學戲劇影視系文學碩士、國家公派訪問學者。現為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暨中國電影資料館研究員。編目整理各國電影500餘部，翻譯各國電影50餘部，出版學術專著《信息與傳播：研究分野與交融》《電影作為檔案》《英國電影編導教育簡史》等，出版譯著《電影詩學》《瑪雅·德倫論電影》《打破玻璃盔甲：新形式主義電影分析》等，編製國際電影資料館聯合會官方文件《電影編目術語辭典：中文電影版》（英漢對照）。
2008年起開始擔任「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項目採訪人與攝像師，採訪時長超過1000小時，攝像超過800小時，錄音整理超過80小時，主編「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長春影事》《長春大業》《峨眉影魂》《影業風霜》等8部。著有直接的口述史學研究論著超過25萬字以及理論奠基論著超過80餘萬字。2016年元旦后開始擔任項目專家組組長、「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主編。

目錄
王素萍訪談錄
水利實驗員的支邊路
圖書館員
廣西電影製片廠
《中圖法》
電影藝術檔案
兩次電影資料工作會議
調到資料館
離開資料館
採訪人手記
王文明訪談錄
北影新影
資料館
籌備「中心」
改革小組
電影藝術檔案立法（2010年訪談）
電影藝術檔案立法（2015年訪談）
《中國電影資料館大事記》
採訪人手記
王永芳訪談錄
首都教育電影製片廠與北京科影
製片二處與科教片
文圖資料部
兩次資料工作會議
關於「中心」
黨史辦與《編年紀事》
採訪人手記
張漢璽訪談錄
資料館
中國電影公司資料組
復館與外聯部
「中心」與文圖資料部
採訪人手記
編後記：紀錄歷史紀錄者的口述歷史

精彩書摘
《視聽蘭台：中國電影資料館電影人口述史（下）》：
張：後來又補充了那個法規是吧？
王：對，在這個會議上，各廠與會代表就詳細討論這個，帶有這種草案徵求意見的意思，就是《素材管理辦法》。這個管理辦法根據《電影藝術檔案管理規定》來的，那是母法，這個是子法，相應配套一個「細則」。在青島那次法制工作會議上，我專門就這個問題做一個發言，意思就是這法規成熟一個就可以頒布一個、實行一個。因為咱們電影口當時找不出一個可以出台的東西，所以當時電影局有關領導就責令我把這法規細則做個介紹。應該說西安那個素材會議對全國素材管理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各廠素材管理負責人，跟素材具體的操作人員、庫管人員幾乎無一例外都參加了，那會開得是很成功的。事後頒布了素材管理的細則，經過電影局批准。
張：當時制定《影片素材檔案管理辦法》，就是說應該有那個特殊的需要，再制定這麼一個東西，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考慮呢？因為電影藝術檔案是分成兩部分，一個是影片——影片類檔案，還有一部分是文圖類檔案，文圖類檔案就沒有。
王：沒有，因為素材它有一些技術性的問題，它比較突出，也比較複雜一些，所以專門又搞了一個針對素材的細則。像那個文字圖片類的就按那目錄送就可以了，那麼素材就要更具體。我記得，就包括包裝的方法、順序——碼放的順序都提到了，更具體化了，就為了把素材能夠妥善地保存下來，以後過多少年我照樣可以用。西安庫的齊加琳同志，他是西安庫的負責人之一，是這方面的專家，素材就積存在西安庫這管理。我們加上許建合三個人，實際上我們那整個會議就我們三個人，館長主持，然後有電影局。
當時是《電影藝術檔案暫行規定》。後來到1994年的時候，就把「暫行」兩個字去掉，內容好像做了些局部修改。
這七八年的實踐吧，對我個人來講是有幫助的。因為法律啊，還有行文啊，文字方面是要求非常嚴謹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初《電影審查辦法》裡邊提到，說電影發行的影片不能有兩個版本——這是典型的例子。比如曹禺的話劇《原野》拍成電影后，社會上傳說有兩個版本，還有一個版本是有床上戲的，還有傳說那是備用的，審查通過以後，把那段再接上，為增加票房吧。但法律上「不許有兩個版本」，專家就說了，那從文字上講不許有兩個版本，有多個版本就可以？所以表述上要非常嚴謹。
後來基本上形成一支隊伍了，各省的大概都是廣播電視廳的法規處處長們，東南西北全國，從新疆後來到海南的，到東北的。
張：不僅僅是總局直屬的在京人員？
王：包括地方的，省裡邊的。我們說到底是為你們服務的，提供參考片是服務，給你們保管這影片是服務，讓你們交標準拷貝也是為你們服務的。這件事做了大量的工作，要標準拷貝，乾乾淨淨的，原底印的，不是那個翻底印的，這點製片程序工藝很熟悉。標準拷貝當時我記得印兩個，或者有的印三個的。當然有的製片廠為了減少成本，直接拷貝，你拷貝少。這個錢在計劃經濟年代是國家出的，這反覆講，沒給你增加負擔。後來甚至要求把編余片也拿回來，也給你保存著，資料館很明確，一寸都不能銷毀，包括易燃片後來轉成安全片了。易燃片本身是一種危險物，是爆炸物，要不要銷毀，資料館有爭執，哪位領導都不下這個筆，那分量很沉重的，銷毀就永遠沒有了。但最後怎麼解決我不清楚了。
張：我記得有一次馮小剛有部大片在首映前非常小心，當時他在媒體上說，他擔心影片出現盜版，他說有三個盜版的渠道，其中一個是資料館。
王：那時候版權意識還不是那麼強，反應不強烈。鬧過這種矛盾，就是製片廠來翻拍某個鏡頭，要收錢，就有誤會，其實不是版權的錢，是我們加工過程中提供人力、勞務，是使用的材料，這些是要適當收費的，這跟那版權收費是兩個概念。同時呢我們還要宣傳，因為究竟我不是公檢法，執法權在政府，我提醒政府他沒有按這個規定辦。這個規定是政府頒布的，不是資料館頒布的，注意這一點，是替政府起草。
張：我們談到《影片素材管理辦法》，我看到影片素材檔案的範圍，就既包括我們通常所說西安庫存的素材檔案，也包括標準拷貝，那麼當時是怎樣處理這樣一個概念之間的關係？
王：標準拷貝，當時咱們館里有不同的認識，就是標準拷貝算不算素材。一種看法就是標準拷貝不算素材，所謂素材就是重新印影片的這些基礎材料它都夠了，比如說原底，比如說聲帶，比如說配光什麼光號帶，技術這一套的東西，它完整，可以重新印拷貝，跟標準拷貝沒關係。所以咱們館里就是標準拷貝放哪也有過爭議。因為大體上明確西安庫就是放素材，東郊庫放拷貝，這標準拷貝是放東郊庫還是放西安庫有爭議。但我印象當中這標準拷貝還是放在了東郊庫了，好像當時一個說法吧，這就是說用著比較方便。用著方便——又有一個問題出來了，過去館里不成文的規定還是有規定的，就是標準拷貝不能動。
因為製片廠的標準拷貝就是要重新發行拷貝，跟那個對照看，參照作用的。

前言/序言
一
「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是由中國電影資料館暨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和電影頻道合作的，以採訪和記錄老一代中國電影人生平經歷並作檔案收藏為目的的大型採訪工程。該項目於2007年正式啟動，2008年全面展開，至2010年為採訪工程的第一階段；2011年起為採訪工程的第二階段。做口述歷史，我們是後來者，其便利條件是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充分汲取先驅者的經驗和教訓；可以利用后發優勢，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比較順利、有效，且有一點特色。
我們的項目名稱是「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而不是「電影口述史」。作為電影資料館人，我們做口述歷史採訪的目標，是要作為檔案收集，讓受訪人做生平講述，包括其電影從業經歷、社會人生經歷、個人生活與心靈成長經歷三個向度，建立電影專業史、中國社會史、個人心靈史三者合一信息檔案。
「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採集電影人記憶檔案，固然是留贈後人，也應儘可能服務於當下。為此，我們和中國電影出版社合作，申請到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將陸續出版「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30卷。我們採取了四種分卷形式，即單人卷、單位卷（多人）、專業卷（多人）、專題卷（多人），目的是在深度與廣度、豐富性與多樣性之間獲得平衡。
二
口述歷史採訪及其錄音抄本的編纂，依據不同的目標，自有不同的重點、方法與形式。「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的編纂，在篇幅允許的前提下，希望我們能夠做到，錄音編纂抄本展現五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受訪人電影從業史及與電影相關內容。二是政治運動經歷及社會環境變遷的情況，由此展現電影人在怎樣的環境中工作，以便理解他們為何及如何工作。三是個人生活史，是社會史的資料。四是個人心靈史或個性成長史，看社會環境如何塑造個人及個人如何與社會環境和社會關係互動。五是在確保對話信息清晰可感的前提下，不僅展現受訪人「說什麼」，也儘可能保留其「怎麼說」，盡量保持口述歷史採訪的現場感及對話者的個性言語特徵。在實際編選過程中，會因為採訪方式、資料豐歉、編選方法、篇幅容量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變體形式。
這套書有須共同遵守的編輯體例。具體如，1 每個訪談都必須有一些常規項目，例如採訪人、受訪人、攝像師姓名，採訪時間、採訪地點等。2 保留採訪人和受訪人對話問答形式。3 編纂抄本必須以原始抄本為依據，如有修訂必須用括弧標示。4 編者可以做必要刪減，但須保持對話語意的完整性。5 儘可能保持受訪人說話的言語特點。6 編者應針對訪談錄中須加解釋說明的地方做出註釋。7 每個訪談錄後面都必須有《採訪人手記》，提供必要的工作說明。8 每冊書後，須有分冊主編的《編後記》，說明其編選方法及理由。
除上述必須遵守的基本體例之外，在編選理念、編輯方法、技術技巧等方面，我們鼓勵分冊主編按照自己的思考和認知進行探索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