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愛,向你-我們如何抵達幸福 (法)露西.伊利格瑞 9787208183209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大眾
當代法國女性主義代表 「西蒙•德•波伏娃的繼承人」
露西•伊利格瑞經典作品
中譯本首次出版
我們將有尊嚴地相愛，不再說「我愛你」，而是「我愛向你」。
我們、男性、女性怎樣才能真正面對彼此、和諧相處？怎樣從關注個體轉向關注共同的處境？如何獲得觀察社會的新視角和新工具？
伊利格瑞的邏輯是在承認性別差異的基礎之上建立一個性別平等的文化。以德•波伏娃為代表的女性主義者曾經致力於讓女性充分享受主體的特權，而伊利格瑞卻讓女性在保持主體性的前提下不被捲入以性別漠視為特徵的男性秩序中去。這正是伊里格瑞對女性主義理論作出的獨特貢獻，也是她超越早期女性主義者之所在。作者旨在建構一種基於尊重性別差異的主體交互性，以尋求男女之間理想的異性關係模式。

內容簡介
露西•伊利格瑞是法國當代著名的哲學家，在法、英、美等國的學界享有盛譽。
本書為作者代表作之一，探討了愛的本質和性別之間的關係。作者認為，傳統的愛情觀念往往會將愛情視為一種佔有和控制的手段，而不是一種真正的情感體驗，這種觀念可能會導致性別之間的不平等和分裂，使得女性無法成為獨立的個體。真正的愛情應該是一種相互的、平等的、尊重的關係，它不應該建立在佔有和控制的基礎上，而應該建立在相互理解和支持之上。只有當我們真正地理解和尊重對方的獨立性和個性，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愛。本書為我們重新思考愛和性別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朝向你，但沒有侵佔、沒有佔有，也沒有失去自己的身份，同時又留有間隔。」

作者簡介
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 1931-），法國著名女性主義理論家，精神分析大師拉康的學生。曾分別獲哲學、心理學和語言學三個博士學位，與茱莉亞•克里斯蒂娃、埃萊娜•西蘇並稱為女性主義研究的「三駕馬車」，在哲學、心理學、語言學、社會學、政治學等領域都有深入精到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他者女人的窺鏡》（1974）、《非一之性》（1980）、《東西方之間》（1999）等。伊利格瑞的性別差異倫理思想是當代女性主義倫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李曉晴，山東大學法語系講師。

目錄
譯者導讀 1
前 言 1
引言：我們之間的愛情 1
人類的本質是二重的 25
作為普遍性的性別差異 36
公民身份的重新賦予 45
她者：女人 59
被遺忘于慣用法和信息交換之間的她 76
明天我們兩人一起出 去？ 90
我已尋找，未曾尋獲 120
永遠不會屬於我的你 129
我愛向你 139
在近乎絕對的沉默之中 147
話語中觸動人的氣息 155
實用教 育：愛——遊走于激情與禮性之間 169
跋 191

前言/序言
譯者導讀
伊利格瑞的性別差異理論與主體性建構
露西•伊利格瑞雖身處西方後現代哲學思潮之中，卻似乎是一位進行建構多於解構的女性主義理論家。她的女性主義以哲學思辨為中心，融合了多個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不僅描述解釋問題，還提出了解決方案。她以辯證法為路徑，在兩性身份界定和兩性關係的領域進行否定的工作，解構無視性別差異的「中性」和這種「中性」通向的普遍性，進而揭示女性本質的定義缺失以及被男女等同所掩蓋的兩性差異，使得被遮蔽的兩性屬性顯象。伊利格瑞不僅通過分析女性、男性各自的話語特徵，試圖把聲音還給處於失語狀態的「她」和「她們」，還論證了定義女性身份、建構女性主體性的必要性和方式，尤為重要的是，這種新的主體性的構建關涉男、女兩性，在伊利格瑞看來，男性和女性都無法基於單一性別妄稱整體和企及普遍性，傾聽他（她）者的話語既能為兩性的理性使用劃界，又可為兩性間的真正交流留出空間，繼而以一種性別差異的普遍性為基礎，構建出新的性別文化和兩性關係，由此，人類便擁有了在現實中實現無上幸福的希望。
本書的篇幅雖然不長，但其主題和構想都十分宏大，伊利格瑞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路徑雖然大體遵循西方哲學思辨的傳統，但也引入了語言學、心理學、神話學、社會學等學科的邏輯。一方面，她繼承、批判、推進著黑格爾哲學中的否定的工作，把性別差異問題納入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宏大母題中，試圖消解兩者的對立；另一方面，話語分析、心理分析和對兩性所處的社會境遇的分析凸顯出性別差異性和西方傳統文化無力解決的思想困境。於是，她通過拓展他（她）者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以及汲取東方文化的部分思想，來調製治愈兩性問題的良藥。她認為我們需要正視和認可他（她）者的存在和意義，把男女之間主體與客體的關係轉化為互為他（她）者的主體之間的關係，並且以此為前提推動法律、文化上的革新。
困局與突破
20世紀80年代伊利格瑞曾與義大利博洛尼亞市市長倫佐•英貝尼（Renzo Imbeni）進行過一次思想上的交鋒，這次會面實際上是本書主旨的宣告和預演，作者通過它告訴我們：男、女兩性的相會「使實現人類歷史中的至福成為可能」。在伊利格瑞看來，這次會面的形式（兩性皆有出席，與會者的參与方式從提交書面問題改為當場口頭提問）與內容（關於公民法律與權利的探討）幾乎同等重要，她一直強調在群體內部體現性別差異的重要性，因此，相較於女性之間的封閉式組織，她更傾向既有男性成員也有女性成員的組織。正如她所言，問題的關鍵不是滿足女性被以各種名目賦予的即刻需要，而是「喚醒女性並使其擁有一種與其性別相符的身份、權利和責任。女性群體最需要的是中介（médiation）和間離（distanciation）的手段。」 她針對西方的物質主義的批判和對傳統宗教的全新詮釋也體現了其對文化領域革新的探索。伊利格瑞所希望的是，通過構建新型的公民法律來為女性提供個體生成和集體生成的可能性，並且在此基礎上建立新型的兩性關係。
面對兩性關係的困境與當今社會的各種危機，伊利格瑞思考的起點是如何「消除兩性之間現存的剝削以便讓人類歷史得以繼續發展」。她深入剖析黑格爾理論中男女的對立性，嘗試用差異性取代對立性，即用性別差異中的否定取代黑格爾理論的否定，提出解決自然直接性（immédiateté naturelle）問題的新方案。在舊的方案中，法律面前只存在被抹殺了性別差異的中性個體，家庭中實行男女分工，女性擔負起「愛的普遍性使命」，這切斷了特殊意義上的她與男人之間的個體化聯繫，只保留普遍意義上的關係。女性需要承擔作為義務的愛情，站在從屬和服務的立場承擔性生活的義務和生育、照管子女的義務，而且，實質上的母女之愛也被以抽象的普遍性之名禁止。男性公民在公共生活中成為普遍性的肉身化，對他們來說家庭生活是特殊性的場所。兩性都遭受著自然與文化身份的割裂，這種割裂也體現為精神和肉體的割裂，以及對以放棄肉身為代價的精神升華追求。性別差異消弭于普遍性之中，構建新的主體性需要完成對這種普遍性的超越，但是作者認為對男性主宰的普遍性的超越不應訴諸于單一性別文化，父權制或母權制都不是理想的出路。男性和女性需要彼此，以完成從自然到文化的過渡。女人接納自己的女性身份不是讓自己屈從於強加的身份模式，而是要回歸自我，「在自身之中完成統合以便實現其性別的完滿」。身體是精神升華的地方，愛情不是繁衍的工具，而是肉體性和精神性的生成之所。西方文化的困局促使伊利格瑞轉向東方文化尤其是印度文化尋求良方，在那裡身體兼具精神性和肉體性。她從佛對花對凝視中找到了精神與肉體和解的方式，從瑜伽中看到了培育身體內向性的可能，此外她強調，女人和男人，女性群體和男性群體之間的愛可能是人們獲得真正的幸福的途徑。
二重性、性別差異與公民身份
伊利格瑞認為，二重性是自然的固有屬性，男人或女人都受制於各自的有限性，無法獨自代表人類整體。她批評既存的普遍性以及在該框架內被定義的理性邏輯，提出以二重的自然性為起點重構理性。既定秩序強加給兩性的模型導致男人和女人的異化。為了避免理性的過度使用，有必要構建一種回歸現實的新的普遍性。在這種普遍性中，男性放棄基於單一而非二重的精神性，不再用單一代表整體，承認人類本質由兩性構成，男性和女性都不作為整體而是作為「二分之一的人類擁有自由」。
在伊利格瑞看來，現有的對人的理解和語言都停留于基本需求層次。父權制中女性淪為財產，女人之間的關係遭到排斥，女性文化的缺失導致女人不像男人那樣擁有與其主體性匹配的身份模型。她希望建立新型文化，使得男女兩性都以主體的形式存在，如此一來兩性關係的基調是和諧而非支配-服從，這種體現主體間性的新模型通向真正的交流。為此，兩性要擺脫既有秩序中各自的身份，男性需要放棄對自然和主觀性排布的支配，女性則需要擁有主體性。她強調母女關係對構建女人主體性和定義女性文化的作用。性別差異體現的普遍性在於作為男人或女人的個體的普遍性，它擺脫了「我」（主體）與「你」（客體，他者）的敘事而構造出「我們」（既不相同也不對立的兩種主體）。
新式法律使公民身份與對財產的獲取和保護脫鉤，保證人而非財產。兩性差異代表的二重的特殊性構成了新的普遍性，它超越自然直接性，既避免一些人成為單一、唯我的主體，又防止另一些人淪為財產。金錢依賴導致人的異化，與性別差異匹配的公民法律「作為在自身和為了自身的主觀意志之間的辯證工具發揮作用」，構建這類法律有助於人們擺脫金錢的支配。公民身份對應著男、女出生時的狀態，無論男、女都生而具有成為公民的權利，這種對人的重新定義必然導致對法律的重新定義，而法律體現的正是社會運行結構的深層邏輯。
他（她）者與他（她）者認同
伊利格瑞以評價《窺鏡，論他者女人》（Speculum， De l'autre femme）一書標題的各語種翻譯為引子，評價各個標題翻譯版本的準確性，解釋她為何在名詞意義上使用l』autre一詞，說明如此命名的真正意圖，並且探問他（她）者的定義，她試圖揭示眾多他（她）者的相異性，該相異性與兩性差異呼應。如果說她在《窺鏡》一書中嘗試「構建一種讓獨屬於女性主體的辯證法成為可能的客觀性」，那麼在本書中她著重論證的則是以兩性與其自身關係的辯證法為基礎的兩性之間的不可消減性。此外，還有必要基於女性主體視角來定義女性，如此女性才能擺脫父權制強加于女性的精神性，構建出女性身份的新模型，作者認為這是實現女性解放的必要步驟。因為該模型依據的是女性的主體性，所以它必然不同於以男性為模版的中性人類模型。
在書中，伊利格瑞還嘗試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解讀女性獲取一般性身份的困難。她反思了主語人稱代詞「他（il）」和「他們（ils）」的使用並且指出，要想在同為主體的男性和女性之間建立精神性關係，就要為「他」和「她」重新賦值。伊利格瑞通過大量社會語言學調查示例，展示出日常語言中人們對「他（們）」和「她（們）」使用的不平等。在女人的成長過程中，她話語里的「你」和「我們」所指代的人呈現出從「她」、「她們」轉變為「他「、「他們」的趨勢，如果說小女孩和她母親的對話隱喻了女性原初的自我意識以及社會化之後女性自我意識的部分喪失，那麼伊利格瑞對法律和語言的關注則代表著女性在文化秩序中掙扎著擺脫客體化命運，找回失去的女性身份的努力。
大量的社會語言學調查示例為伊利格瑞論證兩性在日常語言使用方面的差異性提供了充分的論據。兩性構建關係的不同方式，對交流行為的不同界定和不同的重視程度，決定了該領域女性所寄予的希望與現實的反差。根據兩性用詞的不同傾向，伊利格瑞總結道：女性尋求交流，男性關注事物。若要把交流對象視作真正的主體繼而構建關係，人們需要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語言中的各個元素。兩性其實面臨共同的挑戰，即個性的喪失（女性被混同於「他們」，男性融入集體性），其根源在於不具有身體性的精神和真理以差異性為代價吞噬著生命的能量。我們急需澄清男女平等的訴求的真正含義，它不應該是消除了性別差異后的，都是抽象中性的男女之間的彼此相等，而應該是一種對具有性別差異卻又同為主體的男女之間的兼具自然性、精神性、文化性的新型的兩性關係的追求。我們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是通過語言培育能量，而不是消耗能量。女性和男性所處的交流困境不盡相同：女性有主動交流的意願，卻很少以同性為交流對象，在西方傳統現有的文化框架內女性的意向性指向他（們），沒有返回自身，這對實現真正的交流對話構成了障礙；遠離自然直接性和感性直接性的男性個體則被消解為一個個孤立的存在，他們之間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交流。伊利格瑞希望尋獲的是一種能促成真正意義上的交流的語言，以及一種讓男性和女性和諧共處的方式，實現該目的的路徑是對他（她）者的承認。
承認他（她）者意味著承認他（她）者的不可消減性，我與他（她）者不可等同更無法同化，他（她）者是和我一樣具有主體性的存在，我與他（她）者構成的我們包含兩個彼此平等（但絕不相等）的主體。我與他（她）者之間的差異性是絕對的，我們在忠於各自本質的前提下承認對方、彼此交流，構建更加幸福的社會。男女兩性都需意識到各自的局限，不以單一替代二重，不以部分充當整體。男性需要批判和超越那些損害主體間性以及對他（她）者的承認的工具；女性需要在性別歸屬的基礎上構建女性的主體性，通過間接性關係來克服自己與他（她）者之間中介的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