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聲的中國 陳平原著 9787100221825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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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讀人群 ：文史研究者
演說，是現代中國非常重要的文化現象之一。而這聲音的背後，有人、有文、有思想、有時代。
雖然相較於文字，聲音更易於消失於歷史的深處，但那些留存下來的珍貴演講，那些關於演講氛圍的生動描摹，那些對於演講現場的光影留念，都為我們複原了一個「有聲」的現代中國。
陳平原教授的這部新作，可以說是一次特殊的探索：通過鉤稽「演說」的變化，兼及閱讀（文字）、傾聽（聲音）與觀看（圖像）三種觸摸歷史的路徑，呈現出一個有聲有色、有動有靜的現代中國，也藉以透視整個時代的政治與文化氛圍。

內容簡介
作為「傳播文明三利器」之一，演說在晚清的興起，令人矚目。整個20世紀中國，但凡有效的思想啟蒙或廣泛的社會動員，都離不開「演說」這一利器。正因此，對於現代「演說」的研究，不僅涉及其具體內容，更牽涉演講的立意、文體、姿態、聽眾反應及傳播效果等諸多視角。而所有流傳久遠的「偉大的演說」，不僅繫於演說者的個人才華與訴求，更與整個時代的風尚與精神相契合。
正如作者陳平原教授所言：「演說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時代社會是否活躍、政治是否開明、學術是否繁榮的重要表徵。」本書亦希望藉助那些隱匿於寂靜深處的「演說」，尋找觸摸歷史的入口。

作者簡介
陳平原，廣東潮州人，文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學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所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第七屆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講座教授（與北京大學合聘）。曾被國家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1991）；獲教育部頒發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1995、1998、2003、2009、2013），以及第四屆王瑤學術獎著作獎（2016）、第四屆思勉原創獎（2017）、第十四屆文津圖書獎（2019）、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提名獎（2021）等。先後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散文小說史》《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等著作三十余種。治學之餘，撰寫隨筆，藉以關注現實人生，並保持心境的洒脫與性情的溫潤。近期出版的隨筆集包括《故鄉潮州》、《大聖遺音》、《讀書是件好玩的事》（增訂版）、《懷想中大》（增訂版）、《花開葉落中文系》（增訂版）等。

目錄
導言：聆聽演說與觸摸歷史
第一章 演說之於現代中國
一、作為「聲音」的演說
二、演說之視覺呈現
三、演說之聽覺記憶
四、演說之魅力及其可能性
第二章 晚清畫報中的聲音
一、畫/話說聲音
二、「戲園子」如何「進化」
三、與學堂、報章結盟
第三章 現代中國的演說及演說學
一、「演說學」之傳入
二、演說的定義與溯源
三、分類、技術及姿態
四、「無邊的國事」與「有聲的文學」
第四章 聲音的政治與美學——現代中國演說家的理論與實踐
一、演說之氛圍
二、演說之鄉音
三、演說之變奏
四、演說之危險
五、演說之詩性
第五章 徘徊在口語與書面語之間——工作報告、專題演講以及典禮致辭
一、偽裝成口語的書面語
二、日漸進入書面語的口語
三、文體感的缺失與重建
附錄一 孫中山關於教育的六次演說
附錄二 作為演說家的聞一多
附錄三 「演說現場」的複原與闡釋——「現代學者演說現場」叢書總序
參考書目

精彩書摘
關於演說的定義、功能、分類，這些技術性分析，更多屬於學院派的「紙上談兵」；有經驗的演說家，會根據現場氛圍以及主客關係隨機應變。談論「現代中國的演說學」，最容易達成的是基本訓練，比如聲音、姿態、表情、手勢等；至於思想、立場、學養、修辭，那是長期積累的結果，無法一蹴而就。演說確實有技巧的一面，但談論現代中國的「演說」，絕不能限於技巧，必須把「無邊的國事」帶進來，這文章才可能做深、做細、做大。
梁啟超之所以特彆強調「演說」對於改良群治的意義，很大程度基於他對中國教育現狀的了解：「大抵國民識字多者，當利用報紙；國民識字少者，當利用演說。」十年後，《圖畫日報》以圖文並茂形式表彰「上海社會之現象」，第一則便是《演說家》：「自歐化東漸，人民知西人演說之舉，最易開通知識，灌輸文明，於是皆開會演說。初惟紳學界有之，近則商界及女界亦然，且恆有請人代表者。而尤以上海為獨開風氣之先，此舉更盛。因圖之以征社會之進化，並作贊曰：」。又過了二十多年，余楠秋撰《演說學概要》，照樣呼應梁啟超這一思路：「現在的中國人，大多數是不識字，不能讀書，然而他們的耳朵，是可以聽的；吾人如果想要引這大多數的中國人，入到正軌，非先說服他們不可。」當初中國衰弱貧困，教育極為落後，「演說」顯得很重要；但今天中國，基礎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過半，為何還需要「演說」？這就說到，在接受信息、傳遞知識、培育思想方面，眼睛與耳朵各有分工。任何時代，即便滿腹經綸的學者，也都願意傾聽——假如演說很有質量的話。
這裏所說的演說的「質量」，主要不是指技巧，而是內容。所謂「振聾發聵」，指的不是音質、音高或音量。所有流傳久遠的「偉大的演說」，不僅繫於演說者的個人才華，更與整個大時代的精神氛圍相契合。有感於此，我才會在第一章的結尾寫下這麼一句：「所謂演說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時代社會是否活躍、政治是否開明、學術是否繁榮的重要表徵。」
一百年前，那位曾追隨孫中山鬧革命的留日學生袁澤民（1881—1927），撰寫了中國第一部上軌道的演說學著作，強調演說對於現代政治的功用：「上可以應援政府，指導政府，監督政府；下可以警醒社會，開通社會，改良社會。小可以結合志意之團體，大可以造就世界之輿論，利益之處，不可勝言。」這一設想，未免過於理想化。起碼在現代中國，作為一種技術及文化的演說，「警醒社會」可以，「指導政府」則做不到；至於「造就世界之輿論」，那必須背後有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
現代中國著名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孫起孟（1911—2010），曾撰有《演講初步》，提及神聖的抗戰「為我們衝破了說話的禁忌」，否則，「我們只要想一想茶館酒樓里貼著『莫談國事』條子的時候是怎樣一番光景」，就明白演說的邊界與局限。演說並不透明，聲音背後有人、有文、有制度。借勾稽演說的變化，來透視整個時代的政治及文化氛圍，未嘗不是一個好主意。

前言/序言
談到聲音，我指的是在晚清以降，大概100多年影響中國人日常生活及文學表達的一種特殊形式——演說。學者們走出書齋面對公眾發言，是他們所採取的一種姿態和策略。今天討論的是，走出書齋對大眾發言的中國現代學者，其姿態如何影響到日後文章的變革。
將學校、報章、演說並列為「傳播文明三利器」，如此時尚的晚清話語，發明權要歸於日本人犬養毅；而突出渲染「演說」的功用，則屬於梁啟超的精彩發揮。戊戌變法雖然功敗垂成，但藉助中外演說發展的大勢頭，日漸成為晚清志士乃至整個社會的共識。
1904年，秋瑾撰《演說的好處》，稱報紙之外，「開化人的知識，感化人的心思，非演說不可」，她還列舉了演說有五大好處。在1902年到1904年間，國內有許多報紙提倡演說的好處。《益森畫報》1907年第五期上刊出一幅《廝役演說》。作者敏感地將同為新學象徵的「讀報」與「演說」，置於「女學堂」門前，徹底落實了「傳播文明三利器」的設想。
「演說」作為一種知識傳播方式，甚至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文章變革。
和普通的白話文一樣，述學之文同樣面臨自我更新的使命。實現這一使命的，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一是嚴復、梁啟超、王國維等積極從事的輸入新術語、新語法乃至新的文章體式，藉以豐富漢語的表達能力。可還有一條小路，比如章太炎、梁啟超、劉師培、蔡元培以及魯迅、胡適等人的講學，面對新的讀者趣味和時代要求，提升了現代書面語的學術含量，為日後「白話」成為有效的述學工具，作出了獨特的貢獻。述學文章採用白話，尤其是長篇議論文的進步，是白話文運動得以成功的至關重要的一環。
「演說」一旦入文，釀成了現代中國文章的兩大趨勢，一是條理日漸清晰，二是情緒趨於極端。原先以典雅淵深著稱的文章，如今變得直白淺俗；更值得關注的是，演說使文章表述趨於誇張，或尖刻，或奇崛，全都劍走偏鋒。演講的 「現場感」與「聽眾的壓力」，很可能一直延續到書齋，滲透在思維以及筆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