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之詩-從希臘主義到策蘭 (精) (美)喬治.斯坦納 9787559858184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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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讀人群 ：大眾
【本書賣點】
1 全面、細緻地梳理了西方哲學與文學複雜關係的歷史，為這個重要而煩難的問題清理出輪廓。
2 本書的討論遍及西方從公元前到20世紀的多位偉大作者，包括但不限於：赫拉克利特、盧克萊修、但丁、笛卡爾、黑格爾、馬克思、柏格森、弗洛伊德、維特根斯坦、博爾赫斯、薩特、海德格爾、策蘭
3 作者喬治·斯坦納是當代傑出人文主義知識分子、文藝批評大家，書中俯拾皆是他精彩而獨到的觀點。
【編輯推薦】
哲學與文學的關係如何？此等大哉問或許只有斯坦納這樣的老派知識人能遊刃有餘地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信手拈來一位名家或即將被遺忘的作者、一部巨著或埋藏在故紙堆中的殘篇。他的講述始於哲思與詩韻交融的前蘇格拉底時代，隨波流經西方思想史上諸位巨人，文學與哲學的力量在他們身上或對抗或糾纏，散發著各色光彩，最終卻逸散在技術時代的信息爆炸中。斯坦納深厚的學養和如今已顯得稀罕的博雅氣質或能讓敏銳而不失溫柔的讀者心有戚戚。

內容簡介
作者
〔美〕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1929—2020），當代傑出人文主義知識分子、文藝批評家、翻譯理論家，著有《語言與沉默》《巴別塔之後》等。
譯者
遠子，青年作家。著有短篇小說集《白日漫遊》、詩集《室內流亡》，譯有《道德故事集》《達摩流浪者》等。

作者簡介
斯坦納認為，整個西方哲學史中藏著一條文學的暗線，所有思想論說都蘊含風格、形象、韻律和聲調，偉大的哲學與文學一刻不停地互動、爭競著。
本書即斯坦納圍繞哲學和文學的關係所展開的闡述。這段複雜而迷人的關係起始於赫拉克利特的隱喻閃電，途經柏拉圖與自身文學才華的對抗、笛卡爾優雅而克制的文法修養、黑格爾辯證法的舞台化身、維特根斯坦的述行教誨一路蜿蜒曲折至海德格爾與策蘭從歷史迷霧中發出的*強音，並*終消弭在新千年後的噪雜中。

目錄
前言3
111
223
365
487
5105
6163
7221
8279
9307
譯後記315

精彩書摘
當柏拉圖提議驅逐歌手和悲劇作家（儘管他和聖保羅一樣，引用了歐里庇得斯）時，當他挑起與騙人的荷馬的爭吵時，他也許是在最深層次上與自己搏鬥。他試圖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阻止戲劇大師、神話創造者和天才敘述者靠近。然而，即使在極其抽象的《泰阿泰德》和《法律》的沉悶論述里，文學藝術的引力也清晰可見。請留意《泰阿泰德》中引發知識討論的場面調度。始終存在的誘惑和威脅是，風格、模仿藝術，以及文學技巧對形而上學、政治學或宇宙論問題的干擾。嚴謹的思想家，傳授通行觀念的教師，邏輯學家和數學的頌揚者，都在與富有創造力和充沛靈感的作家搏鬥。
這一鬥爭尤顯激烈，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講，參戰雙方都熟知彼此的和諧或密切關係。哲學與自然語言密不可分，它會吸收或設法消除文學那富於魅力的吸引力。柏格森便屈服於這種吸引力，他與普魯斯特的不穩定關係因此而生，威廉·詹姆斯與亨利·詹姆斯之間也存在著類似的麻煩。斯賓諾莎、維特根斯坦極度抗拒這種吸引力。海德格爾則近乎專制地堅信，哲學將錘鍊出自己的習語，從而克服這一普遍的二元分立和內部斷裂。然而，即使在海德格爾處，荷爾德林的存在既是模範，也是抑制。
詩與辯證法的張力，意識的分裂在柏拉圖的作品中隨處可見。空擊練習（shadow-boxing）是關鍵。在《斐德羅》和《第七封信》中，書面文字的實踐及其與文學的功能性關係遭到了質疑。因為寫作弱化了記憶的開創性地位和資源。它把人為的權威奉若神明，阻礙了質疑、異議和糾正的有益即時性。只有允許插話的口頭（viva voce）交流才能收穫富有成效的論戰，或達成共識。寫下的字母和文字是福禍參半之物。蘇格拉底便不寫作。很難知道這些敏銳的批評有幾分鄭重可言，畢竟諷刺是柏拉圖常用的手法，即便在其論點最具權威口吻的部分，也能找到幽默的蛛絲馬跡。這種對寫作的指責竟源自一位卓越的作家。莎士比亞《雅典的泰門》結尾處插入的「語言已終結」的宣言，也多少帶有自我否定的味道。蘇格拉底棄絕著述，這對柏拉圖，對他塑造和戲劇化其師的文學天賦，構成了壓力。
《伊安》中的諷刺和揶揄妙趣橫生。那個史詩吟誦者、恍惚出神的吟遊詩人—很像莫里哀筆下的人物—沒有意識到他所經受的解構。他不會駕馭小帆船，卻試圖描述在暴風雨中顛簸的大商船。在天真的虛榮中，伊安為謀略家和英雄辯護。他以神啟的靈感來證明這一不稱職的技藝的正當性，而這實際上是幼稚的瘋狂，其言行有如《仲夏夜之夢》里的瘋子和戀人。在這部如此直接針對荷馬的早期諷刺作品里，被抨擊者帶來的歡樂多於危害。而在《理想國》和《法律》中，情況就黑暗得多。
在我看來，《法律》817b段既明確又晦澀。這一段經常被忽略，即便是將這最後一篇對話視為正典的列奧·施特勞斯及其弟子。當被問及在柏拉圖設計的城邦里為什麼沒有悲劇作家（儘管他們聲望很高）時，那個雅典人回答道：
我們自身就是一部悲劇的作者，而且它是我們所能寫出的最美和最好的悲劇。我們的整個政體就是對高尚和完美生活的戲劇化構建，它事實上就是我們認為的最真實的悲劇。你們誠然是詩人，但在最優秀的劇作上，我們也是同一風格的詩人，是互為對手的藝術家和演員。而這樣一部戲劇，只有在真正的法律的規定下，才能製作出來。
柏拉圖在這部「令人震驚的對話錄」（托馬斯·潘戈〔Thomas L Pangle〕語），尤其是在這一段里，想要告訴我們什麼呢？對此我沒有找到令人滿意的解釋。
現代語境中的某些說法也許可以帶來一抹微光。克羅齊認為政治行動是「宏大的、可怖的」，並最終是悲劇性的—當然這也許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迴響。戈培爾在1933年5月鼓吹「德國劇院的任務」，他宣稱「政治是最高的藝術，因為雕塑家只塑造石頭，死的石頭，詩人只塑造字詞，字詞本身就是死的。而政治家塑造群眾，給他們法規和結構，讓他們在形式和生活中呼吸，一個民族就是這樣從中誕生的」。在最後的筆記中，漢娜·阿倫特說柏拉圖的城邦比任何文學都更能保護和傳遞記憶，更能確保後代的聲望。但同樣，這段陳述也是對柏拉圖的改寫。伯里克利離我們的源頭更近，他斷言雅典不再需要荷馬或德謨克利特，人類將通過「最高藝術」（即政治的藝術）來獲得成就感。馬基雅維利的共和主義也呼應了這一觀點。
這不是忽視了文本中的關鍵嗎？即其中的角力、對抗的親緣關係。「我們也是同一風格的詩人，是互為對手的藝術家和演員」不管怎麼鼓舞人心，詩歌都不僅是顛覆性的：它甚至是多餘的，因為政治理解和對「真正的法律」的編訂已經包含了戲劇中最好的東西。它們以社會秩序、成熟制度的理想和實踐，提供合理的感知力，比那些虛構的模仿性法律更豐富、成熟（弗洛伊德的標準）。人們再一次意識到，柏拉圖致力於控制或者說收編—本·瓊生（Ben Jonson）會稱之為「吸收」—自己身體里那個偉大的文體家和劇作家。他試圖消除思想家和詩人之間的距離，但此舉對前者更有利。
但正如柏拉圖作品中經常出現的那樣，一種更廣闊的意涵在地平線上徘徊，如同日落後的光亮。即使在最好和最真的政治中，正義之城的建立最後也將是一場「最真實的悲劇」。政治不可避免地屬於偶然和務實的範疇，它因此是短暫的，最終註定要失敗。柏拉圖說這些話的時候已經上了年紀，成為君王的立法者和顧問的夢想也已在西西里被兩度擊碎。有什麼舞台悲劇，有何種詩意的悲愴可以比得上在斯巴達勝利者洗劫米利都、羞辱雅典之後留下的道德和心理上的荒蕪？
儘管如此，無論內心如何矛盾，柏拉圖還是無法逃避他的文學天賦。他已經無法和他那些以戲劇手法和充滿神話的語言寫就的對話相分離。同他的哲學相比，沒有哪種哲學是如此徹頭徹尾的文學。「互為對手的藝術家」，他自己就是競爭雙方。

前言/序言
前言
聾啞人的哲學概念是什麼？他的形而上想象是什麼？也許除了形式（數理）和符號邏輯之外，所有的哲學行為、每一次思考嘗試，都不可避免是語言的。它們通過話語中的、詞語和語法編碼中的一個個動作來實現，或受其挾持。哲學命題，論證的表達和交流，不管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都受制於人類語言的執行動力和局限性。
從這種賦權的束縛中掙脫出去，這一模糊而持久的渴望（斯賓諾莎的欲求〔conatus〕），可能潛藏在所有哲學，且幾可確定潛藏在所有神學之中。實現這一渴望的途徑是將自然語言調整得具有數學的重言式（tautological）精確性、清晰性和可驗證性（這種冰冷而熱切的夢想糾纏著斯賓諾莎、胡塞爾和維特根斯坦）；或者更神秘地，回到先於語言本身的直覺中。我們不知道這種直覺是否存在，以及思想能否存在於言說之前。我們在藝術和音樂中理解到涵義（meaning）的多重力量，以及意義（sense）的種種具象。在蘇格拉底和尼採的哲學場景里，音樂始終具有無窮無盡的含義，且排斥翻譯或改寫。然而，當我們在引證美學表徵和音樂形式的「意義」時，我們是在使用隱喻，並或多或少地採用隱蔽的類比。我們將它們封進言語的控制性範圍內。因此，在普羅提諾（Plotinus）那裡，在《邏輯哲學論》里，反覆出現的比喻是如此迫切，以至於其要點、其哲學要旨就在於那些未被說出、在字裡行間未被言說之物。那些可以被清晰講出的東西，那種假設語言或多或少與真正的洞見和顯露相一致的觀點，實際上可能揭示出的是原始的、頓悟式認知的衰退。這也許暗示著一種信念，即在早先的、「前蘇格拉底」的境遇中，語言更接近直接性的源泉，更接近明亮的「存在之光」（海德格爾語）。不過，並沒有任何證據支持所有這類亞當式特權。我們這種「語言動物」（古希臘人對人的定義），不可避免地居住在詞語和語法工具的受限的無限之中。邏各斯（Logos）在其本源處將詞語與理性等同起來。思想確實可能被放逐。但果真如此的話，我們不知道，或者更準確地講，我們無法說出它從何處被驅離。
由此可見，哲學和文學佔據了同一個雖最終受限的生成性空間。它們的述行手段完全相同：詞語排列、句法模式和標點符號（一種微妙的資源）。無論一首童謠還是一部康德的批判，一本廉價的小說還是《斐多篇》，情形都是如此。它們都是語言行為。那種認為抽象思想可以被舞蹈出來的觀念（如尼采或瓦萊里所秉持的），是一種寓言的附會。言辭，可理解的發音就是全部。它們共同尋求或抵抗轉換、意譯、直譯以及每一種傳播或背叛的技巧。
內行一直都明白這一點。薩特承認，所有哲學里，都存在「隱藏的文學散文」。阿爾都塞認為，哲學思想「只能隱喻地」實現。維特根斯坦也一再聲稱（不過有多認真呢？），他的《哲學研究》應該用詩體來寫。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則指出了由哲學與詩歌彼此引發的關鍵困難，「它們合在一起就是困難本身：言之成理（making sense）的困難」。該習語指出了癥結所在，即意義的創造和理性的詩學。
一直都較少被闡述的，是言語形式、風格對哲學和形而上學計劃的持續不斷的形塑壓力。一個哲學主張在哪些方面是（哪怕是在弗雷格邏輯的直白中）一種修辭？有沒有哪種認知或認識論體系，能夠脫離它的文體慣例，脫離其時代和環境中流行或受到挑戰的表達類型而存在？笛卡爾、斯賓諾莎或萊布尼茨的形而上學，在多大程度上受制於晚期拉丁語複雜的社會和工具層面的理想，受制於現代歐洲的拉丁語性（這有一部分是人為的）的要素及其潛在的權威性？在其他方面，哲學家則著手分析一種新語言，一種專屬於其意圖的個人語型。不過這種體現於尼采或海德格爾處的努力本身就被雄辯的、會話的或審美的語境佔據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的「表現主義」即是明證）。如果沒有超現實主義和達達主義發起的文字遊戲，沒有自動寫作技巧的影響，便不會有德里達。還有什麼能比《芬尼根守靈夜》或格特魯德·斯泰因優雅精巧的發現「那裡不再有『那裡』」（there is no there there）更接近解構呢？
我想要考量（以一種免不了片面和暫且如此的方式）特定哲學文本中的這種「風格化」面向，以及這些文本經由文學工具和風尚的生成。我想要指出詩人、小說家、劇作家，他們與公認的思想家的互動和競爭。「既要做斯賓諾莎，也要做司湯達」（薩特語）。這種親密與互不信任在柏拉圖那裡成為典型，又在海德格爾與荷爾德林的對話中復活。
這部隨筆最初源自一個猜想，但我發現它很難用語言表達出來。音樂與詩歌之間的密切聯繫是老生常談了。它們共享一套重要範疇：韻、分句法、節奏、響度、聲調和小節—正所謂「詩的音樂」。給音樂寫詞，或為詞配樂，都是在共有的原材料之上的實踐。
那麼在某種類似的意義上，是否存在「一種思想之詩，思想之音樂」，比附著于語言的外在使用，附著于風格的東西更為深刻？
我們傾向於以未經思索的寬泛和慷慨來使用「思想」這個術語和概念。我們將「思考」的進程附著在一種熱鬧的多樣性上：從潛意識、（甚至睡眠中）內心漂浮物的混亂激流到最嚴謹的分析過程；既包括不間斷的日常絮語，又包括亞里士多德對心靈或黑格爾對自我的集中沉思。在通常的說法中，「思考」被民主化了，它普遍存在、無需許可。然而，這從根本上混淆了截然不同，甚至互相對立的現象。得到嚴謹定義的—我們缺少一個標誌性術語—深思熟慮是罕見的。它所需要的自律，對便易和無序的棄絕，是絕大多數人很難或根本無法企及的。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無法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