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工作與政策執行-精準扶貧中地方政府的組織與行為 徐明強 9787511743732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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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研究功底深厚，寫作態度認真負責。研究素材大多來自作者在貧困山區開展調研得到的第一手資料，引用文獻翔實豐富，真實可信。書稿論證充分，邏輯結構嚴謹。

內容簡介
本研究以精準扶貧的地方案例為基礎，通過「組織—行為」分析，概括地方政府在精準扶貧政策執行中所體現的治理模式。
鑒於當前學界對運動式治理大多秉持轉型思維，本研究提出「運動式治理的演化模式」，以此描述地方政府在執行精準扶貧政策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組織和行為特徵。
在可預期的未來一段時期內，這種以政治動員為動力、吸納現代治理手段的治理模式並不會消失，而是會發生進一步的演化，作為政府能動性的體現，嵌入「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當中，成為地方政府政策執行的重要方式。

作者簡介
徐明強，現就職于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先後在東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獲法學學士、法學碩士和法學博士學位。當前主要從事地方政府過程、鄉村基層治理等領域的研究與教學工作。

目錄

目錄
導 論
第一章 常規時代的扶貧工作及其政治化
一、 新中國扶貧政策的宏觀變遷
二、 常規工作時期的扶貧微觀歷史
三、 從常規工作到中心工作的轉變
四、 本章小結: 精準扶貧的政治化
第二章 脫貧攻堅指揮部與科層組織重構
一、 指揮部的 「中樞系統」與權威提升
二、 指揮部的 「辦組系統」與組織吸納
三、 「下派幹部」與指揮部的層級延伸
四、 本章小結: 比較視野中的指揮部
第三章 扶貧搬遷與地方政府的生活介入
一、 「扶貧搬遷」的實踐過程
二、 「社區工廠」與搬遷戶的生計保障
三、 政府介入農民生活的公平性風險
四、 本章小結: 國家權力與農民生活
第四章 產業扶貧與地方政府的市場銜接
一、 產業扶貧的政策流變與問題焦點
二、 類型一: 產業獎補
三、 類型二: 主體帶動
四、 類型三: 集體經濟
五、 本章小結: 產業扶貧中的政府角色
第五章 幹部幫包與地方政府的情感聯繫
一、 幹部幫包的制度源流與當前形態
二、 幹部幫包的制度初衷與功能定位
三、 幹部幫包的執行狀態與實踐差異
四、 本章小結: 聯繫群眾與制度化情感
第六章 督查考核與政策執行的外在壓力
一、 督查考核的制度安排
二、 地方政府的「應對策略」
三、 考核督查與文牘主義
四、 本章小結: 督查考核的多重後果
第七章 結語: 「運動式治理的演化模式」
一、 實踐功能與具體機制
二、 適用範圍與功能邊界
三、 結構定位與發展方向
四、 本研究的不足與拓展
參考文獻
附錄Ａ 本文主要訪談對象
附錄Ｂ 林縣Ｗ型地貌特徵圖片
附錄Ｃ 橋鎮駐地地貌特徵圖片
後記

精彩書摘
第七章 結語：「運動式治理的演化模式」
從運動式治理向常規治理轉型，一直被看作中國國家治理的應然趨勢，也被看作政策執行模式的發展方向。但通過對林縣精準扶貧的過程描述可以看出，當前精準扶貧的政策執行(即地方政府的貧困治理)並沒有完全遵循既有的轉型思維，而是在吸納常規治理手段的同時，依然保持了較為明顯的政治動員特徵。儘管存在各種各樣的不足，但這種政策執行模式基本完成了預期目標，產生了較好的減貧績效。鑒於當前學界對運動式治理大多秉持轉型思維，本研究提出「運動式治理的演化模式」，描述地方政府在精準扶貧政策執行過程中所體現的組織與行為特徵。在筆者看來，在未來可預期的一段時期內，這種以政治動員為動力，吸納現代治理技術的治理模式並不會消失，而是會不斷調整，嵌入「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當中，成為政府能動性的體現。
本章立足林縣精準扶貧的實踐過程，對「運動式治理的演化模式」進行理論總結。具體包含四個部分。一是總結「運動式治理的演化模式」在貧困治理中發揮的實踐功能以及發揮實踐功能的具體機制，這是「運動式治理的演化模式」的正麵價值。二是分析「運動式治理的演化模式」的適用範圍和功能邊界，明確「運動式治理的演化模式」可以適用的領域和不宜適用的領域，能夠完成的目標和難以完成的目標，以此說明「運動式治理的演化模式」的「條件性」和「有限性」。三是從類型定位和未來發展的角度，解釋「運動式治理的演化模式」與傳統運動式治理、常規治理之間的屬種關係，指出這一治理模式在「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下進一步演化的方向。四是說明本研究在案例選擇、資料獲取、價值傾向等方面的不足，提出進一步拓展的空間。其中前三點可以看作本研究的發現與結論，第四點是對本研究的評估與展望。
一、實踐功能與具體機制
在筆者看來，地方政府在精準扶貧政策執行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組織與行為特徵(即「運動式治理的演化模式」)，具體功能大體上可以分為推進政策執行、塑造幹群關係、鞏固政治合法性三個層次。
一是實現減貧脫貧的政策執行功能。在現行標準下實現貧困人口全面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這是中央給精準扶貧政策定下的基本目標，也是地方政府需要完成的首要任務。從實踐情況來看，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夠完成這個目標，其原因主要就在於，在「運動式治理的演化模式」下，地方政府有更大的能動性。一方面，得益於政治動員的推進，國家加大了對精準扶貧的資源投入力度，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財力物力開展各項扶貧措施，地方幹部也被動員起來，深入一線執行扶貧政策。另一方面，在強調政治動員的同時，地方政府又調整了具體的扶貧思路，加入了很多新的、具有現代化特徵的治理手段，例如，通過扶貧信息系統強化數字能力，實現了「數目字管理」；採用易地搬遷、產業扶貧、結對幫扶等新的扶貧方式，給貧困戶提供更具根本性的生活改變，更具穩定性的收入來源，更具制度化的幫扶措施，實現了貧困治理績效的長效性。
二是通過精準扶貧重新塑造了幹群關係，扭轉幹部官僚化趨勢。這是精準扶貧的隱含功能，其核心內容就在於通過政治化的幹部動員，將「高高在上的幹部」推到最艱苦的農村地區，以此來扭轉幹部官僚化、特權化的發展趨勢。例如，在精準扶貧過程中，地方政府就通過「幹部幫包」的方式，讓扶貧幹部和貧困戶結對子、交朋友，扶貧幹部深入貧困戶家中了解貧困戶的生產生活狀況，協助貧困戶申請各種項目補貼，鼓勵貧困戶樹立起自立自強的意識，督促貧困戶發展適合自身條件的扶貧產業。通過這種「面對面交流、手拉手談心」的方式，在幹部和群眾之間重新建立起人格化、特殊化、情感化的人際關係，以此來扭轉幹部隊伍內部存在的等級秩序和特權觀念，將等級化、特權化的「官僚」重新塑造成能夠深入群眾、服務群眾的「幹部」。
三是以改善民生為抓手鞏固政治合法性。一方面是在國內層面。中國政府將提高人民福祉、改善民生狀態作為自身使命，以這種方式來證明政治合法性。精準扶貧也是這一思路下的產物，通過政治動員，將國家提供的反哺資源分配到貧困地區，提高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水平，改善貧困群體的生活狀態。在這種大規模的脫貧成果之下，貧困群體(也包括非貧困群體)就可能出現「精準扶貧—生活改善」的心理歸因，進而出現「感黨恩—知黨情—跟黨走」的情感邏輯。這種實質意義上的合法性可能要比形式合法性更符合中國普通群眾的心理認知。另一方面則是在國際層面。大規模降低貧困人口比例，是中國政府承擔大國責任、樹立大國形象的重要體現。這種大規模的資源投入、高強度的政治動員、全方位的扶貧措施，不同於西方國家採取的扶貧思路。更為重要的是，良好的減貧績效向國際社會證明了中國政治體制在解決貧困問題上具有特定的優勢。這是從特定的貧困治理領域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