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初德語文學中的動物他者 余傳玲 9787576507782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簡介
餘傳玲，德語語言文學博士，四川外國語大學德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德語文學及文化學。主持重慶市社科規劃項目，重慶市研究生和本科教改項目，校級科研和教改項目多項，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

目錄

導論
第一章 人類學差異與他者概述
第二章 歌德《中篇》中人類政治秩序下的”赤裸生命”
第三章 豪夫《作為人的猴子》中”界限式形象”之想像
第四章 霍夫曼《雄貓穆爾》中人與動物身份的倒置
結語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19世紀初德語文學中的動物他者》：
（三）反傳記中的主體消解
19世紀，長篇小說在德國逐漸成為最受歡迎的文學體裁。一方面，隨著印刷術的普及和閱讀文化的興起，文學作品能夠得以廣泛傳播並且不再以公共朗讀為主要流傳方式，這樣一來，閱讀成為一種個體行為；另一方面，隨著市民階層的不斷壯大，閱讀和寫作成為他們的精神需求，而長篇小說則是最能表達他們所思所想並反映社會現實的有效途徑。古典文學形式中的英雄被長篇小說中的主人公所取代。長篇小說通過對人物的細緻刻畫和對情節 的驅動來展現一幅生動的社會現實場景。長篇小說的作者試圖以文字為讀者提供一種建立在完整性上的存在體驗，更加注重人物角色的認同性和情節 的完整特徵。然而，霍夫曼的這部長篇小說《雄貓穆爾》則完全顛覆了這一範式，從結構上解構了這種完整性和認同性。首先，如前文所提到的，這部小說本身是個殘篇；其次，小說的主體，雄貓穆爾的自傳部分的敘述又因為克萊斯勒傳記部分的插入而不斷地被中斷，其完整性也被破壞。這種斷裂和多重的敘事方式本身就暗示了主體和身份認同的不可能性。最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雄貓穆爾和克萊斯勒兩部分分別以自傳（同時也是成長小說的模式）和傳記的形式出現。自傳、傳記、成長小說，這些文學體裁都是市民文化初期最主要的建構主體和身份認同的文體。然而，恰恰是用以建構主體和身份認同的文體最後解構了主體和身份認同。
18至19世紀的西歐，啟蒙運動推動了個體意識的發展。在德國，隨著市民階層的崛起，他們對於獲得教育的渴望日益增長。他們希望通過教育和成長進入社會秩序，從而參與社會話語。這種市民的”人世”經歷正是大多數成長小說的主題。歌德的《威廉 邁斯特的學習時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便是典型的成長小說。主人公在經歷了事業與愛情的挫折和失望後，逐漸尋找到內心世界與現實世界的結合點，從而找到新的生存方向。這種”正向的”成長模式最終使人達到一種個體與世界的融合與和諧，從而建構起主體和身份認同。而雄貓穆爾的成長則是對這一經典模式的戲仿。用人的對立面——動物來作為成長小說的主人公，這本身就體現了一種矛盾和無解。雄貓穆爾試圖通過教育達到所謂的文化，即去除動物性。然而事實卻是：在動物性的饑餓與愛的現實中，一切意義建構都是虛假的，幻想的。穆爾身上所顯示的最大特點便是原始的身體欲望——食欲——的不可掩飾性，身體的存在是存在本身，而文化則可能是虛偽的。穆爾在開篇談到詩人的創作時便說：”可沒有一個詩人會談論他的腳（即使他像我一樣也有四隻腳），只會談論他的翅膀，雖然它們並非長在他身上的，而只是一位心靈手巧的機械師的裝置。”腳與翅膀，一個在地，一個在天，就好似身體和精神，而克萊斯勒則將其比喻為牢籠與自由。縱觀穆爾的整個成長過程，都與食欲緊密相關：它初到亞伯拉罕師傅家，它與母親的相遇並交談，它學習和創作的詩歌內容，它在世間的遭遇，它的愛情經歷，它對朋友穆齊烏斯的懷念，以及最後回到師傅家對詩歌的潛心研究，無一不與食欲相關。雄貓穆爾在小說開篇出現的形象猶如一個浪漫的靈魂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它掌握了所有與浪漫相關的概念：自然、夜、渴望、愛。但同時，這種美學姿態又總是被不偽裝的動物性所破壞。?例如小說一開始出現的”鴿子”和”夜”這兩個浪漫元素，喚起了它的渴望。不過，很快我們就發現，它的這一渴望就是”食欲”：”某種強烈的食欲以不可抗拒的威力將我拉了過去！”也就是說，浪漫式的話語出現並昇華，然後猛然間被由本能驅使的動物性所中斷。再看一例：穆爾在閣樓抒發對祖國的愛時說道：”哦，閣樓啊，你慷慨大方地把某些小耗子施捨給我吧。此外，讓我在煙囪裡獲得一些香腸，大塊的肥肉，讓我逮住一隻麻雀，或者甚至讓我窺伺到一隻小鴿子。哦，祖國啊，我對你懷有強烈的愛！”而當它聽說母親米娜常常食不果腹時，它決定將一塊美味的鯡魚頭帶給她。可是，接下來的一句”哦，食欲，你的名字是雄貓！”又暴露了它的本性，於是它自己吞食了這塊鯡魚頭。之後，它雖然心生愧疚，但最終看清，”什麼叫作食欲，反抗天性乃是一種罪過”。在穆爾創作的眾多首詩歌中，也處處隱藏著它的食欲念頭，比如它在描寫火災時的最後一句是：”希望還在——我聞到了烤肉的香味”，又或者在描寫對朋友的懷念時寫道：”是的，每次吃烤肉，每次吃魚時，我都想起你來！”

前言/序言
如果我們按照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 韋伯的定義，把文化理解為人為自己編織的一張”意義網”，那麼，文化學的意義正是在於探究這張網的不同節 點乃至整個體系，探究它的歷史生成、運作機制及對人的塑造功能，探究它如何影響了歷史中的人對自身以及世界的理解。
誠然，探究這樣一個網絡的整個體系，或者用德國文化學倡導者的話說，人的”所有勞動與生活形式”這樣一個宏大工程，對於一個個體來說，是無法完成的事情。因此，從文化學所統領的跨學科的視角出發，探究這張網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具體節 點，或者說一個文化體系的具體側面，則可揭示其運作方式並為觀察整個文化體系提供有益的啟發。
如果我們嘗試用一兩個關鍵詞籠統概括20世紀後半葉以來德語文學研究範式的轉換，那麼在20世紀50年代佔據主導地位的是”文本”“形式”，60年代是”社會”“批判”，70年代是”結構”“接受”，80年代是”話語”“解構”，90年代至今便是”文化”。
而任何籠統的概括，都有掩蓋發展本身所具有的複雜性的嫌疑。因為湧動在這些關鍵詞之下的是歷史進程中的一系列對話、碰撞、轉換機制。正是這一發展促成了所謂”文化學轉向”。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對文化的研究已經成為研究領域的一種基本範式。儘管對文化問題的關注與探討，在它被稱為”文化研究”的英美國家與被叫作”文化學”的德語國家有著不同的歷史語境與出發點——在社會等級與種族問題較為突出的英美國家主要針對的是所謂高雅與大眾文化的差異和種族文化差異問題，而在殖民主義歷史負擔相對較輕、中產階級占主導地位的德國主要側重學科的革新，其核心標誌是對中心主義視角秩序的顛覆與學科的開放。
以瓦解主體中心主義為目標的後結構主義賦予了他者重要的建構意義，這種”外部視角”將研究的目光引向了以異質文化為研究對象的人類學或民族學。美國文化人類學重要代表人物克利福德 格爾茨（Clifford Geertz）提出的”深描”文化闡釋學，嘗試像解讀文本一樣探索文化的結構，突出強調了對文化理解過程具有重要意義的語境化。將”文化作為文本”來解讀也就構成了文化研究的關鍵詞。這一做法同時為以文本闡釋見長的文學研究向文化領域的拓展提供了新的路徑，成為福柯影響下關注”文本的歷史性與歷史的文本性”的新歷史主義的文化詩學綱領。
那麼，對於文學研究而言，文學的虛構性與文化的建構性之間是怎樣的關係？將文學文本與文化文本等同起來，是否恰恰忽略了文學的虛構性？作為文化體系組成部分的文學，一方面選材于現實世界，另一方面又擺脫了現實意義體系的制約，通過生成新的想像世界而參與文化的建構。相對于現實世界，文學揭示出另一種可能性、一種或然性，通過文學形象使得尚無以言表的體驗變得可見，從而提供新的經驗可能。正是基於現實篩選機制，文學作品提供了豐富的歷史材料來源。有別於注重”宏大敘事”的政治歷史考察的傳統史學，文學作品以形象的方式承載了更多被傳統歷史撰寫遮蔽或邊緣化的日常生活史料，成為豐富的歷史與文化記憶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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