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文學的十二副面孔 賀江 9787536099753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深圳文學的十二副面孔》通過對深圳文學「十二副面孔」的書寫，試圖勾勒出深圳文學鮮活的文學現場和文化生態。
《深圳文學的十二副面孔》全書共分為上、下兩編。上編選取了活躍在深圳文壇上的6位代表性作家——鄧一光、楊爭光、蔡東、薛憶溈、盛可以、吳君，探討他們的寫作之於深圳文學的重要性和獨特性：下編選取了6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文學現象及「事件」，比如「1986年」「31區」「內刊」「70后」「本土」「健忘」，管中窺豹，發現深圳文學的「內在秘密」，呈現深圳文學的別樣風景。

作者簡介
賀江，文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后，中國人民大學訪問學者。現任深圳市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深圳文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深圳文學與歐美文學。在《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當代文壇》等刊發表文章若干，主編《天空之上的另一個天空——蔡東作品評論集》《那些與我無關的東西——盛可以作品評論集》《突然顯現出來的世界——薛憶溈作品評論集》等多部「深圳文學研究文獻系列叢書」。

目錄
緒論：「深圳文學」的邏輯起點
上編
面孔一：鄧一光
面孔二：楊爭光
面孔三：蔡東
面孔四：薛憶溈
面孔五：盛可以
面孔六：吳君
下編
面孔七：1986年
面孔八：31區
面孔九：內刊
面孔十：70后
面孔十一：本土
面孔十二：健忘
後記

精彩書摘
《深圳文學的十二副面孔》：
蔡東的小說很特別，她從不描寫那些規模宏大的東西，關於國家、歷史、戰爭、大災難這一類題材，在她的小說中沒有容身之處。蔡東更多的是關注日常生活中的「小變動」，情感世界的「小波瀾」。她把小說的場景放在兩個地方：深圳和留州。前者是她目前的工作之地，後者是她虛構的家鄉，是其成長與求學之地。有人把留州看成是蔡東的精神場所——後花園，認為留州是對大都市生活的反抗，其實，這是一種誤讀。蔡東在一次討論會上說，「深圳和留州根本就是一個地方，它形不成對抗」。這是什麼意思呢？其實很簡單：無論是深圳還是留州，在蔡東的筆下，都是一種內涵豐蘊的獨立存在，有著豐富的精神寓意，並不依靠任何其他「填充物」，也更不需要讀者進行「互文式」的解讀。
蔡東小說的主人公都是有著七情六慾的現代人，無論是為了一套周轉房而不斷進行「受辱訓練」的柳萍，還是為了讓職稱更上一步而「左右逢源」的李燕，或者是感情處處受挫的胖女人張倩女，甚至是對凈塵山充滿無限嚮往的勞玉，她們的遭遇可以說每天都在我們的城市中上演。蔡東的厲害之處是，她對這些「小人物」投入了大量的「熱情」，她們的一舉一動，一笑一顰，無奈與絕望，掙扎與努力，都置於放大鏡下，做精準的刻寫，從不敷衍了事。這種「熱情」，讓我們在讀蔡東的小說時，感覺到她的用詞恰到好處，語言表達簡潔犀利。三言兩語，人物就活靈活現了。
蔡東特別擅長對比聯想的寫法。對比是把人物的前後遭遇對照起來，聯想是用一件事引出與之相關的事。而對比聯想寫法，是指蔡東總能夠在人物的前後比照中讓你產生無限遐想，帶來回味無窮的感染力。最典型的是《凈塵山》里的一段描寫。當肥胖的張倩女和瘦小的潘舒默終於睡在了一起，蔡東描寫他們之間的「化學反應」時用各種食物來代替：麵包內瓤、藕粉、甘筍青檸檬汁、豆腐腦、雞蛋羹、慕斯蛋糕、紅燒櫻桃肉簡直是嘆為觀止。
讀蔡東的小說，時常讓我想到張愛玲，另一位對都市女性有著精準深刻描寫的女作家。和張愛玲比起來，蔡東的語言可能沒那麼老到，但蔡東的最大優勢是，她的小說是「溫暖的」，有溫度的。即使她寫盡了人世的滄桑，寫出了現實生活的各種重負與無奈，但小說里仍然流露出些許的溫情與期待。舉個例子，在《斷指》里，余建英的生活在她將近50歲時，迎來了大改變。她的丈夫因外遇丟掉了工作，還欠了一大筆債，余建英為了還債，與人合夥開了一間作坊，還沒等到賺錢，機器卻把一個小姑娘的手指鉸斷了四根。醫藥費、補償費，還有母親的去世，都壓在余建英的身上，後來還有打官司造成的親戚之間的「撕破臉」，但在小說的結尾，蔡東依然為余建英保留著某種詩意：「這是個溫柔有夢的冬夜，余建英坐在翠綠的小樹林里，圓月挨著樹梢。」蔡東甚至把《斷指》這篇小說名改為《月圓之夜》（《月圓之夜》小說集收錄的同名小說即為《木蘭辭》小說集里的《斷指》）。
小說中的這種「溫暖」讓我動容。要知道，蔡東的小說寫的可都是「掙扎」和「承受」，都是小人物的「抗爭」和「舉步維艱」。如果細讀蔡東的小說，會發現有一個「躲」的細節，這在她的好幾部小說里都有直接的描寫。比如在《木蘭辭》中，陳江流躲著人，躲著事。在《昔年種柳》里，周素格的「海德格爾行動」。在《無岸》中，柳萍想把自己藏起來。蔡東為此還專門發明了一種動作：「把自己扔進沙發里」，我稱之為蔡東式小說的標準動作，這也是進入蔡東小說世界的又一個關鍵點。在《凈塵山》里，這種「蔡東式」的投擲動作非常傳神：「把自己痛快淋漓地投擲進沙發里，然後蜷起身體，半張著嘴巴看電視。」「躲」是一種示弱，是不介入鑽營算計生活的一種姿態，這種姿態體現出主人公的超脫，也是作者的一種寄託。

前言/序言
由於某種機緣，我和賀江有非常深入的接觸，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對賀江非常熟悉了。賀江是80后，湖北棗陽人，在武漢讀本科，爾後在深圳大學讀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生，再後來在上海師範大學讀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研究生；他主要研究的對象是美國作家科馬克·麥卡錫；曾在紐約市立大學訪學半年，在華東師範大學完成博士后研究，又在中國人民大學做過訪問學者。優越的教育背景奠定了賀江良好的專業基礎和藝術感覺。2014年博士畢業後來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工作，邊教書邊做研究，並參与了深圳文學研究中心的籌建工作。這是賀江的學習和工作履歷——一個從校園到校園的書生。生活中的賀江是一個非常陽光的青年，他站在那裡，玉樹臨風，一身朝氣，一身和氣；他與人為善，樂於助人，熱心公共事務，而且做事從不拖沓。我喜歡雷厲風行的人，尤其是青年。
在學術上，刻苦努力的賀江取得了讓人刮目相看的成就。他陸續在重要的學術刊物發表了幾十篇文章，在重要的出版社出版了多部專著和編著。從這些文章和著作的內容看，賀江已經完成了學術轉型。或者說，他從一個比較文學研究者和科馬克·麥卡錫的研究專家，轉向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特別是當代文學研究。在賀江完成轉型之後的研究工作中，我們依然能夠看到他專業背景對現在研究的影響，特別是在方法論上。在我看來，賀江2016年上海三聯出版社出版的專著《孤獨的狂歡——科馬克·麥卡錫的文學世界》，是一部顯示賀江專業水準的著作。在這部專著中，賀江系統地分析、介紹了美國當代著名作家科馬克·麥卡錫的作品，包括他的南方小說《看果園的人》《外圍黑暗》《上帝之子》《沙雀》，西部小說《血色子午線》《天下駿馬》《穿越》《平原上的城市》及《老無所依》《路》，同時還介紹了麥卡錫的戲劇創作。這種專業性極強的研究，一般的學者或讀者是很難介入的。因為內容的限制，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賀江做了一件非常有價值的研究，他讓我們從某些方面了解了美國當代著名作家科馬克·麥卡錫的創作狀況。
對我們而言，更容易參与評價的，可能還是賀江剛剛完成的這部專著——《深圳文學的十二副面孔》。在這部專著中，賀江深入、也系統地研究和評價了深圳的六位作家：鄧一光、楊爭光、蔡東、薛憶溈、盛可以與吳君的創作情況和成就；同時選擇了深圳的「1986年」「31區」「內刊」「70后」「本土」「健忘」等六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文學現象或「事件」。賀江的這一視角對我而言都是耳目一新的。我相信大多數研究者或讀者都會有這種感覺。我們知道，深圳的當代文學雖然發生較晚，但它內容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堪比任何一個文學歷史豐厚或作家陣容強大的地區。因此，對研究者而言，要付出的努力是沒有差別的。在對作家作品的評論上，我認為賀江有一個非常突出的優點，這就是他評論觀點和語言修辭的「合宜」。賀江雖然是一個青年批評家，但在他的文章中我們看不到偏激或偏執。他的觀點和立論，都是以大量的作品為基礎，他對深圳作家作品的熟悉，令我嘆為觀止。我自認為對深圳作家非常熟悉了，但和賀江比較還差得很遠。更為重要的，是賀江對具體作家評論的觀點。
他在評論鄧一光時，是通過與楊爭光的比較得出結論的：「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鄧一光和楊爭光看作是深圳文學的『兩極』，他們是深圳文學的兩座高峰。楊爭光執著地為深圳『尋根』，試圖找到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深圳人的『隱秘的根』，他的家鄉故事帶有寓言性質，是深圳文學的重要收穫，也是五四精神在中國當代的延續。鄧一光則試圖為『失去家園的人』找到『深圳身份』——那些背井離鄉的人，他們失去了故鄉后，能否在深圳找到新的自我？這是鄧一光特別關注的。」這個看法不僅延續了一個有比較文學專業背景的研究方法，同時也更清楚地看到了深圳文學兩個領軍人物的異同，寥寥數筆一覽無餘。在評價楊爭光的《我的歲月靜好》時說：「時代在巨變，但『看客』的身份依然沒有變化，這是魯迅以及楊爭光一直在書寫的主題。將知識分子作為小說的主題，讓『躺平』的知識分子成為我們審視國民性的一個視角，從而引起我們對人生、對社會的思考，這是楊爭光在《我的歲月靜好》所要達到的目的。」將楊爭光同魯迅聯繫起來，並看到了「批判國民性」的歷史脈絡，顯示了寬闊的學術眼光。蔡東是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的得主，也是深圳文學新一代的代表。賀江在評價蔡東時，一方面肯定了「蔡東的小說常常從日常中取材，她善於發現日常生活中的困頓和詩意，發現日常生活中的痛苦與歡愉。即使是反思現代性的一類小說，她的書寫也不走抽象空洞的路數，而是提供細節和人物，富有生活質感。」同時發現了蔡東的創作是「慢的藝術」，蔡東是用「慢」來對抗「快」，對抗消費主義的泥潭，對抗現代性的侵襲，從而確定「無意義」在生活中的價值，建立起關於日常生活的「慢」美學。應該說，賀江的這些發現，是道人所未道，是獨具慧眼的發現。其他對薛憶溈、盛可以、吳君的評論，同樣可圈可點。能在書寫同一個地區的作家中，發現他們的差異性，就是一個批評家的眼光所在。
《深圳文學的十二副面孔》的下編，我認為是更有特點的研究。比如，他認為1986年對深圳文學重要無比。這一年的深圳發生的文學事實，「它們體現出的價值觀是一種全新的價值觀，強調個性獨立，強調個體價值，是個體倫理在深圳崛起的表現，也是深圳文學的『現代性』表徵。因此，將1986年看成是深圳文學的邏輯起點，既擺脫了把1979年深圳市成立作為起點的簡單界定，又批判了1979-1985年之間深圳文學中的『特區情結』，而1986年深圳文學的創作成就，又很好地支撐了將其作為邏輯起點的依據」。賀江的結論斬釘截鐵，我們只能同意他的觀點。因為想反駁他，我們將會感到為難，還有在「31區」誕生的深圳新的作家群體，以《民治·新城市文學》為代表的「內刊」，《白詩歌》等代表的「民刊」，都為深圳文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和推動作用。這裏當然也包括賀江討論的深圳70后和「本土」作家。但是，我更感興趣的，可能是賀江對深圳文學或文化現象的批判。他將這一批判命名為「健忘」——儘管這座城市每隔十年都進行大規模的紀念活動，但我想說的是，這座城市似乎是一座容易「健忘」的城市。當我們想研究深圳文學時，我們發現，這個城市40多年的發展史中並沒有留下什麼「文本」——資料奇缺！曾經作為內刊之城的深圳，要找到一整套完整的內刊資料並不容易。具體到深圳作家呢？我們發現一大批作家也正在「消失」，無人提起！比如譚日超、陳國凱、張若雪、曹征路、許立志、黑光，這些曾經為深圳文學做出重要貢獻的作家，他們彷彿已經湮滅在浩瀚的歷史塵埃里，這是多麼健忘的一座城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