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機式訪談整合認知行為療法 西爾維.納爾 史蒂文.A.薩夫倫 9787300322827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編輯推薦
1 本書以MI為框架，使用了CBT的模塊化組織，用不同臨床問題的干預實例，講解和示範了怎樣整合MI與CBT才可以雙劍合璧，獲得勝過其中任何一種的干預成效。
2 本書作為MI-CBT整合取向的訓練手冊，作者提供了豐富的對話逐字稿素材、從業者練習題以及方便複製和使用的會談工作表，以幫助從業者深入理解和靈活實操。
3 本書也可以作為一部開端性的、基於MI及CBT雙核來運行各類改變歷程的、跨診斷的治療方案來使用。
4 MI創始人威廉·R 米勒博士、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部教授（二級）王建平博士、美國路易斯安那理工大學心理學與行為科學系謝東博士、（香港）中華動機式訪談法學會創會會長江嘉偉博士、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實務副教授林孟儀博士聯袂推薦。

內容簡介
動機式訪談（MI）是一種合作性、引導式的談話風格，旨在加強一個人自己（內部）的改變動機與決心。已被證明MI是促進當事人積極行為改變的一種一線的、循證且有效的干預方法，並愈發廣泛地應用在物質使用、心理健康、初級保健及專科醫療等領域。
認知行為療法（CBT）聚焦于改變適應不良的想法與行為，其一些方法不但是應用最廣泛的循證治療成分，而且這些成分的共性也體現在針對各種障礙的干預中，如抑鬱障礙、焦慮障礙、物質使用障礙等。
鑒於CBT需要在會談中做練習，還要完成會談以外的「家庭作業」，這些方方面面的改變，可能都是當事人在過往難以掌握、不堪勝任的。MI所啟動的行為改變，如果能結合更偏行動取向的治療干預后，可以獲得增強。因為動機在落實改變以及維持改變期間，無論是強度的起伏還是方向上的搖擺，仍然都不穩定。所以，整合MI與CBT可以創造出一種更加有效的行為治療，其效果優於二者中任何的單一運用。
本書將聚焦在CBT的共同成分上，即那些被廣泛研究的CBT方法中都具有的成分，如在治療開始時建立聯盟、評估並制訂治療計劃、自我監測、認知及行為技巧的訓練、促進家庭作業的完成，以及維持改變。每一章會聚焦一個治療成分，並基於MI的四個過程來對每個成分做展開。本書的重點在於MI技術與CBT的整合。書中所使用的案例涵蓋多種類別的行為和診斷，廣泛涉及了各種各樣的目標行為與問題，如抑鬱、肥胖、焦慮、物質濫用及遵醫囑服藥等。不僅可以幫助從業者化繁為簡，讓大家不必再輾轉于眾多的治療手冊以及各種各樣的培訓學習之中，而且讓大家可以通過MI-CBT的整合取向，把握其中的核心因素與成分，在面對各類問題以及不同的設置時都能更好地予以應用。

作者簡介
西爾維·納爾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醫學院行為科學與社會醫學系特聘冠名教授，佛羅里達州立大學轉化行為科學中心創始主任，動機式訪談培訓師網絡（MINT）成員。
·長期致力於MI的教學以及MI整合CBT的研究與實踐工作，已發表了160多篇/部學術出版物，在HIV青年感染者的行為干預領域具有豐富的臨床和研究經驗，所聚焦的內容包括遵醫囑服藥、遵預約參加諮詢會談/治療干預、物質使用以及高危性行為。
史蒂文·A 薩夫倫
·美國專業心理學委員會（ABPP）成員，美國邁阿密大學心理系教授，曾任哈佛醫學院心理系教授及麻省總醫院行為醫學部主任，還曾擔任《認知與行為療法實踐》（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Practice）及《諮詢與臨床心理學期刊》（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的編輯。
·已發表了260篇/部學術出版物，其研究領域為與健康相關的行為干預以及成年人的注意力缺陷和/或多動障礙，曾榮獲國際艾滋病護理提供者學會（IAPAC）頒發的「HIV治療依從性傑出貢獻獎」，以及分別由美國心理學會第44分會（性取向和性別多樣性心理學協會）、哈佛醫學院和麻省總醫院心理學培訓部頒發的教學獎項。

精彩書摘
推薦序
威廉?R 米勒（William R Miller）博士
美國新墨西哥大學心理學與精神病學榮休教授
乍看起來，動機式訪談（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MI）和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二者的基本理念好像是背道而馳的。CBT通常是由指導性的專家角色來提供，即治療師這裡有當事人所沒有的、缺失的東西（如技巧、知識、理性的思維），而治療師的工作是去「安裝」這些內容：「我這裡有你需要的，我會給你。」相反，MI不是去「安裝」，而是要汲取和呼喚出那些本就存在的東西，即當事人自己的動機、洞察、智慧、見解及點子。所以，若有人說這二者背道而馳，好像也不算過分吧？
但我卻心如明鏡，清楚地知道：MI和CBT不但兼容而且互補。我曾在俄勒岡大學讀博士，並在那裡接受了臨床心理學的訓練。那時，我們這些「俄勒岡學派的擁躉們」都立志成為一名循證的行為治療師。在受訓的第二學年裡，安排有為期一年的實習課程「如何與當事人工作」，碰巧，那一年又趕上了行為學院的人不願意教這門課，於是就請來了諮詢心理學院的人教了我們一年「以人為中心的工作取向」以及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的理念與觀點。在這之後，我們才進入了對行為療法的學習和實踐（Gilmore，1973）。
然後接下來的這一年裡，我都在費勁扒拉地學習怎麼做行為取向的家庭治療。我會跟家長們進行工作，同時接受著學院老師的指導。我們的老師受訓于傑拉德?帕特森（Gerald Patterson）──他是父母教養領域社會學習取向（Patterson，1975）的祖師爺。我們會教父母用「星星表」（gold star charts）來記錄和監測孩子們的行為，也特彆強調對於正強化的運用（Miller & Danaher，1976）。這套方法原理清楚，思路明確，而且還配備了非常結構化的家庭作業。但問題在於──我們這些行為治療師很快就發現了──人們通常是不會去完成這類作業的。所以，這套方法真用起來也就曲曲折折，難言順利了。
後來，我們組織了一次校外學習活動，前往俄勒岡研究中心去觀摩帕特森怎麼做家庭治療。當我坐在單面鏡後面觀看時大受震撼：帕特森在和這些家庭工作時，所做的很多內容並沒有寫在他的研究論文或培訓講義中──他溫和，循循善誘，風趣幽默，平易近人，無論是父母還是孩子們說的話，他都在認真地傾聽──你是可以和這個人傾吐一切的（他的人際技巧真的很棒）。於是我悟了：「啊，原來是這麼做的呀！」我回到了心理診所，並嘗試運用所學之傾聽技巧，然後我所做的行為療法也開始通暢了。而傑拉德?帕特森本人後來也對行為療法中的阻抗和人際影響特別感興趣，並在這方面貢獻了開創性的研究（Patterson & Forgatch，1985；Patterson & Chamberlain，1994）。
之後又歷經了數年，我發展形成了一種基於「以人為中心的風格」來實施「行為治療」的取向。這二者對我而言，恰如雙劍合璧。當我在新墨西哥大學講授博士生課程時，我對學生們的訓練就兼顧了行為療法與羅傑斯的風格。那麼，諮詢師在實施手冊化的行為治療時，其對當事人的傾聽水平到底重不重要呢？在一項針對酗酒的臨床實驗中，我們將當事人隨機分配給九位不同的治療師，並通過單面鏡觀察和記錄他們的工作。與高共情治療師合作的當事人，在減少酒精使用上要比與低共情治療師合作的當事人更為成功，且效果非常顯著。在六個月之後，治療師的共情水平仍可以解釋當事人飲酒行為變化方差的三分之二比例。請注意，這些治療師使用的是完全相同的一套行為治療方案（Miller，Taylor，&West，1980），而且在兩年後的追蹤隨訪中以上效應仍然存在（Miller & Baca，1983）。轉年的1981年，史蒂夫?瓦萊（Steve Valle）也發表了相似的研究成果：在兩年後的追蹤隨訪中，那些與「以人為中心」低技巧水平諮詢師合作的當事人，其複發率要比那些有幸與高人際水平諮詢師合作的當事人高出二到四倍。
後來，挪威的心理學工作者邀請我示範怎樣跟有飲酒問題的當事人工作，我做的自然就是羅傑斯和CBT取向的結合了。順帶一提，也正是在那個時候，我構思了MI（Miller，1983）。我當時的考慮是將MI作為治療的一種鋪墊，也就是我們在開始做CBT之前可以先做一些事來「打開局面」（Miller，1983）。我們很快就發現並頗感驚訝的是，通過前期短程的MI干預，雖然後續的治療還未進行，但當事人往往就開始了行為上的改變。隨後，我們繼續探索了怎樣整合MI的風格來實施主流的、手冊化的CBT干預（Longabaugh，Zweben，LoCastro，& Miller，2005；Meyers & Smith，1995）。
而本書又讓MI與CBT的整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我認為，行為治療師們太少去關注人際技巧及治療關係對於治療的參与、留存、依從性、療效等方方面面的重要影響了。而這種忽視也造成了關於「循證因素」與「共同因素」孰輕孰重的激烈爭論（e g ，Norcross，2011）；同時，學界也批評了以人為中心的倡導者們極少去關注近幾十年來的循證科學，其實羅傑斯本人倒是這方面的先行者，他同時關注心理治療的過程與效果。而在MI看來，這本身就是一個「拆不開」的話題（Miller & Moyers，2015）。因為循證療法是不能脫離其操作者/實施者來談的，這就好比再炫酷的跑車也需要司機去駕駛，上好的食材也要有大廚來烹飪。此外，雖然「共同」因素對於療效有很大的影響，如治療師的共情（Truax & Carkhuff，1967），但這些因素在實務工作中卻不一定是「普遍」到位的，因此，如果改稱為「非特定的」（nonspecific）因素，也許就可以提醒我們自己：這些其實是我們需要去做的，而不是想當然地已經普及到位了。綜上，鑒於人際因素對於當事人的治療成效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現在是時候──其實也早就應該──讓我們來細化、測量、研究以及教授這些內容了。
或許，MI和CBT類似於油和水的關係。我想起自己在高中時做過的一個化學項目，是研製能讓油和水融合在一起的乳化劑。哈，冥冥之中似有緣，只是吉兆今日知。本書恰是這一支乳化劑。
譯者序
這些年來，我都在實踐、教學和推廣基於普通話的MI，也在探索和發展著MI的本土化特色。來和我學習MI的從業者，包括但不限於心理諮詢師、心理治療師、精神科醫師、醫療系統工作者、高校心理教師及輔導員、中小學心理教師、教育機構工作者、社工師、司法系統警官、企業員工幫助計劃（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EAP）的助人者以及人力資源工作者，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我們也成立了基於普通話的「中國動機式訪談社區」（Chinese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Community，CMIC），為更廣泛、更深入的MI探索創建了一個交流平台。
大家對於MI的反饋，常會提到的收穫有：會談的節奏更穩了，不但助人談話更有方向性了，而且還兼顧了共情與合作，懂得了如何去提升當事人的動機，以及怎樣去應對阻抗；也開始留意自己作為助人者的心態與風格了；對那些「耳熟能詳」的概念或技術（如共情、傾聽、合作、接納）有了新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還學習和練習了對談中的實務操作，對於更加落地、靈活以及深入的實踐與運用大有幫助。而另一些反饋，也在關注MI在助人全程中的充分運用，即如何在每一次會談中都保持MI的風格，以及如何將MI與自己已有或即將學習的其他療法相結合，最大化地發揮效果。
同樣，一些CBT取向的同仁們，在談及學習和使用CBT的收穫時，也是讚不絕口：CBT的理論清晰、邏輯明確、結構緊湊，不但與主流的診斷系統相契合，而且便於向當事人呈現或說明。另外，CBT還開發出了豐富的行動方案，這讓助人者儲備了很多的辦法，無論是在助人會談之中，還是在會談以外，都有大量的素材可供當事人去做、去行動。但使用CBT的實務工作者也常會提出以下這些問題：要如何避免說教？如何引導當事人自己去發現（而不是靠助人者來告訴）？如何提升當事人做「家庭作業」的動機？如何讓當事人逐漸成為自己的諮詢師/治療師？
或許，MI與CBT 的關注點或問題，彼此的答案恰好都在對方那裡。早在1994年，CBT的著名學者克里斯蒂娜?A 帕德斯基（Christine A Padesky）就對引導式發現的本質及操作做出了重要的論述，而其內容又與威廉?R 米勒博士在1983年提出的MI理念和做法不謀而合，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同時期，學者薩夫蘭和西格爾（Safran & Segal，1990）開始關注CBT中的人際溝通過程，這也和MI四個基本過程異口同音、理念一致。近年來，更有CBT的學者直接將MI 及其相關的自我決定理論引入了CBT的概念及實操之中，如尼古勞斯?卡贊吉斯（Nikolaos Kazantzis）等人針對CBT治療關係的重新梳理（Kazantzis，2020），以及史蒂文? C 海斯（Steven C Hayes）等人對於循程CBT的構建與發展（Hayes，2018）。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