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島’時期的《西風》翻譯研究-1937-1941 胡晨飛 9787515412856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本書以上海「孤島」時期（1937—1941）的一份翻譯文學期刊《西風》（West Wind Monthly）為研究對象，借用情緒史研究中「情緒政體」（emotional regime）的概念及分析方法，在「孤島」語境中探討編/譯者、讀者、翻譯、觀念、情緒及文本流動間的鏈結關係本書以漸進的方式，透過「情」的視角，論證了「孤島」作為民國時期的最後一方公共領域，《西風》如何藉助這一公共領域的平台，通過其持續的翻譯實踐將儒家倫理秩序中的「情」加以祛魅，即消解作為道德力量的「公情」（集體之情）而強化作為普遍人性的「私情」（個體之情），並最終推動個人情感/情緒成為支撐一個進步國家的中堅力量。

作者簡介
胡晨飛，四川外國語大學翻譯學博士，西南政法大學外語學院講師，台灣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訪問學者（2019 4-2019 8）。主要研究方向：翻譯史，翻譯與文化。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省部級項目1項，並先後以主研人身份參与2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及3項省部級項目的部分研究工作。在《外國語文》《山東外語教學》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10餘篇，出版譯著1部，參編教材1部。

目錄
緒 論1
一、學術緣起3
二、學術史回顧17
三、方法問題32
第一章 上海「孤島」:公共領域的生成與翻譯文學期刊的勃興38
第一節 何為「公共領域」?——公共領域形成的四個條件41
一、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公」字解45
二、公私對立及「私」觀念的演變48
三、忠孝同構的生成與斷裂53
四、公眾輿論的話語博弈場59
第二節 翻譯文學期刊的勃興——公共領域的「孤島」註解64
一、文學期刊與「孤島」公眾輿論的最集中表述空間65
二、翻譯與「孤島」文學期刊的共生69
小 結74
第二章 「孤島」文學期刊:定量考察與定性考察77
第一節 「孤島」文學期刊的概念界定與量化考察79
一、「孤島」文學期刊的概念界定79
二、「孤島」文學期刊的量化考察84
第二節 「孤島」翻譯文學期刊的內容與分類88
一、時政類翻譯文學期刊90
二、文學類翻譯文學期刊93
第三節 《西風》的「孤島」畫像98
一、《西風》的翻譯緣起與影響99
二、《西風》創刊號考102
小 結114
第三章 翻譯在啟蒙的延長線上:《西風》文體革命與「孤島」
情緒政體的改變116
第一節 「我」之覺醒——「孤島」情緒政體的轉變118
一、傳統中國社會的情緒政體119
二、西洋雜誌文翻譯與「我」之覺醒129
第二節 情緒的啟蒙——《西風》文體革命的終極指向140
一、《西風》譯文的「雜而新」與「私情」的伸張141
二、《西風》時政類譯文與「私情」的啟蒙典範152
三、《西風》的西洋雜誌文翻譯及徵文與「私我」的情緒導航158
小 結172
第四章 翻譯與重構秩序的努力:《西風》的新女性想象
與公眾情緒的形塑176
第一節 想象新女性——《西風》的「新女性」譯題177
一、新女性的「情」之焦慮178
二、「婦女·家庭」專欄與《西風》的新女性想象184
三、《西風》的「婚姻教育特輯」分析與新女性的「情」之出口189
第二節 重塑情緒的努力——《西風》的「性」譯題194
一、作為「性」之情緒庇護所的「西風信箱」195
二、「性」的翻譯實踐與重構「私情」的努力198
三、追尋光與真理與重構家國秩序的想望206
小 結214
結 語217
參考文獻224
附錄一 「孤島」時期文學期刊目錄243
附錄二 「孤島」時期翻譯文學期刊分類目錄289
致 謝311
插圖及附表清單313

前言/序言
緒 論（節選）
據我們所知，在西洋各國，理論文字固然也有，可是同時還有許多直接談論怎樣做人的通俗文章，卻不大有人加以介紹。我們以為這是一種很大的缺憾，因此抱定主意，要盡我們的微力，來做一點這種下層工作，我們認定這是頗值一做的工作。[ 《西風》編者:《「心理·教育」特輯引言》，載《西風》1938年第17期。]
審視抗戰時期(1931 9 18—1945 8 15)的翻譯史研究，[ 「抗戰時期的翻譯史研究」，此短語有兩方面意指。其一，是指身處抗戰時期的學人，對翻譯史研究方面的著力。在此維度上，它是一個內部的共時概念，強調抗戰這一時間段內所生成的翻譯史相關研究。其二，是指以抗戰時期為研究範疇所進行的相關翻譯史研究。在此維度上，它是一個外部的歷時概念，關注不同時期、不同理論視域下，以抗戰時期為研究範疇的翻譯史研究的發展與流變。本書中所出現的「抗戰時期的翻譯史研究」及「抗戰翻譯史研究」均指第二種意涵。]首先面臨「寫法」的難題。如何把握觀察視角以及如何確立書寫對象，這一學界表面看似已有共識的問題，背後實則挑戰重重。將翻譯實踐置於戰時的主流政治話語中加以敘述與闡釋，這一大歷史的必然，卻不盡然為抗戰翻譯史研究的全部。誠然，任何時期的翻譯史研究都無從規避歷史的主線脈絡，本書也充分尊重宏大家國敘事的權威性與其背後的史學觀。不過，筆者認為，在抵禦外族、建構國家的想象中，始終將翻譯視作一個不起眼的腳註，發明一種統一而理想化的意識形態模型，並將這種單向度的權力結構當作翻譯的必然生成機制以及翻譯與複雜社會網路間種種曖昧與糾葛的唯一解釋，這一理據充分的論證邏輯背後，實則突顯了翻譯史研究視野的失衡。而企圖用戰爭的革命敘事統攝抗戰翻譯史研究之全部的傾向性嘗試，正是這一失衡的開端。
有鑒於此，本書嘗試跳脫傳統研究中戰爭與革命的敘事框架與分析視角，以上海「孤島」時期(1937—1941年)的一份翻譯文學期刊《西風》為研究對象，借用情緒史(the history of emotions)研究中「情緒政體」(emotional regimes)的概念與分析方法，在「孤島」語境中探討編/譯者、讀者、翻譯、觀念、情緒及文本流動間的連結關係，即探究西洋各式雜誌文中圍繞個體情感經驗與私人生活的新知識和新術語，如何通過《西風》的翻譯渠道進入「孤島」的大眾精神生活領域，並在此過程中又如何被改造、挪用，進而在瓦解本土文化中傳統情緒政體的同時，建構了有關情緒的新的規則、典範及言說方式。
以《西風》在「孤島」時期的翻譯實踐為切入點，本書尤其著力于兩個方面。第一，作為編/譯者的知識分子，如何「向下」在普通民眾中引領情緒的新風尚。「如果以舞台為譬喻，他們是跨文化場域中具有自覺的演員，而非劇中的角色——角色的身體可比擬為跨文化場域本身。對於自身所處的跨文化網路的運作邏輯，劇中角色可能渾然不覺;相對地，演員雖與角色共同經歷跨文化的過程，卻對自身的表演有高度自覺。」(彭小妍，6)[ 「彭小妍」為所引文獻作者名，「6」為所引文獻中的具體頁碼;文獻題目詳見參考文獻部分，全書余同。]筆者所要強調的，正是編/譯者此種文化層面的能動性自覺。在「孤島」場域中，作為外來的文學形式、自然科學、心理學、精神醫學等，與本土的文學範式、中醫觀念、儒家思想等的聯結點和中轉站，編/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創造性轉化能力，從根本上決定了公眾能否對新的情緒政體產生共情，並接受其潛移默化的影響、改造與規訓。
第二，藉助情緒史的相關概念及理論框架，開展翻譯研究。這是一個有趣的視角，儘管國內的翻譯史學界對此並不關注。「『情』可以指代相對有理性的『事情』或『情形』，其對於被視作社會理性秩序根基的『人情』這一概念也很重要。同時，『情』也指『感情』和『情緒』。因此，中文里的『情』挑戰了西方認識論中把理性與情感作為相對兩極的這一假設。」[ 林郁沁、陳利:《從微觀史到微觀全球史——哥倫比亞大學林郁沁教授訪談錄》，載微信公眾號「雲里閱天下」，2021年1月17日訪問。]關注《西風》翻譯實踐中「情」如何規範「情緒」，並藉此批判、挑戰與重建本土社會倫理結構這一問題，給筆者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反思西方認識論過於強調理性的有力發軔點，即如果本書在第一章中將「孤島」定義為公共領域的論述成立，那麼，參与社會批判的公眾一定是理性的嗎?理性的公眾是否會轉變為情緒化的公眾，而情緒化的公眾在何種條件下能夠參与到社會批判當中?
以下，將從學術緣起、學術史回顧及方法問題對全書的深入展開做一總體鋪陳。
一、學術緣起
以下，將圍繞「孤島」的學術史意義、《西風》作為一份翻譯期刊的歷史意涵以及情緒史研究的跨學科發展等，展開本書緣起及價值的闡述。
1937年12月14日上海《大公報》刊發《暫別上海讀者》一文，在這篇宣布《大公報》即日于滬上停刊的社論當中，「孤島」一說首次出現，[ 在論及淞滬戰役后的上海時，該社論稱:「國軍退出后的上海，完全成了一個孤島，我們在這孤島上又撐持了三十多天。上海現在已成孤島了，在孤島上的中國人們，我們都要學持漢節吞冷雪的蘇武，切莫做委身事敵的李陵。只要我們重行相見時人人不曾失掉中國人的靈魂，我們中國自然也必完整的復興。」(「暫別上海讀者」，41—42)]「從此『孤島時期』成為上海在抗戰期間特定的歷史名詞。」(柯靈，40)事實上，「孤島」是一個時間與空間的雙重概念。其所代表的時間段，是從1937年11月12日(「八一三」淞滬戰役結束，國民黨軍隊撤離滬西陣地)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日軍佔領上海租界)，大概持續有四年零一個月;而其所代表的空間段，具體而言，國民黨軍隊撤離后，上海的華界以及公共租界位於蘇州河以北的地區(即虹口和楊浦的「日租界」)淪陷，然而蘇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以及法租界尚未被日軍佔領，這一處於日軍包圍之中、尚未被日軍佔領的租界地區，即為「孤島」，具體範圍為「東至黃浦江，西達法華路(今新華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南抵民國路(今人民路)，北臨蘇州河」(熊月之、周武，412)。
有關「孤島」文學，誠如有論者所指出的，其早已成為「有些國家的研究對象我國反而瞠乎其後」(柯靈，2)。柯靈在20世紀80年代對「孤島」文學研究境況的描述，依然適用於今天。相較於異彩紛呈的上海文學研究各時段，「孤島」時期則顯得尤為寂寥;特別是在上海文學研究持續關注的重點領域——報刊、文學社團、作家作品，「孤島」一直以來都是一個近乎缺席的存在。
而在這一缺席的罅隙中，「孤島」不孤，[ 蔣天佐在其《上海「孤島」時期文學工作回憶片斷》一文中，提出「『孤島』不孤」的概念。他認為:「『孤島』不孤。上海在任何時候也沒有成為真正的孤島。它與別的地方，無論是廣大的敵占區，無論是亂鬨哄的蔣管區，無論是英美的遠東前哨香港以至南洋，都有著數不清的實質的和精神的聯繫。經濟上如此，政治上如此，文化上也如此。」(蔣天佐，1)]構成傳統「孤島」(翻譯)文學研究的關鍵詞。在這一經典性論述框架之下，其一，「孤島」的政治不孤;其二，「孤島」的文學不孤。也就是說，「儘管『孤島』被包圍在淪陷區，卻與國統區、解放區等堅持抗戰的前線及大後方乃至敵後根據地，在文化上血脈相連並且同仇敵愾，共同構成抗戰文藝的一部分」(妥佳寧，2)。於是，在上述研究視角下，(翻譯)文學往往僅僅關注「孤島」逼仄壓抑的政治環境，國家與政治彷彿成了(翻譯)文學史唯一的註解，社會空間、文化空間以及生存於其中的人的空間完全被消解。由此，一方面，豐富而立體的「孤島」(翻譯)文學史被擠壓成了單調而扁平的線性敘述;另一方面，「孤島」也不再具有其獨特的研究意義，而是淪為戰爭與革命的附庸。
事實上，「孤島」並非不孤，「孤島」的獨特性，恰恰正體現在於其「孤」。[ 有關「孤島」之「孤」與「不孤」的探討，可參見妥佳寧:《「孤島」何以孤，又何以不孤——上海「孤島」文化空間的多樣呈現》，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8期。]首先，儘管「孤島」不可避免地裹挾于抗戰的社會大環境中，然而由於租界本身的特殊性，政治以何種姿態影響「孤島」(翻譯)文學，影響的程度有多深，以及影響最終以何種方式呈現等問題，均值得商榷。誠如當時身在國統區的豐子愷所言，「上海言論尚稱自由，至可欣慰」(豐子愷、何家槐，57)。言論尚稱自由，至少從一個側面說明，政治絕不是管控「孤島」(翻譯)文學生產的唯一要素。相反地，「它的『三國四方』行政劃分和人口流動性極強的『五方雜處』等特點」(忻平，1023)，使(翻譯)文學擁有了一個相對獨立自由且豐富多樣的生存與發展空間。
其次，儘管抗戰文藝佔據了當時的文壇主流，但是「孤島」文壇在多大程度上從屬於主流文壇，主流文學是否對其產生足夠大的影響，主流之外是否存在其他的文學表現形式，這些文學所產生的力量又是否可與主流相抗衡等，同樣值得商榷。事實上，獨特的政治生態，加之租界當局對此所採取的放任自流的態度，[ 參見裘柱常:《追憶》，載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上海「孤島」文學回憶錄》(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139頁。]使得無論是國統區的抗戰文藝，還是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文藝，都無法對「孤島」的社會文化形成絕對的影響與控制。由此，上海在戰前所形成的二元統治格局，逐步「讓位於一種新的制衡結構」(王鵬飛，3)。這一結構一方面打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