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文學論衡 (精) 楊天石 9787573013606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本書是文史大家楊天石有關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論文和讀書劄記，楊天石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曾執筆參與已出版的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學生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紅皮本與黃皮本）的部分章 節 。他多年對中國古代文學進行專題研究，本書包括了作者從北大中文系開始至今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成果，有對名著、詩歌、散文等多種研究，並對”近代詩歌”第一次做了完整、系統的敘述，對中國古典文學、中國古代文化名人也都有自己獨特的研究和見解，是作者一生研究中國文學的精華論選，也是文學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重要文學論著。

作者簡介
楊天石，1936年生。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央文史研究館資深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長期研究中國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

精彩書評
楊天石同志對國民黨和中華民國史研究的貢獻是值得重視的。正是他的潛心研究，把人們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步。儘管人們對某些問題仍然存在爭議或有不同意見，但這也有助於人們對這些問題作進一步的深入思考。這對推進國民黨和中華民國史這門比較年輕的學科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金沖及
近代史專家，曾任中國史學會會長
天石先生絕不是以堆砌史料為能事的史學家，他的史中有思想，有精神，有現實關切。清儒所說的學問構成的三要素，在天石那裡，義理、考據、辭章 是融合在一起的，從不曾將考據和義理劃然而二分。
——劉夢溪
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文化》 主編
楊先生初習中國文學，繼而研究中國哲學，終而研究中國近現代的歷史，前後跨越文、哲、史三個學科，都卓然成家。他可以說，是專才，又是很難得的少有的通才。
——王奇生
現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主任

精彩書摘
向西漢新貴族敲響的警鐘
——讀枚乘辭賦《七發》
在西漢前期的辭賦中，枚乘的《七發》是篇很有特色的作品。
《七發》屬?騷體流派，但又有創新發展。它批判兩漢新貴族的腐朽生活，含蓄地諷喻吳王劉濞的分裂、復辟行為，今天讀起來還能給人不少啟發。
一、”楚太子”的”病”源於生活”奢侈”
枚乘（約前 210—前 138 ？），字叔，淮陰人。生活于漢文帝、漢景帝時代，曾在吳王劉濞和梁孝王劉武下邊做過文學侍從之臣。死于漢武帝初年。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七發》一開頭就痛?貴族的腐化，指出楚太子已經得了重病。正是：邪氣侵犯，心煩意悶；耳聾目暗，神智昏昏；體衰力竭，百病齊生。文章 向他們大喝，長此不治，”大命乃傾”，就要完蛋了。
枚乘認為，腐朽的生活方式乃是得病的根由。《七發》中，吳客向楚太子直率地指出，你的病，就是因為房子住得太好，飯菜吃得太油膩，衣服穿得過暖，伺候的美女太多，日夜縱欲享樂的結果。吳客說：放縱耳目的欲望，追求肢體的安逸，就會影響血脈的和暢，進進出出離不開車子，就是癱瘓的預兆。幽深清涼的宮室是寒熱病的媒介，妖姬美女是砍伐生命的利斧，美酒佳餚是爛腸的毒藥。吳客認為，迷戀腐朽的生活就等於是甘心吃毒藥，在猛獸的爪牙下面戲耍，必將斷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枚乘的這些思想，是值得人們永遠記取的真理。
枚乘認為，要治療縱欲享樂病必須首先治療病人的思想。文章 中，吳客曾從音樂、飲食、車馬、宮苑、打獵、觀濤等方面去啟發楚太子。當吳客談到打獵、觀濤時，楚太子的面部有了喜色。最後，吳客表示要推薦春秋戰國時期的各派思想家來，共同”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讓楚太子聽到世界上最精妙的理論—”要言妙道”，於是，楚太
子出了一身大汗，一場重病突然好了。
治病要治根。打獵固然可以活動筋骨，觀濤可以新耳目，但是，關鍵在思想。當一個人能正確地認識”萬物之是非”時，他必然能脫離低級趣味。志趣改變了，就會鄙棄腐朽的生活方式；真理的陽光曬到了，毒菌就會滅亡；思想境界提高了，精神就會振奮。對於一切迷戀腐朽生活的病者來說，枚乘所開出的都是一劑對症的良方。
西漢初期，新興地主階級曾經是革命的、生氣勃勃的；限於長期戰爭以後的社會經濟條件，這一階級的政治代表人物的生活也是比較儉樸的。據歷史記載，當時連皇帝都準備不出四匹毛色純一的馬來駕車，有些將相則只能坐牛車。漢文帝劉恒在位二十三年，沒有大規模地增建過宮室園林，穿戴、車馬、玩好等也不講究。一次修建露臺，約需費用百金，劉恒嫌花錢多，就沒有建。他還要求自己的妃子衣服不得拖地，幃帳不得刺繡，用以提倡”敦樸”的社會風氣。
對於工商奴隸主的腐朽生活，新興地主階級也曾試圖從某些方面加以限制，例如劉邦曾經命令商人不得衣絲乘車，加重對商人的租稅等。但是到了枚乘生活年代的後期，情況就大不一樣了。當時，工商奴隸主的生活已經奢侈得非常驚人，他們”衣必文采，食必粱肉”，連牆壁都裝飾著繡花絲綢。新興地主階級的很大一部分人生活已經嚴重腐朽，皇族、公卿大夫等官僚們學著工商奴隸主的樣子，”爭於奢侈”，住的房子，坐的車子，穿的衣服都越出了自己的等級，”僭於上，無限度”。這些新貴族們已經突破了地主階級法律所劃定的界限，”無限度”地擴大了自己的享受特權。他們有的人，老婆多到幾百個，兒子生到一百二十多個，園林大到方廣三百餘裡。有的則公開揚言，做了”王”，就應該
每天”聽音樂，禦聲色”，任意胡搞。
生活上腐朽的程度增加一分，革命朝氣就要減退十分。這些新貴族們雖然原屬?新興地主階級，但是，他們的生活糜爛到了這種程度，哪裡還會有什麼革命朝氣！哪裡還會保持得住西漢初期的那種生氣勃勃的精神！在腐朽生活的臭泥塘裡，他們已經被淹得奄奄一息，像”楚太子”一樣得了重病，快完蛋了。
枚乘的時代，漢王朝北部還存在著匈奴奴隸主侵擾的嚴重威脅，中原、東南等地區的奴隸主復辟勢力也正在磨刀霍霍，伺機蠢動，新興地主階級專政亟待鞏固。當時的先進思想人物都反對腐朽的生活，賈誼激烈地批判過那正在一天天發展的”淫侈之俗”，晁錯也曾總結過趙高篡權後秦王朝”宮室過度，嗜欲無極”的經驗教訓。枚乘和賈誼、晁錯的立場一致，所代表的是地主階級較低的階層，有一條爭上游、鼓幹勁的路線。他不願意看到本階級分子的糜爛、墮落，期望他們能從臭泥塘裡爬出來，關心鞏固新興地主階級專政的”天下”大事。《七發》是枚乘投向腐敗的新貴族們的一把批判的匕首，又是向他們敲起的一聲洪亮的警鐘。
二、政治規勸
《七發》還有著它的言外之意。
《七發》中，吳客曾經對楚太子說：”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從這一點看，它應該寫作于吳王劉濞等發動叛亂之前，是給吳國貴族們看的。
劉濞是劉邦的侄子，年輕時曾經參加過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亂的戰鬥。出於鞏固東南地區的需要被劉邦封為吳王，統領三郡五十三城。分封制是奴隸制的殘餘痕跡，被分封的諸侯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都擁有很大的特權。劉濞利用這些特權，在封地內恢復奴隸制剝削，開礦冶鐵，私鑄錢幣，煮海為鹽，積聚了大量的商品和貨幣，”錢布天下”，生活上也日益腐朽。他修建了龐大的園林，搜羅了無數珍奇玩好，過著”富於天子”的奢侈生活。
政治上的反動和生活上的腐朽是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的。政治上反動，生活上一定腐朽；生活上腐朽，政治上也必然日趨反動。在財富增加的同時，劉濞政治上的野心和生活上的貪欲都無限制地膨脹起來。劉濞這個”暴發戶”恨不得一下子把漢朝江山全部搶過來，化為自己皇座下面的私產。他長期裝病不朝，暗中大搞陰謀，廣泛招納奴隸主、亡命徒和被漢王朝追捕的反革命，把劉邦對他的期望完全拋到腦後，秘密勾結北方的匈奴奴隸主，竭力反對西漢王朝限制和削弱諸侯王的特權，陰謀推翻中央政權。這樣，劉濞這個新興地主階級的後代就墮落成為奴隸主復辟勢力的代表。
劉濞的蛻變不是個別的例子，也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舊制度的殘餘只能滋生舊制度的政治代表，實行分封制的結果只能培養一茬又一茬的奴隸主復辟分子和分裂割據分子。劉邦時代，發動叛亂的有淮南王英布等一批新貴族，文帝劉恒時代，發動叛亂的有濟北王劉興居、淮南王劉長等新貴族，而在景帝劉啟時代，和劉濞串連在一起的又有楚王、趙王、膠東王、膠西王、濟南王、淄川王等又一批新貴族。他們在經過了長時期的準備後，正在揣時度力，待機求逞。
把《七發》放到這一政治鬥爭的背景中去考察，那麼我們對它意義的認識就會更深一層。
《七發》中楚太子的病實際上是劉濞一類新貴族生活的寫照。楚太子的病不僅是身體上的病，而且暗喻劉濞一類新貴族政治上的分裂病、復辟病。枚乘是在通過生活問題含蓄地對劉濞等進行政治上的規勸。《七發》中，吳客批評楚太子有”浩唐之心”，”浩唐”就是浩蕩，它不是在隱約地批評劉濞之流正在膨脹的政治野心嗎？《七發》中，吳客還曾建議楚太子，接觸”世之君子”，”變度易意”。度就是計劃，意就是念頭，它不是在要求劉濞之流擺脫奴隸主勢力的包圍，親近地主階級，改變分裂、復辟的打算嗎？”久執不廢，大命乃傾”，這是妙語雙關，警告劉濞之流，如固執不改，必然垮臺完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這是在建議劉濞之流研究研究理論問題，搞清楚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不要逆歷史潮流而動了。
由於枚乘是劉濞手下的臣子，也由於劉濞反對革命的事業還處在彎弓待發階段，”其事尚隱”，所以枚乘只能這樣苦心地、隱約地做文章 。
在《七發》之外，枚乘還寫過《上書諫吳王》和《上書重諫吳王》兩篇文章，它們是《七發》的補充性的闡發。在《上書諫吳王》中，話還是暗示性的。”危於累卵，難於上天”，枚乘暗示劉濞：發動叛亂不僅危險，而且辦不到；人如果做了”棄義背理”的事，只能自取滅亡。
當然，劉濞這種野心家是不會接受任何正確意見的，枚乘不願意再在他身邊待下去，便和鄒陽等人一起離開了他，跑到梁孝王劉武手下。
公元前 154 年，劉濞公開發動叛亂，枚乘於是又寫了《上書重諫吳王》。枚乘不瞭解，劉濞這種人不可能勸回頭，只有使用武器的批判才是最有效的辦法。總是勸啊，勸啊，這是枚乘的局限。
在《上書重諫吳王》中，由於劉濞反革命的弓箭已經射出，所以枚乘的話也就說得清楚明朗了。他警告劉濞，發動吳國的士兵去反抗西漢中央政權，就像用爛肉去碰利劍，一定要失敗。然而，利令智昏，劉濞正在自稱”東帝”，熱烈地做著皇帝夢。他自以為有了幾十年的準備，”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軍事上、物質上都已經有了相當基礎，必勝無疑。
一切反動派總是錯誤估計了形勢，劉濞起兵不到三個月，就被打得兵敗軍散。卅年準備，一朝垮臺，結果倉皇夜遁，被別人砍下腦袋，裝在盒子裡，到處傳觀。
《七發》中楚太子的”病”是好了，這反映了枚乘的善良願望；現實中楚太子—劉濞的”病”卻一天天嚴重，最終送掉大命，徹底完蛋，這反映了歷史的規律。
歷史上，凡是搞分裂、搞復辟的頭子，大都是改不過來的。
三、生活腐朽與政治變質
儘管《七發》對劉濞之流沒有發生作用，但是它所提出的問題卻是有意義的。在階級社會中，生活腐朽，政治變質乃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
枚乘生活的時期，地主階級從總體看，還是一個革命的階級，它正在反對奴隸主復辟勢力，力圖鞏固新興的地主階級的專政，因此它才可能提出這一問題。但是腐朽生活是剝削階級、剝削制度的必然產物，新興地主階級畢竟是剝削階級，它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歷史上一切剝削階級也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在《七發》中，枚乘提出以”要言妙道”來醫治腐朽享樂病，這一思想有它的深刻性，但是剝削階級不可能有這種真正的”要言妙道”。
徹底抵制腐朽的生活作風，永葆美妙的革命青春，這，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家才能做到。
方志敏同志曾經說過：”為著階級和民族的解放，為著黨的事業的成功，我毫不希（稀）罕那華麗的大廈，寧願居住在卑陋潮濕的茅棚；不希（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寧願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稀）罕舒服柔軟的鋼絲床，寧願睡在豬欄狗窠似的住所；不希（稀）罕閒逸，寧願受一天做十六點鐘工的勞苦”
方志敏同志這段話所展示出來的乃是無產階級最美好的精神境界，無產階級之所以具有這樣的精神境界，乃是因為它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勞動階級，是肩負著解放全人類，徹底埋葬舊世界這一偉大任務的革命階級，是擁有馬克思主義這一”要言妙道”的階級。
今天，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產階級法權和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還存在，有些人總想用盡一切辦法來和我們較量，其中，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就是他們進攻和腐蝕我們的手段之一，而我們隊伍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的蛻變也往往從生活作風開始。我們要堅持學習馬克思主義，堅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堅持抵制資產階級生活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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