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對話-法國文學與中國文化 (1846-2005) 岱旺 9787511742131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依據中國形象在歐洲的流變，本書分為濫觴、流布、激啟三部分，各部分結合當時社會背景，選取典型作家及作品，介紹法國文學對中國文化藝術的認知與參照：早期被譯介的小說與戲曲是以泰奧菲爾?戈蒂埃為代表的帕納斯派和儒勒?凡爾納的創作帶來異域題材；對古代詩歌與典籍的發現和對現當代作品的關注則啟發保羅?克洛岱爾、安德烈?馬爾羅和雷蒙?格諾等人對傳統思維模式與現代精神危機的反思，使東西方精神對話日益深入，在程抱一詩歌中融合共生。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岱旺 (Yvan Daniel)，法國巴黎第四大學文學博士，先後執教於法國拉羅歇爾大學、克萊芒—奧弗涅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法國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文化全球化、中法文學交流。主要著作有《新聞業與全球化：文學報刊與紀實文學中歐洲的異域情結（19—21世紀）》《保羅?克洛岱爾與中國》《保羅?克洛岱爾：一位外交官作家》《皮埃爾?洛蒂：世界之作？》等，主編《中法文化與語言學交流：歷史、挑戰與前景》。

譯者簡介
車琳，北京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法國文學、中法比較文學與文化，兼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法國文學研究分會副會長、中法語言文化比較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法國象徵主義詩歌修辭及其與中國詩歌的會通》《悠遠的迴響——中法比較文學與文化》《新編法國文學簡史》《法國文學簡明教程》，主持編寫《當代外國文學紀事1980-2000（法國卷）》等。
葉莎，北京外國語大學法語語言文化學院講師，法國巴黎第三大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19世紀法國文學，已發表多篇比較文學方面的譯文。

目錄
目 錄
引 言 001
一個世界，這個世界 001
阻礙或遮蔽 014
第一部分 濫 觴
第一章 中國風潮 035
朱迪特·戈蒂埃：《皇龍》（1869） 040
儒勒?凡爾納：
《一個中國人在中國的遭遇》（1879） 051
第二章 東方學與文學創造力 072
泰奧菲爾?戈蒂埃：《水閣》（1846） 075
保羅?克洛岱爾：《詩人與香爐》（1926） 087
第三章 帕納斯派與中國 106
「青龍宅」里的中國客 108
《當代帕納斯》（1866） 114
路易?布耶與埃米爾?布雷蒙 135
第二部分 流 布
第四章 中國詩歌譯集：文學再創作？ 157
概 述 162
傳播歷程中的名家要著 173
詩選之於中國在文學史之地位 180
萌芽抑或巧合 188
第五章 保羅?克洛岱爾與和諧的啟示 199
中國文化之精髓：漢語與古代典籍 201
文學與科學的互文與印證 216
聖托馬斯?阿奎納與老子：
克洛岱爾式的融會貫通 226
第六章 女性作家筆下的中國 234
朱迪特?戈蒂埃和皮埃爾?洛蒂：
《天之嬌女》（1911） 239
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百花齊放時代」：
《長征：中國紀行》 248
為驅除舊影像而作的「序」 251
《長征：中國紀行》中的中國文化 255
第三部分 激 啟
第七章 安德烈?馬爾羅：《西方的誘惑》 269
香堡號輪船上的遐想 274
《西方的誘惑》與「精神危機」 279
《西方的誘惑》的參考文獻 283
凌先生的信札 290
為什麼文人王洛沒有得救？ 298
獨一無二的文體 303
第八章 雷蒙?格諾與莊周夢蝶：對邏各斯的質疑 309
《藍花》（1965） 319
《本道》（1975） 329
第九章 精神對話 350
保羅?克洛岱爾與亞洲思想：一段奇特的對話 351
「那名稱為大衛苗裔的」 353
一個東方，數顆珍珠 365
程抱一詩集《托斯坎詠嘆》里的中國、
義大利和法國 377
結 語 398
參考文獻 407
漢法人名對照表 450

前言/序言
引 言
一個世界，這個世界
歐洲人眼裡的中國，至少在19世紀以前，一直遙遠而閉塞，自成一世界，他們很早便以「星球」喻之。1705年8月18日，萊布尼茨致韋爾朱思神父（Pere Verjus）書簡中早以「另一個地球」指稱中國。維克多?雨果1869年致信朱迪特?戈蒂埃時亦類此喻：「遠赴中國，幾乎無異於往登月球。」20世紀初以前，法國人多用「中央帝國」「天府帝國」「中央之華」抑或「花之帝國」（凡爾納語）之類慣用語指代中國，後來也常常將中國喻為另一個星球、另一重天地，如保羅?克洛岱爾。更晚以後，安德烈?馬爾羅（Andre Malraux）在《西方的誘惑》（La Tentation de l』Occident，1926）中更以「遙遠星球」形容中國。星球這一意象亦見於詩歌，如安德烈?布勒東（Andre Breton）在《升象》（Signe ascendant，1949）中便以「月茶」（the de lune）代指慣用語「中國茶」（the de Chine）。學術界也喜歡以遙遠星球的形象表述中國，視之為（另）一個世界：東方學屢屢提及「中華世界」，此語因著名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的《中華世界》（Le Monde chinois，1972）一書題名而廣為傳播。該書一版再版，並被譯介為多種文字。在書中，這一表達專指中國；但在後來常泛指「中華文化圈」（lemonde sinise） ，即在歷史上受中國文化與政治影響的亞洲各國。
雖然對中國的喻指看似相近，具有揭示意義，但內涵各異，不可混同：作家們在文學作品中遙望中國那「另一個世界」，以月亮或星球為喻，是為形容相距太遠、知之甚少，極言邈遠難至，迥然相異。東方學則恰恰相反，「世界」這一概念基於確切的標準，且有較為明晰的歷史與文化信息為佐證，即使在20世紀最後幾十年以前每況愈下。在這兩大研究領域中，不論是另一個星球的意象，還是對獨立世界的表述，都暗指另一個「體系」的存在，這一體系不受歐洲影響，直至19世紀。事實上，從這一時期起，中國文化在法國乃至歐洲被發現並傳播的歷史與中華文化的全球化歷程交織相融。中國文化第一次為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學者、作家和讀者所知，是在「中華文化圈」以外發軔。本書旨在闡明：自19世紀40年代始，「中華世界」的文化與文學逐漸被發現、認識和接受，並得到發展促進，從那至今，便對法國文學創作不無影響。
當然，在此之前，中國早已為人所知，這主要歸功於各教派傳教士的記述。他們開啟了全新論戰之風，主要涉及哲學、政治與宗教思想，正如艾田蒲（Rene Etiemble）與孟華所述。但在19世紀以前，文學創作明顯涉及較少，雖然伏爾泰於1755年改寫紀君祥的《趙氏孤兒》仍令人矚目。此劇為元代（1271—1368）作品，此前由馬若瑟神父（pere Joseph de Premare）譯介。18世紀，法國對中國文學的翻譯仍極其罕見，傳播甚窄；19世紀，雖然中國開放國門，但文學作品的譯介與發行仍十分緩慢且數量有限。艾田蒲的《中國之歐洲》一書，從馬可?波羅講到伏爾泰，更偏重介紹哲學家與教士，而非作家。19世紀最初二十年，法國未開設中文課，因語言不通，西方讀者很長一段時間只得通過譯著、東方學著作或報刊報道了解中國。此處暫且不提喬治?蘇利耶?德莫朗（Georges Soulie de Morant）和謝閣蘭（Victor Segalen）等少數幾位曾在官方機構學習漢語的作家，大多數法國作家自己選擇譯著以了解中國文學與文化，所選譯介經常重疊，偶爾也有與中國文化的直接接觸，如會面、旅居或旅行，因此多少有些了解。
這些引介首先來自發行量較大的報紙與刊物上廣為傳播的介紹，例如報道、遊記、外交官回憶錄等。19世紀40年代以後，這類文章大量湧現，1860年英法聯軍侵華及《北京條約》的簽訂使中國國門向西方大開，這類文章有增無減。這些介紹普及了中國新形象，與當時局勢相關，可以在皮埃爾?洛蒂（Pierre Loti）和儒勒?凡爾納的作品中見到相應內容。但主要引介渠道是學術研究與譯介，且在遊記見聞或「回憶錄」中也常見引用。的確，東方學研究，即本書所要論述的漢學及中文譯介，一直以來以其研究著作在文壇據一席之地。為了了解某一時期的作家掌握何種資料，需要考察對中國認識的進步、翻譯的重譯與進步，以及這一領域的整個發展史與著述成果。在同一部作品中，確實也能夠觀察到因新近閱讀或發現新譯本而作的修改、增補和校正。
當然，最早的現代法國專業漢學家的著作首先直接影響歐洲區域。約翰?彼得?愛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在《歌德談話錄》（Conversations avec Goethe，1835）中寫到1827年1月31日周三時，轉述了導師歌德對新近讀到的一本中國小說的評論。眾所周知，歌德因發現與介紹這一異國文學而提出了「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之說，此說自當時便引發爭議不斷。在此還應說明，這部中國小說（下文將再次提及）就是《玉嬌梨》（1826）的首部法譯本，由雷慕沙所譯。稍早以前，威廉?馮?洪堡特在回應雷慕沙的《漢文啟蒙》（1822）一書時以法文寫成《致阿貝爾–雷慕沙先生的信：語法形式的性質通論及漢語特性專論》（Lettre a M Abel-Remusat sur la nature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 en general et sur le genie de la langue chinoise en particulier，1826年3月）。這封書信將中文納入比較語言學的領域。一種嶄新的文化在歐洲出現，本書在此關注的是語言與文學領域。學術東方學的譯介帶來新的視角，在文學批評和語言學研究領域激發出新穎觀點。但直接受到影響的不僅僅是評論與認識，也有文學之創新。的確，由於漢學與法譯著作的引介，法國乃至歐洲文學中出現對中國文學與文化的引述與相關內容，文學中的這些參照由此得以世界化。19世紀甚至到20世紀初，一些法文作品效仿學術類或普及性的漢學譯著和研究著作，冠以「中國風」，更加引人矚目。其他作品則較為含蓄，並未直接參考此類關於亞洲的著述，但卻在很大程度上從中汲取靈感，自成一體。
在此情況下，譯介及傳播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就中法之間的文學與學術交流而言，這一過程有其特殊性和滯后性。18世紀傳教士文獻學家的譯著仍在流傳，在巴黎，專業漢學產生數部傑出的文學類著述與譯本。上文已提到雷慕沙的研究，還應補充儒蓮（Stanislas Julien）以及後來的德理文（Marie-Jean-Leon d』Hervey de Saint-Denys），二人皆是法蘭西公學院講席教授。這些學者有意迴避中國文學傳統，在翻譯時首選小說，而後才是詩歌作品。一些古代典籍和道家著述也在同一時期出版，但常常得益於其他漢學家之功，如本不應當被遺忘的紀堯姆?鮑吉耶（Guillaume Pauthier）。隨後的19世紀90年代開啟了重要的革新階段：愛德華?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史記》法譯本問世，耶穌會士顧賽芬（Seraphin Couvreur）和戴遂良（Leon Wieger）開始在中國出版古代典籍與道家經典的新譯本。由此，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以及隨後數年，這些中國古典文化著作一定已為法國作家所發現；同一時期，中國也開始關注西方思想與科技。西方著作、思想與技術的引進與傳播在中國引發了文化與知識危機，不僅導致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而且綿延至整個20世紀；但在歐洲，對中國文化與思想的發現似乎明顯不夠轟動。當中國猛烈批判本國傳統文化，宣揚大多來自西方的思潮時，儒家典籍與道家經典反而在法國逐漸被了解與傳播。20世紀末，當一些中國作家與知識分子在某種程度上高喊回歸傳統文化身份認同時（尤其是「尋根」熱潮），法國讀者又發現了許多新的作品、數部古典名著的經典譯本以及最新銳的文學創作。典籍譯本長期以來數目寥寥，僅見於學術性或專業性叢書，但在20世紀後半葉很容易被查閱到。自20世紀80年代起，許多中國文學作品亦是如此，起初發行量不如古代典籍，這大概是因為此前哲學家和某些傳教士對古代典籍更感興趣。
中國在傳播古代文化典籍的同時，也推介為文人雅士所不屑的民間文學——長篇小說、短篇故事和戲曲，還有20世紀20年代之後的文學創作。這些作品的譯介與發行在法國最初十分緩慢，但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發展迅速。1956年，艾田蒲和勒內?卡約瓦（Rene Caillois）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伽利馬出版社創立「認識東方」（Connaissance de l』Orient）叢書。自20世紀70年代末，由譚霞客（Jacques Dars）和雷威安（Andre Levy）翻譯的古典名著在「七星文庫」系列/叢書出版。古代典籍和某些著名小說以口袋書系列刊行，發行量極廣，一些舊譯本亦是如此，如儒蓮或顧賽芬的譯著。一些中法雙語的上乘之作問世，見於立異（La Difference）出版社的「俄爾普斯」（Orphee）叢書（可惜這套叢書發行時間短暫，且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