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提出的一個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是:為什麼美國在與工人分享創新帶來的收益方面落後於其他工業化國家?
隨著整體生產力穩步提高,從而推動了經濟增長,提高了高薪知識工作者的技能和薪水,然而大部分工人從這幾十年的增長中受益甚微。本書以麻省理工學院未來工作工作組的多年研究結果為基礎,揭示了技術進步的大部分收益主要集中在頂層收入群體,而普通勞動者只能從中獲得微薄回報,從而進一步加劇了不平等。
對此,作者們認為,技術不是導致上述問題的根源,上述問題並不是技術發展不可發展的必然結果。所以,光靠技術也無法解決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就是伴隨創新而來的”破壞”,需要政府和業界共同努力,制定出配套技術革新的勞動力市場制度的創新,保證未來的繁榮是可共享的。對此,他們給出了相應的建議,比如適應性培訓,改善保障制度,更重要的,還是要加快技術進步和創新,因為很多重要的問題,仍需要創新才能解決。
全書不僅回顧了歷史趨勢,也展望了未來的可能性,呼籲社會各方共同努力,確保科技進步能惠及每一個人。
作者簡介
戴維 奧托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系的福特經濟學教授,經濟與就業研究項目的聯合主任。他的研究重點在於勞動力市場中的技術變革、全球化以及制度變遷的影響。奧托教授以其對中等技能崗位消失及收入不平等加劇的研究而聞名,這些研究成果為理解現代經濟中結構性失業問題提供了重要視角。
戴維 明德爾
麻省理工學院航空航天工程與歷史學教授,人類與自動化實驗室的創始人。他專注于機器人技術和自主系統的設計與應用,研究領域涵蓋從深海探索到太空任務等多個方面。明德爾教授的工作不僅關注技術本身,還探討了人機交互中的倫理和社會影響,這使得他在探討技術進步如何塑造未來工作時具備獨特的視角。
伊麗莎白 雷諾茲
麻省理工學院未來工作特別小組的執行主任,並擔任城市經濟與規劃實踐教授。她在工業創新、區域經濟發展和全球價值鏈等領域擁有豐富的經驗。雷諾茲博士致力於通過政策建議和技術支持來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特別是在製造業的技術升級方面。她的工作幫助推動了多項旨在縮小不平等和支持包容性增長的政策倡議。
目錄
目錄
序 ——羅伯特 索洛
第一篇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勞動力市場和經濟增長
第三章 技術和創新
第二篇
第四章 教育和培訓: 找到好工作的路徑
第五章 工作質量
第六章 支持創新的制度
第七章 結論和政策建議
致謝
注釋
精彩書摘
序
羅伯特 索洛
我是在2021年1月的最後一周給本書寫序的,60年前,同樣的時間,我們一家剛抵達華盛頓,開啟我在肯尼迪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為期一年的工作之旅。當時美國經濟還沒有從1960年”典型的戰後衰退”中走出來,我記得,失業率大概在7% 左右。此時,還出現了另一個更困難的問題。二戰後發生的三次典型衰退都伴隨著一次比一次高的失業率。一些經濟學家、許多國會議員以及財經雜誌的編輯都指出,這種高失業率不同於以往的模式。它並不反映商品和服務需求的不足,而是反映了失業工人與就業崗位不適配的事實,也就是說,他們從事著並不適合自己的工作,掌握的是錯誤的技能,或者毫無技能,又或者接受了不適配的教育。這導致傳統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降低失業率毫無作用。
每當出現意料之外的長期高失業率,大家就傾向于採用單一因素進行簡單釋疑。比如,將失業歸咎於失業群體的特徵。這種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畢竟失業者的素質往往要比就業群體差一些。無論導致失業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正常的職業流動和職業選擇過程最終會使素質最低的人成為失業的重點人群。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讓沒有接受培訓的人接受培訓就可以提高就業率。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類比:想像一下,某個體育館要舉辦一場高中籃球比賽,體育館裡固定座位的數量是恒定不變的。如果觀賽免門票,則到場觀戰的人數很容易超過座位數。那些積極且行動迅速的人很容易搶到座位,反應慢的人就只能站著。假設我們對沒有搶到座位的人進行培訓,讓他們更積極、反應更迅捷,在下周比賽時,這些人將有很大一部分可獲得座位,但座位總量是不變的。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得到一份工作遠比搶球賽座位複雜得多,但兩者間的邏輯是相通的。
對於經濟顧問委員會推演合適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說,失業是一個重要事項。時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沃特 海勒(Walter Heller)佈置給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評估當時正在興起的結構性失業理論。這是在華盛頓而不是在麻省理工學院, 我記得這項任務只花了我三周的時間。我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結構性失業的確存在,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它將持續增加。
顯然,將失業歸咎於失業者的特徵並不是對超預期的長期高失業率所做的唯一的簡單化解釋。另一個同樣常見的簡單化解釋是劇烈的技術變革。我第一次聽到”自動化”一詞是在1961年的辯論中。如今,我們又開始聽說”機器人要來了” (或許某一天它們就真的來了)。
然而,當前的情況與那時有所不同。如果排除新冠疫情的影響,美國失業率本質上並沒有呈現長期上升的趨勢,至少目前還沒有。但是,我們此刻正身處另一個更為複雜的環境之中。過去幾十年,美國實際工資率增速與單位工時產出增速基本趨同。這意味著兩者之比,即產出中用於支付工資和薪水的份額沒有變化。雖然短期內會有波動,但波動不大。這種情況在 20 世紀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初期似乎發生了變化, 實際工資增速趕不上生產率的增速。這不是因為生產率提速, 而可能意味著某種技術進步。差別就在於實際工資變化的滯後。這一情況引發了很多經濟學解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戴維 奧托廣為人知的發現:經濟增長提供了大量的低工資和高工資崗位,但承載美國夢的中等技能崗位卻消失了。與此同時, 社會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程度持續擴大。
還有很多因素都可以對此做出解釋,且各因素之間並不相互排斥。比如,中等技能崗位可能轉移到貧困的低收入國家;工人階級逐漸失去了議價能力,工會在私人部門幾乎消失不見就是明證;雇主們態度強硬;在集中度高的行業,大公司的市場勢力(market power)甚至可能大幅度增強。問題不在於從一系列原因中挑出一個原因,而是衡量每一個原因的權重,但這很難做到。
因此,如果失業是一種病,對症下藥當然也就同樣棘手。
此外,我不想給大家留下教育和培訓是次要因素的印象。首先,維持一支適應能力強的技能勞動力隊伍是提高生產率的關鍵。其次,提高教育的可及性有助於縮小不平等,儘管美國在這方面顯然做得並不好。最後,教育和培訓可以維繫共同文化和對公民身份的認同。我在這裡想表達的是,更多或更好的培訓並不一定會帶來更高的就業率。
在20世紀前七十多年的時間裡,美國資本主義用四分之三的國民收入支付工資和薪水。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樣,這一比例基本不變。然而,過去的大約四十多年裡,這一比例持續下滑。到新冠疫情暴發之際,國民收入中用於支付工資薪水的份額大約僅有三分之二。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依然較高。在這一占比水平下,勞動力市場的任何重大變化必定對經濟的其餘部分產生影響,而這些影響又會反饋給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市場以外的擾動會直接影響勞動力市場中的結果。這就是為什麼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並不是要重談未來技術需要新工作技能的老調,而是轉向對經濟的廣泛調查和研究。毫無疑問,在未來的某個時間,或許是機器人到來之際,我們將需要另一份這樣的研究報告。
現在,讓我們打開本書,看一看現在的人們正在思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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