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於做自己-抑鬱症與社會 阿蘭.埃倫貝格 9787305285462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物品所在地：中國大陸
原出版社：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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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疲於做自己-抑鬱症與社會
ISBN：9787305285462
出版社：南京大學
著編譯者：阿蘭.埃倫貝格
頁數：421
所在地：中國大陸 *此為代購商品
書號：170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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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抑鬱症的本質是什麼？為什麼抑鬱症在當代社會越來越成為流行病？要治癒這一精神疾患，對這兩個問題的追問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僅滿足于心理和藥物技術的純粹應用，而缺乏形而上的探索與整體思考，不去厘清深層次的概念背景與造成抑鬱症的社會原因，就不能全面地理解抑鬱症，進而瞭解現代性危機下的主體和我們所身處的社會。
《疲於做自己：抑鬱症與社會/守望者 人間世》是法國知名社會學家阿蘭 埃倫貝格的一本社會學經典著作。作者完整地呈現了抑鬱症作為一個精神病學概念的流變，同時剖析了抑鬱症與社會發展的關係。他將精神病學的文化史和技術史結合起來，試圖通過對一個概念的歷史的解讀，以小見大地展現整個當代社會對人的理解和主體性本身遭遇的變遷，為我們探究與此相關的新困境提供了一個切入點。
作者簡介
阿蘭 埃倫貝格（Alain Ehrenberg），法國社會學家，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主任研究員。1994年，在CNRS與人合作主持”精神藥物、政治與社會研究小組”。2001年，聯合CNRS、巴黎五大以及法國國家健康和醫學研究所，成立”精神藥物、精神健康與社會研究中心”。著有《對個人表現的崇拜》《不確定的個人》《疲於做自己：抑鬱症與社會》等，致力於勾勒當代人的輪廓。
王甦，巴黎十大社會學博士，在法國長期從事研究和學術翻譯工作。譯有《一個偶像的黃昏：弗洛伊德的謊言》《疲於做自己：抑鬱症與社會》，以及《民族國家間的和平與戰爭》（合譯）、《雷蒙 阿隆回憶錄（增訂本）》（合譯）等。
精彩書評
★在勾勒西方發達社會的人的輪廓、分析其心理方面，本書無疑是非常優秀的作品之一。
——《文學半月刊》
★這本書應是所有精神病學家的枕邊書。
——《突觸》
目錄
前言主宰者個人/神經症的回歸
沒有什麼被真正禁止，沒有什麼是真正可能的
抑鬱症或日精神空間裡衝突的消退
“匱乏”和”衝突”——一份關於抑鬱症歷史的書單
分析方法說明
第一部分 疾病主體
抑鬱症有著怎樣的歷史？
第一章 精神造物的起源
精神病是如何成為一種關乎自由的疾病的？
憂鬱：從靈魂的偉大到無力感
是脊髓的條件反射還是意識？
神經衰弱症的衝擊或心靈的社會化
雅內和弗洛伊德：缺陷還是內疚？
第二章 電擊：技術、情緒和抑鬱
普通醫學：想像的疾病、無力治療
最終治癒？
情感性疾患的主體
第三章 無法定義的疾病的社會化過程
無法定義
舒緩躁狂的情緒，振作抑鬱的心情
在人格和情緒的邊界上
普通科醫生：診斷混亂
第二部分 神經症的黃昏
神經性抑鬱症的危機與主體面目的改變
第四章 心理陣線：沒有指令的內疚
既不瘋狂也不懶惰：內心生活不是一個心理學問題
“心理文化”——一種對抗抑鬱症的防禦機制？
大爭論：神經症還是抑鬱症？
強迫的人：成癮的爆發
主宰者個人的反面對應物
第五章 醫學前沿：處理抑鬱情緒的新方法
給輪胎充氣，讓焦慮的人安靜下來
何種抑鬱症對應何種抗抑鬱藥？
分類之爭
神經症的衰落，一種精神病學的終結？
第三部分 匱乏的個人
結論 可能性的重量
注釋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疲於做自己：抑鬱症與社會》：
抑鬱的規模和發作
長久以來，人們對疲勞在抑鬱症中的位置一直存在爭議。在心境障礙中，疲勞是次要症狀還是主要症狀呢？它是不是由於抑鬱症患者過於悲觀、對一切喪失興趣和缺乏動力引起的？它是否先於抑鬱發作，即是否在情緒出現障礙之前就已經存在？20世紀70年代末，在薩爾佩特裡耶爾醫院，丹尼爾 維德洛切和他的團隊開發出了”精神動力減弱”量表2。團隊針對正在接受抗抑鬱藥治療的病人做了統計研究，他們發現衰弱和遲緩之間存在緊密關聯：”疲勞症狀主要與一組特徵相關，那就是被我們統稱為精神動力減弱的那些特徵。”這種疲勞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它是思想反芻和強迫思維導致的疲憊，屬_xFFFF_雅內理論中精神虛弱的範疇，表現為”行動無能”；另一方面，它是病人感受遲緩的方式，是他的”主觀表達”。抑制開始慢慢向抑鬱症概念的中心位置移動。
精神痛苦是精神動力減弱造成的後果。這就是丹尼爾 維德洛切說抑鬱症是”一種行動方式”的原因。抑鬱，與焦慮一樣，也是一種整體上的行為反應。維德洛切在1983年出版的一本書裡詳細闡述了這個論點：焦慮和抑鬱是”兩個基本反應，其次，它們在功能上還有向周圍人和自我報信的作用。焦慮是對內心緊張和外部危險做出的精神上的行為反應；抑鬱性回縮則相反，它是一種保護性的退縮態度，能讓主體在不再有能力與外界抗爭時存活下來”。焦慮是鬥爭的動力，抑鬱是放棄鬥爭。在抑鬱裡，存在著一種自卑心理，這是一種與焦慮大不相同的脆弱性。
維德洛切將他的論述建立在了對傳統抗抑鬱藥作用的分析上：”我們知道，抗抑鬱藥對不伴有精神痛苦的疲勞情形特別有效，如果悲傷不伴有抑制，那麼抗抑鬱藥對悲傷本身毫無效果。因此，這些抗抑鬱藥不是‘欣快劑’或‘鎮靜劑’，它們是‘抗抑制劑’（desinhibiteur）。”抗抑制劑，這就是關鍵詞。抗抑鬱藥治療的是精神上的運動失能。它能讓人恢復行動的能力，並在調理運動障礙的過程中改善人的情緒。此外，臨床醫生們還發現，越來越多的抗抑鬱藥對抑鬱以外的疾病狀態也有作用，在那些狀態中，病人既不焦慮也沒有精神痛苦。
抗抑鬱藥可用於治療抑鬱症以外的其他病症這點很早就被認識到了。除了與抑鬱相連的症狀外，它們還被標注可以治療驚恐發作、恐懼症、創傷後應激障礙、衝動障礙、廣泛性焦慮症、進食障礙、對酒精和煙草或海洛因的上癮、自閉症、抽動穢語綜合征等。它還對各種頭痛、偏頭痛、神經性或癌症性疼痛有效。丙米嗪類藥物對遺尿症、帕金森病的運動不能也有作用。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還有一種過去被人認為罕見的疾病成了大量研究的對象：”強迫症，在現代分類法裡被歸在焦慮障礙的名目下，它與抑鬱症有很大關係。”強迫症已經取代了過去的強迫性神經症，它們對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十分敏感。而且，即便在不伴有焦慮症狀的時候，也是如此。
這種現象讓人們開始質疑”抗抑鬱藥”這個名稱，精神病學家和藥學家也在如何命名這些藥上犯了難。一位藥學家寫道：”現在，抗抑鬱藥的使用已經大大超出抑鬱症的治療範圍，這讓我們不僅產生疑問：這些抗抑鬱藥到底是什麼？”針對很多比較好定義的病況，抗抑鬱藥都能起作用，這個事實促使人們思考從綜合征角度來定義抑鬱症概念是否合適。然而，這難道不是抑鬱症概念建立時就會產生的必然結果嗎？它本來就是一種無法被定義、充滿欺騙性的疾病，難道不是嗎？抑鬱症的概念一直就是”儘管沒被解釋清楚，但好像又能涉及整個人的運轉”，它是涉及人的總體行為的一種病，難道不是嗎？它是一直能夠涵蓋其他疾病的”口袋病”，是”便於孕育其他精神類障礙的‘溫床’”。
對自閉症綜合征概念的批評在法國很有影響力。它恢復了法國藥理剖析的傳統，認為藥物也是行為分析的一個面。因此真正需要分類的不是疾病或者綜合征，而是精神類藥物。藥品應該根據它們的臨床效果分類，而不是根據精神病的分類法。每個維度都自有其特徵。就像我們談論抑制型性格或衝動型性格時是在歸納特徵一樣，無論我們面對的是抑鬱狀態、焦慮狀態還是其他，我們也可以從多種多樣的症狀中歸納出它們的特徵：我們需要針對特徵採取行動。
前言/序言
近年來，網絡上充斥著論述抑鬱症如何變成流行病的文章 。文章 的標題經常聳人聽聞地描述道：”中國存在近一億抑鬱症患者。”暢銷書或心理學圖書的專櫃上，抑鬱症相關的著作汗牛充棟。在中國，抑鬱症已經成為精神病中的流行病，圍繞抑鬱症的療愈市場也在急速擴張。大量媒體和心理學從業者認為公眾對抑鬱症知識的匱乏是抑鬱症患者未得到及時治療的首要因素。讓抑鬱症擺脫汙名——僅被視作”心靈的感冒”，得到與其他疾病同等的對待，是專家們在輿論中努力爭取的首要方向，也是抑鬱症乃至整個精神障礙類別在中國醫學化的重要表現。且在這一點上，中國與歐美並無不同。既然中文圖書中有關抑鬱症的書已多如牛毛，且同歐美的許多著作一樣，都參與了精神醫學全球化的浪潮，那麼，這本埃倫貝格的著作又有何不同呢？
儘管《疲於做自己》全書都以抑鬱症為主線，但它並非一本心理學或精神病學圖書，而是一本以精神病學史和法國社會史為背景的疾病社會學著作。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寫，本書並非為了介紹抑鬱症及其歷史，而是為了分析”抑鬱症”作為一個疾病概念的流變以及它與社會變遷的關係，尤其是它與法國當代社會中個人性（individualite）間的關係。
將社會學與精神病學結合的著作在中國仍舊罕見，對絕大多數中國讀者而言必定十分陌生。其中一個原因在於疾病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相對緩慢；國家、大眾及媒體看待精神疾患的角度依然十分單一；他們對抑鬱症等身心病的看法大多停留在純粹的心理學領域，面世的圖書也都是以普及知識和介紹療愈方法為主，輿論和討論僅僅停留在從公共健康視角出發，計算抑鬱症帶來的社會成本和呼籲對患者的人文關懷上。幾乎所有著作都僅滿足於列舉數字來陳述抑鬱症的氾濫，然後馬上轉向實用的療愈建議。然而，為什麼抑鬱症在當代社會越來越成為流行病呢？為什麼”抑鬱”能從一個普通症狀，搖身轉變為全民公敵般的獨特疾病，甚至是難以治癒的慢性病呢？當我們談論”抑鬱症”的時候，到底在談論什麼？用量表診斷抑鬱症，是否讓我們有掉進統計至上的研究陷阱的風險？諸如此類的盲點和值得思考的點還有很多。從觀察到抑鬱症的流行到抑鬱症的診療建議之間，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弄清楚。若不能厘清”抑鬱症”是什麼，不知道抑鬱症在診斷上現有的缺陷，也不瞭解抗抑鬱劑的療效已經被神化，以及製藥產業與精神病學的”夥伴關係”，又如何能全面和中肯地理解抑鬱症？更別說在繁盛的療愈市場裡挑選適合自己的方法了。埃倫貝格的這本書試圖回答的正是這些問題，它從社會學的角度為我們打開新的視野，讓我們看到，將精神疾患與社會發展相結合的分析思路是理解抑鬱症不可避免的重要環節 。就這點而言，本書的翻譯可謂及時雨了。
更進一步說，除了理解疾病和治療抑鬱症這樣的實用角度，對抑鬱症概念的分析也有利於我們瞭解自身所處的社會。在埃倫貝格的筆下，法國社會已經進入高度個人化階段，出現了作為自我唯一主宰者的個人。這樣的個人被教導並確信一切只能依靠自己，無論成功還是失敗，個人必須對自己的一切行為負責。個人仿佛擁有了主宰自身一切的權力，拼盡全力去活成尼采筆下的”超人”。然而，現實卻是作為人的我們，無法承載”超人”的重負。無論是精神自由帶來的身份上的不安全感，還是社會過於強調個人主動性而導致的個人在行動方面的壓迫感，都讓我們疲于應付。社會氛圍對個人能力的崇尚，致使個人對自我的要求越來越高。經濟危機、貧富差異加大和階級固化等當代社會頑疾讓個人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這一切都造成了做自己成為一件格外疲憊的事情。於是，抑鬱性的疲憊取代了神經性的焦慮，成為精神流行病的主流。
我們或許會覺得埃倫貝格關於當代個人的論述很眼熟：這不正是中國的個人性正在演化的方向嗎？近年來，國內從歐美引入了大量的心理支持技術，目的都是讓個人學會激發潛力和內在精神力，來戰勝現實的困難。抑鬱症被分解為各種症狀，然後被所謂對症的藥物和自我心理技術治療，這是目前國內對待抑鬱症的主流處理辦法。個人需要去就醫（不然就是家人需要送他／她去就醫）；個人需要重新燃起鬥志，戰勝抑鬱症；個人要有信心，走出陰霾。這些口號和建議充斥了抑鬱症的話語，它們解決抑鬱症的辦法依然是強調個人的能動性。如果埃倫貝格對抑鬱症的分析是中肯的，那麼，這樣的話語和療法或許反倒會加重創造了抑鬱症的社會氛圍，在治療領域繼續強化對主宰者個人能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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