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臣》的命運-一部文藝復興時期經典著作的歐洲之旅 (英)彼得.伯克 9787301340400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編輯推薦
1 名家名作。彼得 伯克經典的書籍史、文化史研究案例。
2 視角獨特。從一本文藝復興時期的「名著」入手，不僅關注其內容，更關注其流傳過程和讀者人群。
3 裝幀精美。優雅設計加之貴族紙與牛津紙的搭配，便於攜帶。

內容簡介
《廷臣》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風靡整個歐洲的偉大作品。這本「宮廷行為指南」在出版后的三個世紀里，在義大利出現了62個版本；僅在16世紀，就以6種語言在20個不同國家和地區出版。
本書是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彼得 伯克對《廷臣》接受史的研究，是一部書籍史、文化史力作。作者討論了《廷臣》一書被寫作、出版、閱讀、傳播、評價甚至模仿的歷史，揭示了《廷臣》所倡導的行為準則、價值觀念對歐洲文學、藝術、風俗產生的重要影響。本書將有助於我們加深對書籍史、文藝復興的傳播史以及歐洲文化整合的理解。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彼得 伯克（Peter Burke），英國歷史學家，當代著名新文化史家。曾執教蘇塞克斯大學、劍橋大學，現為劍橋大學文化史榮休教授及伊曼紐爾學院研究員。著有《歐洲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歷史學與社會理論》《製造路易十四》《知識社會史》《圖像證史》《什麼是文化史》《什麼是知識史》《歷史寫作的新視野》《近代早期歐洲的語言和共同體》等。

：閔凡祥，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醫療社會文化史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研究生導師，兼任國際技術史學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ICOHTEC）執行委員會委員、波蘭國家科學院主辦《科學技術史》季刊（Kwartalnik Historii Nauki i Techniki）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醫史分會常務委員等。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為歐洲史、外國史學史、醫療社會史等。

目錄
插圖目錄
前言與致謝
第一章 傳統與接受
第二章 文藝復興時期的?廷臣?
第三章 《廷臣》在義大利
第四章 《廷臣》的譯本
第五章 被模仿的《廷臣》
第六章 被批評的《廷臣》
第七章 復興的《廷臣》
第八章 歐洲文化中的《廷臣》
附錄一 1528—1850 年間的?廷臣?版本
附錄二 1700 年前《廷臣》的讀者名單
參考文獻
譯名對照表

精彩書摘
第一章 傳統與接受
在1724年出版的《廷臣》譯本的獻詞中，羅伯特·杉伯（Robert Samber）寫道：「《廷臣》如此之偉大，以至於其不能被僅僅局限於義大利的狹窄疆界之內僅為世界上最著名的宮廷所閱讀、喜歡和讚美是不夠的，為使大家更熟悉它，人們可以用每一個國家最為習慣的適當形式來裝扮它。」政治理論家歐內斯特·巴克（Ernest Barker）爵士曾以相似的方式評論道，「如果將不同國家」對卡斯蒂寥內的理想所表現出的各自特徵「加以比較考察，那將是一項令人著魔的研究」。
本書試圖對上述挑戰做出回應。其首要目標是重構一項國際運動對地方和個人的含義，因而在回答廣泛的一般性問題時，我們引入了目錄學和社會學的細節研究方法。我將在盡量避免像其16世紀的一些編者那樣將該對話的豐富內容歸納為簡單的幾方面的同時，重點介紹卡斯蒂寥內書中那些在大範圍、長時間內吸引讀者的內容，特別是其有關「優雅」（grace）和「從容」（sprezzatura）的討論的部分。
在時間上，本書所討論的內容主要集中在1528年《廷臣》出版后的第一個世紀，儘管其結尾部分將會討論到晚近作品中對該文本的參考和引用。在空間上，我所關注的主要是歐洲，儘管偶爾也會涉及更廣範圍（從南亞次大陸到美洲大陸）的讀者。在寫作策略上，我更多關注的是義大利以外的讀者。因為同作者所處的社會環境的文化差別越大，對其著作積極接受的過程就越能被清楚地展現出來。儘管我最初並未打算對英國接受卡斯蒂寥內的情況給予特別關注，但我卻發現我這樣做了。我希望，這種從其內部對單一文化所做的認真研究，能多少減少一些存在於任何大範圍的國際調查中的固有危險。
但一定的文化跨度又是必要的。因為我希望能夠對人們理解「歐洲的歐洲化」（Europeanization of Europe）——換句話說，即過去幾個世紀中歐洲文化的逐漸整合——做出些許貢獻。因此，我將盡量去考察《廷臣》之外的一些東西，將該文本作為一個研究案例來探討三個在範圍上更廣的話題：義大利之外的國家和地區對文藝復興的接受、《廷臣》一書的歷史，以及價值體系的歷史。
對文藝復興的接受
自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khardt）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問世（1860）以來，如果不是更早的話，歷史學家們已開始將這一時期作為一個對「自我」和「他者」的態度發生改變的時代進行研究。布克哈特將這一新趨勢的特點界定為「個體的發展」，並注意到了藝術家和作家在這一時期所表現出的競爭與自覺，如他們的自畫像和自傳中所顯示出的那樣。
最近，研究重點發生了變化。仿效諸如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關於其所說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展現」的研究等研究方法，人們開始從其自我展現（self presentation）、自我塑造（self fashioning或selbststilisierung）的視角對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皇帝和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等文藝復興運動的領袖人物進行研究。這些對當時主要人物的研究引發出了這樣的問題，即他們的領導在當時是否得到了廣泛的追隨。由於卡斯蒂寥內的對話看上去非常像是一部指導個人進行自我塑造的指南，因此，不單在義大利而且在國外，對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對《廷臣》的反應進行考察或許會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這種對反應進行研究的視角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對文藝復興運動傳播的傳統敘述經常將之描述為歐洲範圍內的一路凱歌，在這一過程中，各國相繼屈服於列奧納多·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琪羅、皮科·德拉·米朗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阿里奧斯托（Ariosto）、馬基雅維里和其他主要藝術家、作家與思想家的魅力。
此類解釋存在兩個根本的弱點。第一個弱點是，人們設想此時只有義大利人是積極的和富有創造力的，而其他歐洲人則是被動的，僅僅是「影響」（influence，一個經常為思想史家們[intellectual historian]毫不批判地加以使用的、起源於占星學的詞彙）的接受者。15世紀時一些義大利人對來自荷蘭的繪畫作品所表現出的興趣告訴我們，他們至少已經注意到了國外藝術家的創造性。
傳統敘述關於文藝復興運動傳播的第二個弱點是將所「接受的」與所「給予的」視為同一。儘管「傳統」（tradition）一詞的原意是「傳下來」（handing down），但我們卻很難否認概念、習慣和價值體系在被傳播過程中是經常發生變化的。為適應新的空間或時間環境，傳統經常會被改造、重新解釋或重建——不管這種重建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例如，古典傳統在中世紀即以這種方式被重建。阿喀琉斯等荷馬時代的英雄被改造成騎士，羅馬詩人維吉爾（Vergil）則變成了巫師，朱庇特（Jupiter）（有時）被當成學者，墨丘利（Mercury）被當成主教，等等。
如果將視角從傳統轉移到個人身上，我們將經常發現他們在進行某種「修補術」，即從他們身邊的文化中選取任何吸引他們、與他們相關或對他們有用的東西，並（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用他們已擁有的知識將之同化。雖然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易為外來事物所吸引，但他們都會經過一個對新事物進行重新解釋和再情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過程，從而將他們的發現自我內化。4換句話說，讀者、聽眾和觀眾是積極的接受者和改造者，而不是被動的接受者。
應當補充說明的是，他們對新事物的佔有並不是盲目的，而是有其自身的邏輯。這種佔有的邏輯經常被某一社會群體所分享，因此，這類社會群體可以被形容為「解釋共同體」（interpretive community），或有時為「文本共同體」（textual community）。在這種共同體中，某一本書會被用來作為其成員思考和行動的指南。儘管有關共同體的此類概念會產生誤導性影響，但我們卻仍然無法離開它們。儘管它們具有導致我們忘記觀點上的個體差異或將之最小化的危險，但在使我們記起所被分享之物方面它們卻是不可或缺的。
不斷進行重新解釋和再情境化的過程，一方面侵蝕著傳統，一方面卻又通過確保其繼續滿足不同社會群體的需求而得以保存下來。如這一漸進的重新解釋過程因某些原因被阻斷，那麼，一種要求進行更加激進的變革（change）或「改革」（reform）的壓力將會形成。例如，我們稱之為「宗教改革」（Reformation）的文化運動，即是對基督教傳統進行激進的重新解釋的一個生動例證。
根據上文所陳述的觀點，我們認為，有關「發明」（invention）和「傳播」（diffusion）之間的習慣性區分應當被看作一種程度上的差別而不應是一種性質上的差別——為了支持這一觀點，需要寫一本比本書更厚的書。最好的做法，是將發明本身看作一種創造性的改造過程，例如：印刷機的發明是對葡萄榨汁機（wine press）的創造性改造，小說這種文學形式的出現是對史詩的創造性改編，等等。
因此，對文藝復興運動而言，有益的做法是：拋棄僅將之看作產生於佛羅倫薩的新觀念和新形象（image）對外界產生「影響」或「傳播」的觀念，而代之以追問，從哥特式建築到經院哲學，義大利對歐洲其他地區的作家、學者和藝術家有什麼「影響」？他們接受這些 「影響」的邏輯是什麼？義大利人的新禮儀或新觀念為什麼會被融入以及在何種程度上被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固有傳統之中？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研究接受者們是如何對他們所看到、聽到或讀到的東西進行解釋的。我們必須關注他們感性的「圖式」（perceptual 『schemata』）。我們必須關心日漸為文藝理論家們所稱為他們的「期望地平線」（horizons of expectation）的東西。
簡而言之，文化史學家通過吸收仍多少帶有外來色彩的 「接受」的概念，並將之用來修改有關傳統的傳統觀念，將會有所收穫。事實上，如果不是作為一個概念的話，這個詞語對學習和研究文藝復興的學生來說應當是相當熟悉的，因為接受（Rezeption）早在15世紀和16世紀的歐洲即已被用來描繪人文主義和羅馬法的傳播了。無論如何，文藝復興中有關文學模仿（literary imitation）（見下文第81—82頁）的性質的爭論，被認為是有關傳統與創新之間兼容性的接受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對有關文本被接受情況的研究將會帶來一些大難題。如果一個普通的歷史學家參与文藝理論界最近所發生的爭論，特別是就一個文本的真正或基本內涵是存在於其創作者的內心，還是存在於著作本身（它將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展現出它的內涵），抑或是存在於其讀者的反應之中，這樣一個純粹的形而上學式的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的話，那他將是愚蠢的。同樣地，我們盡可不必懷疑接受理論（將之視為一個時間過程）對文化史學家著作的一般適用性和對書籍史學家們的特殊適用性。

前言/序言
自20世紀50年代末期第一次讀到它以來，卡斯蒂寥內的《廷臣》（Cortegiano或Courtier）即成為我最鍾愛的著作之一。那時，我還是一名主修義大利文藝復興課程的牛津大學的學生。我閱讀它，是懷著一種對歷史傳統的崇拜之情，將其作為代表文藝復興運動的經典文本來閱讀的。這本對話即卡斯蒂寥內的《廷臣》，該書是以對話的形式寫成的，因此伯克在書中有時用「對話」來代指。——譯者注之所以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被一再重印和不斷翻譯成其他文字，其作為文藝復興運動代表文本的歷史地位和影響無疑是一個主要因素。在義大利（自19世紀80年代開始）和英語世界（自1900年開始），它曾先後在人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雙日出版社鐵錨叢書（Doubleday Anchor Book）和企鵝經典叢書（Penguin Classic）中出現。
在文藝復興期間，人們閱讀該書的緣由則與其後有很大不同。人們將之視為當時行為活動的指南，而非過去時代的價值觀念的指南。如果現代的讀者試圖就該書中有關優雅行為或「全人」（「universal man」）的部分進行註解的話，那麼，16世紀的讀者則經常對其中有關笑話或教人如何騎馬的部分給予關注。這兩種閱讀之間的差異越來越顯示出其誘人的魅力。在這裏，我試圖去理解，而不是消除上述對歷史傳統的崇拜式閱讀與實用主義式閱讀二者間的差異。但《廷臣》長期以來被以眾多方式解讀闡釋的事實給我這一努力帶來了諸多困難。一直以來，它被那些頭腦簡單者批評為過於玩世不恭，而又被那些憤世嫉俗者批評為過於幼稚；被看作既理想主義又實用主義，既嚴肅又輕率。儘管近來人們對該文本本身給予了非常認真的研究——事實上，它幾乎為眾多的評論所淹沒，但迄今為止，它的讀者卻一直未能得到充分關注。因此，在本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