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血-推動人類遺傳學的血液輸送史 (英)珍妮.班厄姆 9787559667755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物品所在地：中國大陸
原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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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徵血-推動人類遺傳學的血液輸送史
ISBN：9787559667755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著編譯者：(英)珍妮.班厄姆
頁數：424
所在地：中國大陸 *此為代購商品
書號：154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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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 獲《伊西斯》《柳葉刀－血液學》《選擇》等國際權威期刊、雜誌推薦，榮獲2022年美國科學史學會頒發的蘇珊娜 J 萊文森獎。該獎項表彰自然史、生命科學史領域的傑出出版物。作者為遺傳學學者和科學記者、大學講師，以敏銳、廣闊的目光書寫20世紀發生在英國的圍繞輸血與人類遺傳學的滾滾往事。
2 激蕩年代下振奮人心的科學史，展現豐富廣闊的社會景觀。20年代中葉，以兩次世界大戰為契機，英國科學界的血液學研究突飛猛進，也揭開了研究一個國家、一個種族和世界人口遺傳信息的序幕。在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下，數十萬份血液信息被登記在冊，隨時等候徵調；血液學與新興的人類遺傳學建立起成熟的學科架構，帶動國際交流與合作；傳媒業的興起以及國際機構的建立讓知識從學術界進入廣闊的大眾視野，向世界傳遞平等、包容與科學。
3 全書引用一手資料，反映鮮少提及的卓越科學工作者，記錄他們曾這樣為全社會奮鬥。作者為資深科學記者，通過查閱書信、檔案、臺本以及對當事人採訪，還原費希爾、穆蘭特等英國專家為科學進步奔走、爭取的場景。在沒有計算機、算法和快遞的時代，他們是那樣收集、統計並快速協調材料與資源，保障民眾生命的；借助遙遠的人際往來，他們是那樣收集到世界各地血液樣本的。
內容簡介
1939年7月，歐洲陷入戰火。英國建立起一個龐大的行政機構支援戰時用血，血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與體量流通在城市、民族與國家之間。采血、化驗、運輸和文件登記，龐大的數據讓一些研究機構注意到血液中攜帶著眾多亟待認知的遺傳信息。短短幾十年間，人類遺傳學在遍佈全球的血液研究影響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革新，逐漸成為認知人類身份與健康的重要學科領域，血液揭示出的科學的人類世代與種族關係也逐漸走進大眾視野。
本書聚焦20世紀中葉的英國，梳理血液輸送推動下的人類遺傳學發展史。從危險的外科手術轉變為常規化驗，對血型的認識使個體間的血液輸送與用血安全成為可能；龐大的采血數據揭示人類遺傳共性，為破除偏見、國際團結奠定了科學基礎。回看一眾功勳科學家的突破之餘，本書也整理收錄文員、媒體、獻受血者、國際機構等多元視角，向讀者全面、生動地重現由科學界主導構建理性、包容、完善社會的時代。
作者簡介
珍妮 班厄姆（Jenny Bangham），倫敦瑪麗女王大學歷史學院的惠康信託大學獎講師，是期刊《自然綜述－遺傳學》《自然綜述－癌症》和《發展》的編輯，其文章 曾發表于《人文科學史》和《英國科學史雜誌》上，著有《現代科學中的隱形勞動》。
譯者簡介
依然，美國哈弗福德學院歷史系，曾為倫敦發展促進署（隸屬倫敦市長辦公室）、北京電視臺等機構擔當文字翻譯。持有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二級筆譯（英語）證書。
審校簡介
劉翰卿，畢業于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公共衛生專業，就職于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致力於研究臨床診療數據中體現的社會經濟差異，以及醫療衛生資源調配。希望在公共衛生的科學技術史中尋找到新的靈感。
目錄
緒 論 血液、文件與遺傳學
第一章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輸血普及與人群分類
第二章 20世紀30年代：血型帶來人類遺傳學改革
第三章 將血型知識應用於戰爭
第四章 Rh血型引發的不休爭議
第五章 戰後的血型鑒定（上）：血型研究小組
第六章 受到矚目的珍貴身體和稀有血液
第七章 戰後的血型鑒定（下）：亞瑟 穆蘭特的國內與國際網絡
第八章 整理全球血型數據與繪製全球血型分佈圖
第九章 20世紀50年代：血型與種族科學的大眾普及
第十章 輸血與遺傳學相互脫鉤：新興人類生物學中的血液
結 論 血液與展望
鳴 謝
詞匯表
資料來源
注 釋
參考文獻
《緒論：血液、文件與遺傳學》（節 選）
1939年7月，英國公民第一次響應全國範圍內的獻血呼籲。戰爭迫在眉睫，衛生部希望覆蓋全國的輸血服務能有助於緩解空襲導致的流血損失。在倫敦、曼徹斯特和布裡斯托爾，數萬人響應報刊、街邊海報和廣播中的廣告，去往當地醫院接受耳垂或指尖穿刺。徵募中心裡，護士從每名志願者的血樣中抽出幾滴，滴入玻璃試管，用生理鹽水稀釋，再將其交與受過專業訓練的血清分析員，他們負責鑒定獻血者的”血型”——這一步驟對確保獻血者和受血者血型相容至關重要（圖0 1）。在護士和血清分析員處理血液的同時，文員將獻血者的姓名、地址和整體健康狀況填入表格和索引卡片。幾天後，每名志願者會收到郵政系統寄送的獻血卡，卡片的不同顏色對應不同血型，有了它，志願者就對響應獻血要求做好了準備。輸血一事並非創新，在一些國家，地方範圍的小規模輸血機構已運作了將近20年，然而這是英國政府首次直接向其民眾呼籲獻血。人們對剛剛拉開序幕的戰時動員熱情極高，到7月底，應急輸血服務（Emergency Blood Transfusion Service，EBTS）已將十萬人登記在冊。持有獻血卡成了英國民眾為戰爭事業做貢獻的新方式。
在英國人民聚力獻血支持國防的同時，科學家也視這次大規模采血為機會，尋求遺傳學上的進展。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MedicalResearch Council， MRC）的一群遺傳學家已經在開展一個項目，期望以血型為突破口，將人類遺傳學轉變為一門依託數學、精確嚴密的科學。其中包括統計與遺傳學家R A 費希爾（R A Fisher），他供職於倫敦市中心的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下屬的高爾頓血清學實驗室（Galton Serological Laboratory），剛剛被任命為優生學教授。費希爾相信，血型或許可作為診斷遺傳疾病的工具，以及用來測試理論演化模型的數據。面對7月擁來的大量志願者，輸血服務的策劃者求助於高爾頓血清學實驗室，急需他們對血型鑒定提供援手；費希爾視此為拓展自身研究規模的絕佳機會。他的同事，也是血清學家的喬治 泰勒（GeorgeTaylor）和實驗室的其他成員開始著手培訓數百名年輕女性，教她們掌握分辨血型的技術。與此同時，費希爾和他的秘書芭芭拉 辛普森（Barbara Simpson）轉錄了成千上萬張獻血卡上的血型鑒定結果，將臨床信息轉化為遺傳多樣性數據。倫敦的獻血者並不知道科學家正在將他們的血液變為研究遺傳學多樣性的寶貴資源，然而事實是，他們就這樣參與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場早期大規模人類基因調查。
本書探究的是採集、運送和輸受血液如何為20世紀中期人類遺傳學奠定基礎。1939年7月是二者產生聯繫的重要時間點。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輸血逐漸從危險的外科手術範疇轉化為常規治療。這變化得以發生，部分是由於人們瞭解了輸血成功率可以通過關注獻血者和受血者的血型而得到提高。隨著輸血逐漸普及，登記的獻血者數量漸長，記錄血型鑒定結果的清單也越來越長。與此同時，對人類遺傳學和優生學感興趣的研究者需要面對一個新生事物：在20世紀30年代，學界認定人類血型的遺傳遵循遺傳學先驅格雷戈爾 孟德爾（Gregor Mendel）預測出的明確規律。對許多人而言，*先得到分辨的ABO血型系統代表著通向測繪人類染色體和瞭解”種族”這兩個目標最有希望的路徑，在認為人類遺傳學需要更加穩固根基的人士看來，研究血型極為重要。輸血服務產生的大量行政文書為這項科學事業提供了絕佳的原材料。在戰爭前夕的英國，輸血和遺傳學研究首次通過社會公共機構建立起聯繫。血型遺傳學研究者越發參與到輸血服務的實際操作中，成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之後的20年裡，輸血服務和遺傳學研究一直聯繫緊密。戰時輸血服務令數量可觀的人員進入行政管理系統，在其中，人類的遺傳學差異可以得到定義與詳解。
此後的20年間，英國和世界各地的輸血服務令研究人類遺傳和多樣性的學者接觸到大量數據。作為回報，遺傳一致度和遺傳過程的研究也極大推動了安全取用人類血液技術的進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費希爾的實驗室”重生”為兩個位於倫敦切爾西區、隸屬于李斯特預防醫學研究所（Lister Institute of Preventive Medicine）的新實驗室。其中，血型參比實驗室（Blood Group Reference Laboratory）由血液學家亞瑟 穆蘭特（Arthur Mourant）統領。憑藉自身的科學管理天賦，他日後成為人口血型多樣性領域的第1級權威。作為鄰居的血型研究小組（Blood Group Research Unit）則由羅伯特 雷斯（Robert Race）執掌，他與英美兩國的醫生和血清學家關係密切、融洽，因而成為血型遺傳學的領頭人。在實操輸血服務工作的同時，兩個實驗室也開展遺傳學研究。他們的努力建立起了一個早期全球人類群體遺傳學數據庫，以及首次詳細分析了人類基因位點。作為率先得到確認的人類遺傳性狀之一，血型預示了人類遺傳學有潛力具有的形式：基於嚴密數學計算和大量數據。此外，上述一切成就中的大部分都是在20世紀50年代末人類遺傳學和醫學遺傳學領域受世人矚目之前取得的：此時，DNA結構尚未被發現，染色體變化和複雜病理狀況間、生物學分子的結構和遺傳病間的聯繫也尚未得到認識。
如今，我們中有很多人都熟悉這樣的響亮說法：通過遺傳學可以窺見有關人口特性、家庭關係和生物學世系的秘密，還可以預測關鍵的健康狀況。本書將講述我們是如何對遺傳學產生了這樣的認識。現代遺傳學不僅僅是理論成就或實驗科學的勝利：它的起源根植於國家主義和20世紀中葉的政治形勢，根植於實驗室和診所間物質材料和知識的流通，還根植於管理工作單調乏味的現實。西奧多 波特（Theodore Porter）反思了人類遺傳學依託于大量精神病院文書記錄的早期歷史，提醒我們，是”軍隊、監獄、移民局、人口統計局和保險公司中的巨大數據文件櫃”令遺傳學研究成為可能 在這一點上，20世紀中葉的液供應站扮演了核心角色。這段遺傳學歷史的舞臺中央站著血液、身體和行政管理系統。
對於這一形式的人類遺傳學而言，英國是重要地點。在常規輸血逐漸步入正軌的20世紀20年代，全球版圖*大的大英帝國是一張由無線電和電報通信、航運線、貿易聯繫、政府行政管理機構和殖民人口構成的網絡，而英國則處於它的中心。儘管帝國江河日下，英國政府仍清晰地認識到英國在帝國的廣袤轄地中擁有核心地位，以及若想保持這個地位，需要科學來扮演何等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通過參與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等組織的工作，英國的科學家彰顯出自信，認為自己有能力創建符合戰後國際主義世界秩序的理性氛圍。此外，長久以來，英國的技術專家官員一直都志願肩負推動社會進步的責任，這有助於在民眾間塑造出獻血造福全人類的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政府建立了涵蓋輸血服務的全國性統一規劃應急醫療保健制度，它為和平年代的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打下了基礎。由於這一公共機構及其前身的存在，本書將英國作為個案研究對象，探索血液和遺傳學間關係，這能夠令研究具有高針對性，國民醫療服務體系的前世今生，以及根植於特定時期的歷史實錄，展現科學研究如何受戰時公眾醫療保健服務影響發生巨變，之後又如何同遺傳學領域意圖重建自身形象而採取的人類共同性以及國際主義的說辭聯繫到一起。
☆材 料
血型是什麼？它不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體，而是血樣的免疫學特性，可以通過一系列簡單測試推斷得出。1939年，犯罪小說家多蘿西 L 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在她的短篇小說《血祭》（Blood Sacrifice）中呈現出血型分類的神秘，也呈現出它的平凡。塞耶斯的故事與其說是犯罪驚悚題材，不如說更像著重心理元素的正劇。敘述者是劇作家約翰 斯凱爾斯（John Scales)，他在自己的劇院外目擊了一場危及生命的車禍。夾在清醒與幻覺間的他看著一名醫生將劇場空曠的舞臺變為臨時手術室，準備輸血救人。鑒定在場意欲獻血者的血型時，醫生用的是手邊一切可用的東西，包括一個施有粉色薔薇圖案釉面的瓷碟。斯凱爾斯觀察著醫生的一舉一動，後者仔細地用油彩筆在碟子上畫圈，將血滴入碟子，然後加入鑒定血清：
【血液與血清相遇混合斯凱爾斯垂眼凝視著碟子。發生什麼變化了嗎？這些小小液滴中有沒有哪個開始凝固、分裂成小顆粒，就好像有人在上面撒了紅辣椒粉？他不確定。碟子靠近他的一側，上面每個液滴都一模一樣。他再次讀了一遍標簽；再次注意到一朵粉薔薇在燒制過程中被蹭花——這朵粉薔薇——這朵粉薔薇真是奇怪——但它有什麼可奇怪的？一個液滴明確開始變了。它的邊緣逐漸形成一個固態圓環，辣椒粉般的微小顆粒顏色開始變深，越來越明顯。】
斯凱爾斯看到的是醫生在鑒定血型。操作過程中，一系列的鑒定血清或許能（又或許不能）導致紅細胞凝集，也就是”凝結”成為”辣椒粉般的顆粒”。不久後，醫生走了過來，”使用便攜式顯微鏡仔細檢查樣本”。他輕輕舒了一口氣，直起身來：”未見凝集跡象咱們可以放心了。”對於醫生而言，凝集的規律可以顯示出受鑒定血液的”型”，因此也就可以明確它能否用於具體某次輸血。塞耶斯的描繪使血型鑒定同時具有神秘、平凡（發生在餐碟上）以及專業（需要一名配備顯微鏡的醫生憑專業知識解讀）的色彩。鑒定步驟結束後，醫生告知了斯凱爾斯他的血型，可斯凱爾斯卻還是不清楚這是什麼意思。斯凱爾斯並非孤例。即便是到了20世紀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