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要素的產權分析與治理機制 王凱軍著 9787509688113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數字經濟在各國綜合國力競爭中地位凸顯，數據作為數字經濟的關鍵要素，其資源性、戰略性意義重大，構成了數字生產關係的重要紐帶。基於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現實與對運行規律的準確把握，2019年10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首次明確提出數據可作為生產要素按貢獻參与分配，這在生產方式語境下具有革命性意義。隨後在2020年4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中進一步提出「研究根據數據性質完善產權性質」，這實際上就提出了「數據要素產權」的研究命題。與此同時，當前關於數據要素產權問題的研究還存在較多空白，視角、內容和分析範式等方面有待補充與系統化。現實發展與理論研究都聚焦于數據要素，亟待破題，這構成了該書研究的旨歸。
在研究思路上，《數據要素的產權分析與治理機制》從產權視角切入，通過構建「產權-治理」的分析框架，實現對數據要素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其中，產權分析重點關注其所包含的財產關係、法權關係和數字經濟的現實指向，而治理分析則是在產權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歸納出數據要素髮展存在的不平衡與不充分的問題，形成治理思路。在完成理論分析框架的建構后，進一步將其中涉及的重點、難點問題進行展開，形成了數據產權與價值、數據產權與經濟增長、數據產權與信用、數據產權與數據霸權以及數據要素市場治理等研究主題，在行文中逐步將理論分析與實踐探索相結合，嘗試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拓展。

作者簡介
王凱軍，江蘇宿遷人，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博士。現為成都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近年來參研執筆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城鄉經濟不平衡的內在邏輯與對策研究》、成都市科技局軟科學項目《數字化鄉村與普惠金融服務創新研究》等，在《社會科學》《當代經濟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目前主要從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產權理論和數字經濟等方面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意義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意義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評述
一、數據產權的研究進路
二、產權問題的研究進路
三、數字治理的研究進路
四、研究評述
第三節 研究思路與方法
一、研究思路
二、全書架構
三、研究方法
第四節 可能的創新與不足
第二章 相關概念和理論基礎
第一節 數據產權的相關概念
一、數據與信息
二、數據商品與數據要素
三、數據產權與數字產權
四、治理、數字治理與數據治理
第二節 相關理論基礎與分析工具
一、馬克思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
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
三、馬克思產權與制度變遷理論
四、西方產權經濟學與治理理論
第三章 數據要素產權的一般性分析
第一節 數據的性質與類型
一、數據的性質
二、數據的類型
第二節 數據成為財產的相關依據
一、經濟學依據
二、法學依據
第三節 數據作為生產要素
一、數據成為生產要素的必然性
二、數據要素參与分配的必要性
三、數據要素涵蓋的各種關係
第四章 數據要素產權問題的分析框架：「產權-治理」
第一節 「制度-治理」的理論邏輯
第二節 從「制度-治理」到「產權-治理」
第三節 數據要素的產權分析
一、數據產權的財產關係
二、數據產權的法權關係
三、數據要素產權與數字經濟
第四節 數據要素髮展的治理分析與政策選擇
一、數據要素髮展不平衡的治理分析
二、數據要素髮展不充分的治理分析
第五章 數據要素產權實現的價值運動分析
第六章 數據要素產權與經濟增長
第七章 數據要素產權發展失衡探析
第八章 數據要素市場的治理機制
第九章 結論與展望
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我國的制度建設和治理體系問題進行了系統闡述和戰略部署，提出了一個「制度一治理」的社會分析框架，核心要義在於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各界對此展開了積極的研究與運用，嘗試為我國的制度體系建設與治理效能的發揮建言獻策。由於本書所研究的是數據要素產權問題，重點關注的是經濟制度，因此，下文著重對經濟制度與國家治理的辯證關係展開相關的分析。
從唯物史觀的視角看，經濟制度與國家治理之間的關係，本質上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外在表現。兩者並不相同，制度的優勢與治理的效能分別對應「條件」與「結果」，前者是後者的前提，後者是對前者存否與大小標準的檢驗，為其指明方向。與此同時還要明確，兩者之間的轉化是需要條件的，這意味著兩者之間的互動是一個動態而非靜態的過程。進一步延伸，可以得出，潛在的制度優勢並不能保證治理效能的穩定，同時，某一時段或階段的治理效能也不能替代制度優勢的持續更新。兩者的協同提升構成了制度發展的辯證法。①在明確這一認識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揭示制度與治理的辯證關係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互動邏輯。
大道至簡，本歸原初。首先從各自的維度著手分析：在制度維度方面，它是「一個社會的博弈規則」，是社會關係的制度化與規範化，包括社會活動中由社會強制執行的正式規則，規範著人們行為的習慣、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約束以及它們實施的特徵（相互關係）。①有別於新制度經濟學關於體制性制度的一般性探討，《決定》提出要突出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②，對我國的制度體系進行了系統化的層級分類，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結合已有的研究分析：對於根本制度，體現在「根本」二字上，在矛盾關係③上體現為根本矛盾（也稱社會基本矛盾），它決定著事物的性質和基本發展趨勢且貫穿事物發展始終，回歸到制度層面看，根本制度是基於對根本矛盾的處理，從而形成的推動事物發展趨於理想目標狀態的規範、規則和法律章程、組織設施等，具有一定的社會持久性、穩定性和長期連續性。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根本制度是貫穿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始終的深層的具有決定性的制度體系；基本制度中的「基本」，體現在諸多矛盾關係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上（也凸顯了許多矛盾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平衡性），對事物發展起決定作用，具有歷史性或者階段性。基本制度是由根本制度衍生出來的次級本質性和規律性的制度體系，具有一定的社會特殊性、漸變性和靈活性。反映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繫上，則表現在，它決定了我國的社會主義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凡屬中國特色的東西必須從屬並服務於社會主義的制度體系。重要制度的「重要」，體現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是指在事物內部（也即同一矛盾中）居於支配地位、起主導作用的矛盾方面。因此，重要制度主要是在具體處理具有歷史階段性、問題導向性、現實針對性等一些矛盾的基礎上而形成的制度體系。它是前兩個制度層次的具體實現或服務於前者使之不斷鞏固、發展的體制形態，具有極大的靈活性和漸進適應性。從這個角度考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制度的內涵就一目了然了，即基於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情況、具體問題（矛盾）、戰略任務以及發展目標等方面而形成的制度體系，具有顯著的工具性與實操性，發力點主要集中於中微觀的具體體制和機制層面，與此同時，它能夠隨著社會發展情況的變化而進行改革、完善和更新（靈活性與適應性的體現）。④
將上述的討論應用於經濟制度的內涵與層次劃分上，不難得出，經濟制度或稱社會經濟制度是一定社會現實生產關係的總和或經濟關係的制度化。社會經濟制度可以進一步劃分為社會根本經濟制度、社會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重要經濟制度三個層次，相關的特徵與互動關係對應前述內容，只不過是從經濟制度的視角展開。
制度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的經典主題，其理論聚焦于闡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對以資本主義私有製為基礎的市場制度進行集中分析，主要涉及所有制與所有權理論、市場制度對社會經濟增長與發展的作用以及國家與意識形態理論等內容。主要特點體現在其強調製度對經濟增長的雙重效應和制度變遷或變革的動力源在於技術和生產力的變化。①新制度經濟學對制度也有一定的研究，前述的文獻及理論基礎部分已提及，此處就不再贅述，但需要指明的是，新制度經濟學雖然肯定了制度在經濟社會問題分析中的重要地位，且把制度分析、結構分析作為基礎，以此來分析制度的構成、運行和效能，但其關於制度理論的研究更多地具有體制性一般含義②，根據上述的制度分層分析，也就是屬於重要制度的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