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續高僧傳 喻謙 李雲點校 9787100168830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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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讀人群 ：佛學研究者、哲學研究
高僧傳歷來是佛教史的精華。佛教傳入中國已兩干余年，其間湧現出了許許多多燦若明星的高僧大德，他們維護佛教、宣傳佛教、弘揚佛教的事迹和功業被教內教外的史學家所記錄，流傳至今。系統記錄高僧歷史的傳記始於南朝梁釋慧皎的《高僧傳》，迄於民國喻謙的《新續高僧傳》，將歷代《高僧傳》連貫起來，就是一部中國古代佛教史。《新續高僧傳》首次由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李雲點校，填補了學術空白。

內容簡介
《新續高僧傳》為高僧傳記，上自北宋，下迄清末宣統年，千百年來，碩德耆宿，莫不採錄。歷經五年，成書六十卷。民國喻謙編著。此系續贊寧等之宋高僧傳而作，集錄北宋至民國初年凡九百余年間之高僧事迹。全書計分十篇，依次為譯經篇、義解篇、習禪篇、明律篇、護法篇、靈感篇、遺身篇、凈讀篇、福興篇、雜識篇等，總收正傳788人、附傳628人，計有1416人。

作者簡介
喻謙(1870—1931)，字昧安，衡陽人，撰有《湘潭王湘綺先生行述》、《王氏六書存微》，宣統元年(1909)重新翻刻了恩師王闓運的《湘軍志》。1919年，喻謙應北京法源寺方丈道階的邀請，編修《法源寺志》，及《新續高僧傳四集》六十卷。
李雲，哲學博士學位，現就職于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從事中國哲學中國佛學方向的教學與科研工作，2017年獲批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一項。

目錄

精彩書摘
《新續高僧傳/中華現代佛學名著》：
明五台山聖光寺沙門釋福登傳
釋福登，字妙峰，姓續氏，平陽人，續鞠居之裔也。生秉奇姿，唇掀齒露，鼻昂喉結。七歲，失怙恃，為里人牧羊。年十二，祝髮。攜一瓢，至蒲坡，行乞村市。夜棲文昌閣廡下，閣為山陰王所建。一日，王晨出遊，值登裴回階間，見而異之，謂閣僧曰：「是子五官皆露，而神凝骨堅，他日造詣殊未可量，曷善視之？」頃之，地大震，屋宇傾覆。登壓于下，三日不死。王聞，益奇之。因修中條棲岩蘭若，使居焉。登乃閉關習禪，取棘刺列四旁，以絕依倚。不設床坐，晝夜鵠立，三年心忽開悟。始至介休山，聽講《楞嚴》，遂受具戒。策杖南走，遍參知識。浮南海，禮普陀而歸。復于中條深處，誅茆辟穀，日飲勺水。又三年，大有會心。
山陰王建梵宇于南山，延登居之。登每念二親幽靈未妥，卜吉遷葬，刺舌血書《華嚴經》一部，欲報劬勞，借感人天。復下山，設無遮大會，結文殊萬聖緣。時明神宗御極，皇儲久虛，遣官武當，禱祈請乞，禮視高媒。登聞之，乃曰：「吾徒凡所為，皆為國報本。今宜專誠盡忠，為皇上祈子。」乃啟會，至百二十日，九邊八省緇白奔赴者，道路不輟。事畢，一缽飄然，結庵蘆芽。期年，皇長子生，奉敕就蘆芽建華嚴寺，造萬佛鐵塔于山巔，加賜金帛，命往秦晉中州飯僧。已，忽念故山，往修萬固寺三載。塔殿樓閣，煥然一新。渭川河水病涉，宣府西院議建大河橋，登應命至，度之水闊沙深，乃建橋二十三孔，亦竟成。
嘗願范金成三大士像，以銅為殿，送三名山，各就其顯化之地祀焉。己亥春，杖錫潞安，謁沈王。王適造滲金普賢像，送蛾眉。登言銅殿事，王問費幾何？登曰：「每座須萬金。」王欣然願造峨眉者，即具輜重，送登至荊州，聽其監製，用取足於王。殿高廣丈余，滲金雕鏤諸佛菩薩像，精妙絕倫，世所未有。殿成，送至蛾眉。大中丞霽宇王公撫蜀，聞登至，請見問心要，有契。公即願助南海者，乃采銅于蜀，就匠氏于荊門。工成，載至龍江。時普陀僧力拒之，不果往。遂卜地于南都之華山，奏聖母，賜建殿宇安置，遂成一大剎。登乃造五台者，所施皆出於民間，未幾亦就。乙巳春，躬送至五台，議建台懷顯通寺。上聞，遣御馬太監王忠，聖母遣近侍太監陳儒，各賚帑金往視，卜地建殿安奉。以丙午夏五月，興工鼎新，創立大殿。前後六層，周匝樓閣，重重列聳，規模壯麗，賜額「大護國聖光永明寺」。工竣，先事峨眉，繼事南海。會倭夷構難，海氛未靖，中途而止。乃三卜三吉，至得寶華山。詣京都奏請，特敕許之，賜予有加，慈聖太后更賜造寺金及藏經、佛像、幢幡之屬。落成，乃之五台，鳩工庀材。帝與太后，復賜內帑，建寺賜額。建華嚴七處九會道場，所費悉出內帑。初，五台山路崎嶇，行者苦之。至是平鋪石片，三百余里，溪有津梁，道有亭院，以相接待，迄今利賴。造橋于阜平縣，賜名日普濟。築庵于龍關外，敕日惠濟院。渴飲病醫，皇慈施捨歲費帑金。御書著妙峰，額之於院。隨頒《龍藏》，起閣供之，更創七如來殿。

前言/序言
晚清民國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比較特殊卻又非常重要的發展階段。與清王朝的極度衰落相對應，中國佛教也進入一個「最黑暗時期」。在漢傳佛教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寧波天童寺的「八指頭陀」和南京金陵刻經處的楊仁山居士，一僧一俗，遙相呼應，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佛教復興運動。
晚清民國的佛教復興催生了一大批具有重大社會影響的佛教思想家。其中，既有以佛教為思想武器，喚醒民眾起來推翻封建帝制的譚嗣同、章太炎，又有號召對傳統佛教進行「三大革命」的太虛大師，更有許多教界、學界的知名學者，深入經藏，剖析佛理，探討佛教的真精神，留下了數以百計的佛學著作。他們呼喚佛教應該「應時代之所需」，走上貼近社會、服務現實人生的「人間佛教」之路。這種「人間佛教」思潮，對當下的中國佛教仍然產生著深刻的影響。
晚清民國佛教復興的另一個重要產物，是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留下一大批哲學、佛學名著。諸如譚嗣同的《仁學》、太虛的《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這批著作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既推動了當時中國佛教實現涅槃重生，實現歷史性轉變；也是那個時代整個社會思潮歷史性轉向的一個縮影，是一份極其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產。
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講話中指出：「佛教產生於古代印度，但傳入中國后，經過長期演化，佛教同中國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發展，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給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哲學觀念、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留下了深刻影響。」
從宗教、文化傳播、發展史的角度說，佛法東傳，既為佛教的發展煥發出生機，又為中國傳統文化注入了活力。13世紀后，佛教在其發源地——印度日漸消失，與此不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卻是另外一種景象。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后，兩千多年來，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在既相互排斥鬥爭，又相互吸收融合的道路上砥礪前行，逐漸發展成為一股與儒、道鼎足而三的重要的思想、學術潮流。此中，佛教在中國化過程中的契理契機，是其所以能不斷發展壯大、歷久彌新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的中國化，尤其是中國化佛教的形成，既成就了佛教自身，也進一步豐富和促進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
首先，中國化的佛教本身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例如最能體現中國佛教特質的「禪宗」，它本身就是一種中國傳統文化。對此，學界、教界應已有共識。
其次，佛教的中國化，一直是在與中國本土文化互動的過程中實現的。在這個過程中，佛教對於中國本土傳統文化影響之廣泛和深遠，在許多方面也是人們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