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經典的形成與文化自覺 徐興無 9787305262036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中西學術傳統都很重視對於文獻本身的研究，由此產生了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書志學、典藏學等文獻學相關學科，圖書館學、金石學、歷史文獻學等學科也涉及對古代文獻的研究。涵蓋校勘學、目錄學、版本學和典藏學等學科的中國古典文獻學，歷來以整理圖書為己任，尤重考鏡源流、辨章學術，為往聖繼絕學，表現出強烈的延續文化學術的歷史使命感。具體而言，校勘學揭示了古代書寫與傳播的方式與特點；目錄學揭示了文獻的歷史狀況、分類源流和學術思想軌跡；版本學揭示了文獻的物質文化形態；典藏學揭示了文獻聚散傳承的軌跡及其社會文化因緣。它們都為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學術文獻資源，其中所蘊含的文化自覺和歷史意識，更為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思想資源。

作者簡介
徐興無，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中國古代文學。主要著作有《讖緯文獻與漢代文化構建》《劉向評傳》《孟子》等，主持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項目「讖緯文獻與戰國秦漢間文化構建」「『五經總義類』文獻經學史研究」，教育部留學歸國人員科研資助項目「漢唐通儒研究」等。

目錄
總序
導論
第一章 有冊有典——中國早期經典的發生
一、文字與書寫的權威
二、典籍文獻的形成
三、冊與典的分途
四、結論
第二章 文以足言——諸子的言說與書寫
一、文化傳統的視野和背景
二、立言的傳統
三、諸子的「立言」
四、諸子文本的書寫
五、餘論
第三章 從「六經」到「七經」——先秦兩漢經學文獻體系的思想史考察
一、「六經」次第
二、以《詩》為首
三、用《易》居前
四、《孝經》為初
五、結論
第四章 詩者天地之心——經典的宇宙意識
一、讖緯與齊詩
二、「天心」「天地之心」
三、「四始」「五際」「六情」
四、「文心」與「道心」
第五章 「三科之條，五家之教」諸說辨析——經典的歷史意識
一、孔穎達之說
二、段玉裁、皮錫瑞之說
三、戴震、汪榮寶之說
四、魏源之說
第六章 孔丘秘經，為漢赤制——再論讖緯思潮和文獻的興起
一、引言
二、讖緯的結構
三、漢家的天命
四、王莽的造作
第七章 漢代的「秘書」——經典的神秘化
徵引文獻

前言/序言
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悠久而燦爛的文明，綿延至今，從未斷絕。浩如煙海、形式多樣的中國古代文獻，在中華文明傳承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中國古代文獻不僅是文化的載體，也承載著歷史的記憶，生生不息，成為中華文明一大特色。「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這一研究課題，就是以文獻為切入點來研究文化，從文化的視角來研究文獻，前者強調文化研究的實證基礎，後者突出文獻研究的宏觀視野。對於認識中華文化的形成過程及其特點，認識中國古代文獻的發展變化及其文化價值，這一研究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縱觀五千年中華文明史，造紙術與印刷術的發明，早已被公認是推動人類文明重大跨越的不朽貢獻。實際上，早在造紙術和印刷術發明之前，中國古代就有了甲骨契刻、簡帛書寫、金石鐫刻等文獻生產方式，開創了源遠流長的文字書寫傳統，也確立了堅實深厚的文獻歷史傳統。《尚書·多士》最早用文字記載確認了這一傳統：「惟殷先人，有典有冊。」這個傳統一方面體現在中國古代文獻數量極夥，以現存1911年以前的古籍文獻（不包括出土文獻）而言，即不下二十萬種。另一方面，這個傳統體現在中國古代文獻類型十分豐富，除書本外，文書、卷子、檔案、信札、石刻、契約、賬冊、書畫等不一而足。中國古代文獻在書寫、製作、印刷與流通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為中國乃至世界文化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它吸引後人展開全面而深入的文化研究，同時也為這種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
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文獻既是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突出的文化現象，具有重要的文化史研究價值。狹義的文獻一般指書籍或有文字、圖像的載體，廣義的文獻外延較廣，包括一切人類符號載體。文獻是思想知識的載體，其根本屬性是「精神」與「物質」的結合。文獻的這一屬性決定了它本身也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不僅以自身的內容記載傳承文化，而且以自身的物質形式嵌入廣義的文化史架構之中。據《論語·八佾》記載，孔子最早使用「文獻」一詞，他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宋代大儒朱熹在《論語集注》中解釋「文獻」這個詞，明確指出：「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這是「文獻」一詞的經典解釋。在這個話語體系中，「文獻」包括典籍與賢人兩個方面。典籍是載錄文化的載體，賢人是傳承文化的主體，典籍與賢人亦即物與人的深刻交集，恰好揭示了文獻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本質。環繞著文獻的製作、生產、衍生、閱讀、聚散、流通、使用等過程，各種社會群體與歷史力量參与其間，縱橫交錯，在文化與文獻之間形成無數交叉聯結之點。經由這些聯結點，既可以看到被文化史所塑造的文獻現象，也可以看到文獻史所凸顯的文化特性。這正是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首要著力的方向。
中西學術傳統都很重視對於文獻本身的研究，由此產生了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書志學、典藏學等文獻學相關學科，圖書館學、金石學、歷史文獻學等學科也涉及對古代文獻的研究。涵蓋校勘學、目錄學、版本學和典藏學等學科的中國古典文獻學，歷來以整理圖書為己任，尤重考鏡源流、辨章學術，為往聖繼絕學，表現出強烈的延續文化學術的歷史使命感。具體而言，校勘學揭示了古代書寫與傳播的方式與特點；目錄學揭示了文獻的歷史狀況、分類源流和學術思想軌跡；版本學揭示了文獻的物質文化形態；典藏學揭示了文獻聚散傳承的軌跡及其社會文化因緣。它們都為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學術文獻資源，其中所蘊含的文化自覺和歷史意識，更為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思想資源。
隨著20世紀初中國學術現代化的發軔，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的文化自覺更加明顯，其代表作有王國維《簡牘檢署考》，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劉向校讎學纂微》，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余嘉錫《古書通例》等。其後又有劉國鈞《中國書史簡編》、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等，它們帶動了一大批關於書史、印刷史的研究，但此類研究仍然偏重於書籍物質形態本身，對文獻的文化史意義的抉發不夠深廣，還談不上是系統的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