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留學日記》匯校本 (全四冊) 胡適 曹伯言 曹楊 9787545822656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胡適，中國近代史上繞不開的人物，一直到現在，胡適始終是學術思想界的焦點人物。1911年到1917年，胡適考取庚子賠款官費留學生，前往美國康奈爾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在此期間，胡適”無論怎麼忙，每天總要騰出一點工夫來寫劄記”，《胡適留學日記》便是他留學期間所思所想、所見所聞的集合。七年的留學，是胡適一生思想事業的準備期，對深入瞭解胡適後來思想事業的發展，尤為關鍵。《胡適留學日記》雖已出版多次，但因日記手稿遺失多年，故手稿與公開出版本的差異情況究竟如何，一直無從考證。2013年，胡適留學日記手稿重現於世，這為本次胡適留學日記的匯校工作提供了前提和可能。《胡適留學日記》匯校本將以1947年商務版為校本，嚴格與手稿本對照校讎，凡遇差異之處，則出注於校本，使讀者和研究者得以窺見兩者之間的諸多差異，為進一步研胡適究提供大量真實和多方面的實證材料。

作者簡介
胡適（著者）：
胡適（1891 12 17—1962 2 24），現代著名學者，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一生興趣廣泛，著述甚豐，在文學、哲學、歷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均有深入的研究。著有《中國古代哲學史》《白話文學史》《胡適文存》《嘗試集》《中國哲學史大綱》等作品。
曹伯言（匯校者）：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胡適研究專家，著有《胡適年譜》，編有《胡適日記全編》《胡適日記全集》等。
曹楊（匯校者）：上海人民出版社資深編輯、副編審，曾編輯出版《上海老房子的故事》《寶晉齋法帖》《九成宮醴泉銘》《〈胡適留學日記〉手稿本》《施蟄存譯文全集》《古籍善本》等。

精彩書評
這部匯校後的《胡適留學日記》，是迄今最為完整的印本。一書在手，有關原稿和各種版本的情況，皆一一呈現，給讀者和研究者以極大的便利。——耿雲志（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胡適留學日記》是研究胡適本人和他所處時代的重要文獻，此前所出各排印本多少皆有增刪，後來手稿本浮現又僅出過影印本。上海書店出版社新出的匯校本是第一次據手稿本訂正的排印”全本”，史料價值極高，使用也更方便。——羅志田（四川大學文科傑出教授）
曹伯言教授是著名的胡適研究專家，編著過《胡適年譜》《胡適日記全編》等，對胡適一生思想與生平之熟悉，無人匹敵。他在去世前編就的這本《胡適留學日記〈匯校本〉》以多個版本互相校勘，有出注說明，又補充了若干文字、圖片資料，無疑為胡適研究的一大福音。一個人物的一生，基本為大學期間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和文化趣味所奠定，通過留學日記的細讀，可以深入到胡適的內心世界，尋覓到他精神軌跡的最初源頭。——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已故胡適研究名家曹伯言先生數十年來傾心從事胡適日記的整理、編校工作，他所編校之《胡適日記全編》、聯經版《胡適日記全集》等早已成為胡適研究之必備參考書。這部《胡適留學日記》匯校本，是曹翁生命最後幾年心血之結晶。
胡適留學時的日記與劄記，是胡適通往新文化領袖之路的忠實記錄，是研究胡適和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材料。
這部匯校本以最早的1939年《藏暉室劄記》為底本，以2015年影印的《胡適留學日記》手稿本為對校本，以兩個商務本為參校本，是《胡適留學日記》問世八十多年來第一次全面、綜合地”大匯校”。該本以”展現原貌”為第一原則，早前排印本刪掉的文字、剪報、照片悉數補入；至於歧異之處，則詳注說明。這是胡適文獻學難得的重要成果。
無論是普通讀者，還是專門研究家，都可從中獲益。——宋廣波（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精彩書摘
序
曹伯言先生以九十歲高齡偕同他的長公子曹楊一起，於最近完成了《胡適留學日記》的匯校工作，真是可喜，可賀，可敬，可佩 !
我同曹伯言先生因研究胡適而結識，從 1992 年到現在，已經三十多年了。我們就是從 1992 年開始著手籌備編輯出版《胡適全集》的工作。伯言先生主動提出，他願意承擔胡適日記的整理和編輯工作。他很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工作。在此基礎上，他為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校勘整理的《胡適日記全集》，現在成了被徵引次數最多的胡適作品之一。1995 年，我們決定在上海舉辦第四次胡適研討會，因得到伯言先生的鼎力相助，這次由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承辦的會議，非常圓滿成功。伯言先生對於推動胡適研究的進步和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胡適留學日記》1916 年 12 月由胡適的朋友許怡蓀用《藏暉室劄記》的題名送登《新青年》雜誌，後來 1939 年、1947 年先後由亞東圖書館和商務印書館整部出版。我個人擁有的第一部胡適的作品，也恰好是 1947 年商務版的《胡適留學日記》。胡適先生有一句非常淺顯，其意義卻極其深刻的名言：”要那麼收穫，先那麼栽。”留美七年的學習生活，是胡適整個人生的準備時期，他準備得十分充分，所以他的一生也就活得異常充實而多彩。
伯言先生先後兩次整理校勘胡適先生的日記，而這次匯校《胡適留學日記》，已是對此書第三次校勘了。校勘工作是一件極須艱苦、耐心和細心的工作。中國歷史悠久，古籍文獻繁富，因流傳久遠，發生毀損、錯訛、混淆的情況甚多，有些古籍甚至變得”不可理董”“不可卒讀”。為了恢復原典的真相，所以整理校勘古籍，成為許多第一流學者的重要工作。例如著名的《水經注》，就是經過明代，特別是清代學者的校勘，才成為一部可讀可用之書。回想三十多年前，著名的地質學家黃汲清老先生有一次來信說，他偶讀《論語 先進》，其中說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老先生說，從地圖上看，沂水離曲阜有百餘裡之遙，他們何能當日去當日歸？我查看一下地圖，也有同感。於是，我想也許是沂水歷時兩千多年，發生過改道的情況。於是我查《水經注》一書，該書卷二十五《泗水、沂水、洙水篇》說：”夫子教于洙、泗之間，今於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于魯城東北十七裡，闕裡背洙面泗。’”這句話是說，當年孔子師生所在之地，在故城東北十七裡左近之地。該書又說：”泗水自城北南逕魯城西南合沂水。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這裡只說沂水流經故城南，而未說沂水離城多遠。按《水經注》行文，未說明距離裡數，即為近乎零距離。由此說來，孔子和他的學生教讀之地，距離沂水應不超過二十裡遠。這樣的話，他們當日出遊，當日回歸，是不會有問題的。我當時大概就是這樣覆信給黃老先生的。但後來查明，沂水並無改道，如今曲阜城邊修起沂河公園。沂水本來就在曲阜城邊流過。當年孔子及其弟子去沂水洗浴，不過就相當於進一趟縣城而已。如今，黃老先生在地下長眠多年，已不能與老先生細說此事。都怪我們當年所查看的地圖，可能因是”文革”時期所刊印者，很不準確，以致造此烏龍。
我提起這件事，就是想說明，像《水經注》這樣的”一大奇書”，是因得明清兩代學者，特別是清代最傑出的三位校勘學者（全祖望、趙一清、戴震）的努力才成為一部可讀可用之書。連我這樣於歷史地理學絕對外行的人，也能用此書解決一些問題。這完全是拜前賢校勘之功所賜。前人有說”翻譯之功不在禹下”；我覺得，校勘之功，也不在禹下。《胡適留學日記》是近人之作，語言文字與當下習用者不存在大的差別，流傳的版本也不過數種，自不能與古籍相比。但是這部匯校本的《胡適留學日記》，曹伯言先生父子是下了絕大的功夫，他們一段一段、一句一句、一字一字地比勘各本，發現差異，分別出注，加以說明。他們在這次匯校過程中發現原手稿本與亞東排印本有許多不曾被注意到的差別。例如，因原手稿有語焉不詳的地方，排印本有時會添加文字。這些添加的文字有的竟多達200 字，即使有些是原編輯所加，也是經過胡適本人審讀後給予認定的。這些添加的文字，對於理解原稿的內容很重要。不僅如此，《胡適留學日記》手稿中的大量插圖和照片，其中有些在亞東出版排印本時，就曾棄用一些。經過仔細斟酌，曹先生父子決定全部予以恢復。部分從手稿中恢復的剪報，為不影響原排印本的流暢可讀，伯言先生父子把它們分別編號置於該卷之末，這種處
理辦法是很妥當的。還要特別指出，原手稿中各卷正文之前或之後，往往有些胡適的隨手雜記。這是各種排印本都一概棄用的，現在在匯校本中都以影印的方式呈現。這些隨手雜記，現在看來也許意義不大，但隨著有關胡適的資料不斷深入發掘，或許這些隨手雜記到某個時候會意外地顯現出某種意義來。
總之，這部匯校後的《胡適留學日記》，是迄今最為完整的印本。一書在手，有關原稿和各種版本的情況，皆一一呈現，給讀者和研究者以極大的便利。所以，我們能夠讀到《胡適留學日記》的匯校本，應當深深致謝曹伯言和曹楊兩位先生。
耿雲志
2024 年 1 月 17 日于北京泰康之家燕園

前言/序言
《胡適留學日記》匯校說明
一、日記價值與版本流變
胡適早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資助，於 1910 年至 1917 年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胡適能在回國短短幾年間脫穎而出，”暴得大名”，與這七年的留學經歷有著極大的關係，這是他”一生思想事業的準備期”。而他留學期間所記十七冊四十多萬字的日記和劄記，則詳細記錄了他留學期間的所思所想及求學、生活、交遊的情形，真實而準確地反映了他的留學生活。在 1939年亞東版的《自序》中，胡適稱這些留學日記為”自言自語的思想手稿”（thinking aloud），並說：”這幾十萬字是絕好的自傳。這十七卷寫的是一個中國青年學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內心生活、思想演變的赤裸裸的歷史。”故這些日記不僅是其傳記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這位一代學人的可靠史料，對瞭解胡適的思想成長和事業的發展極其重要。同時，它不僅是胡適個人成長的心靈史，也是瞭解近代中國留學生史的極好途徑。
《胡適留學日記》最初是由其好友許怡蓀摘抄推薦給了《新青年》雜誌。因此從 1916 年 12 月 1 日的第二卷第四號直到 1918 年9 月 15 日的第五卷第三號，《新青年》一共連載了 11 期，前後歷時近兩年。
《胡適留學日記》最初於 1939 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以《藏暉室劄記》為名，整理排印出版。胡適”主張以原稿有幾冊就分幾卷”，故日記共分為 17 卷，編為 4 冊。亞東的編輯，也是胡適的多年好友章 希呂於 1933 年專程赴北平，住在胡適家中，對日記手稿做了認真細緻、卓有成效的編輯整理工作，得到了胡適的充分認可和高度評價。
1947 年 11 月，胡適將日記移至商務印書館出版，並修改書名為《胡適留學日記》。在《重印自序》中，他對此作了說明：”我同亞東圖書館商量，請他們把全書的紙版和發行權讓給商務印書館。這件事現在辦好了，這十七卷日記就由商務印書館重印發行了。”由此可知，商務印書館 1947 年版本是根據亞東圖書館1939 年版的紙型重印。1957 年，胡適又改正了日記中的幾個錯誤，即交臺北商務印書館出版。
此後多年來，先後有海南出版社（1994 年）、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年）、湖南嶽麓書社（2000 年）、同心出版社（2012 年）、上海三聯書店（2014 年）、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2014 年）等多家出版社影印或排印出版《胡適留學日記》。但《藏暉室劄記》所開創的體例，一直被沿用至今。
2013 年，失落多年的《胡適留學日記》手稿重現於世，堪稱21 世紀以來胡適研究史料發掘方面最重大的發現（一同現世的還有胡適 1917 年學成歸國後所著《北京雜記》和《歸娶記》的手稿，從未公開出版，尤為珍貴）。2015 年 8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仿真影印的形式將這批珍貴的文獻饗諸社會，不僅為胡適研究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