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與流動-移民 手機與集裝箱 戴維.莫利 9787300331393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簡介
戴維 莫利 具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學者。現為英國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首席教授，曾任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高級研究員，是文化研究學派最重要的學術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教于英國布魯內爾大學、蘭卡斯特大學等，曾為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及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南加州大學、西北大學等十幾所國際著名高校的客座教授。其在金史密斯學院創立的”國際跨文化研究中心”和”亞太文化研究論壇”已經成為國際著名的文化研究學術重鎮。

譯者簡介
王鑫 同濟大學長聘教授、藝術與傳媒學院傳播系主任、博士生導師，香港城市大學訪問學者，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高級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媒介文化、傳播思想史、跨文化傳播以及審美教育等。出版專著2部、譯著2部，主編”全球視野下的當代媒介理論”叢書，主編、參編其他著作和教材7部，發表CSSCI、SSCI以及其他中文核心期刊論文近百篇。

目錄

緒論：重新定義傳播
第一部分地緣政治的回歸
第一章 傳播、運輸與領土
第二章 歐洲的組成：帝國、國家和技術區
第二部分重新定義傳播： 流動性與地理
第三章 定居主義、遊牧學和”新流動性”
第四章 分解流動性：分區、排斥和遏制
第五章 地理、地形和拓撲學：網絡和基礎設施
第六章 虛擬和現實：在場、離身與去領土化
第三部分人員、信息和商品的流動： 傳播地理學的案例研究
第七章 移民：範式轉變、具身移動以及物質實踐
第八章 移動通信與無處不在的連接：變革的技術？
第九章 作為全球化的集裝箱運輸：商品的流動
索引
譯後記

精彩書摘
傳播: 偏好等級和共生模式
在任何特定的網絡中，精英成員都比其他人更依賴面對面互動，這是因為他們的互動具有戰略重要性，而且他們對誤解的容忍度較低。同樣，在各種通信網絡中，普通人進行他們認為最重要的互動時也傾向於面對面，因為這可以讓他們確定隨後的日常互動通過”更薄”的媒體進行的條件：在商業領域，視頻會議通常被描述為”第一次見面握手後的完美會議工具”。同樣的區別也適用于異地友人：雖然他們通常以電子郵件或社交媒體進行交流，但他們仍然依賴於”偶爾”的面對面互動儀式。
也許有人會反對博登和莫洛奇關於面對面交流優於技術媒介互動形式的假設，認為這只具有代際性，特別是考慮到許多年輕人更喜歡使用短信或電子郵件這一與面對面交流相反的偏好。當然在這方面，當代媒體充滿了對特定年代行為的表徵。
因此，哈裡?孔茲魯（Hari Kunzru）的小說《傳輸》（Tranmission）中描繪了一個工作場景：”每個人都把手機設置為電話留言狀態，大多數人在工作時戴著耳機，創造私人的聲音空間，按照慣例，這個空間只有在緊急情況下才會被打破。互動是通過電子郵件進行的，即使互動雙方坐在相鄰的隔間裡。這對（他們）來說是有意義的個人空間是有價值的。區分溝通的輕重緩急是很有意義的。打斷別人的工作與其交談是一種將你的詢問置頂的方式。它改寫了一些人的訪問權限，客觀上降低了他們的功能，這可能會讓人們覺得很粗魯。”然而這不僅僅是虛構現象。在2008年訪問中國臺灣時，我與當地一個家庭進行交流，他們家有三個十幾歲的男孩，他們即使都在家裡也更喜歡通過電腦進行交流。同樣，在日本的”禦宅族”文化中，一些年輕人 （通常是男孩）長時間躲在自己的房間裡，只通過電腦鍵盤交流，更喜歡宅在家裡與朋友在線聊天這種內向的生活方式。
在這裡，我們可能想要區分對不同技術的熟悉程度（或能力）的代際差異，以及特定目的交流方式的顯著優勢。因此，我們仍然可以認為，某些年輕人習慣于使用社交媒體，而不是線下互動，這在某些方面是功能失調的（儘管是他們自己的偏好）。儘管如此，正如厄裡謹慎地承認在場交流作為社會性的基本/原始模式的持續重要性一樣，我們必須承認，在”網絡化”社會中，”存在形而上學”主要關注地理上相鄰社區之間的面對面互動，這是遠遠不夠的。厄裡建議，最終需要超越這些二元對立，這樣我們才能認識到”人類能動性和社會網絡是如何[現在]與移動電話、電子郵件和身體移動方式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的”，以及”共同在場和異地通信如何日益融合在一起”。
當然，這些技術的運作方式在不同情況下是複雜且不可預測的。因此，拉莎?阿卜杜拉（Rasha Abdulla）寫道，當她從埃及到美國留學時，父母仍然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每天和她保持聯繫，這讓她和父母都很放心。她說當她和父母通過電子郵件進行頻繁聯繫時，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之間的關係比她在開羅時更親近。我自己的一位海外留學生講述了類似的話，她說令她驚訝的是，到了英國之後，她發現和母親通過電子郵件交談比她們在一起時關係更親近。要認識這一切，並不需要放棄與任何特定技術相關的批判性評估框架，而是採取更務實的方法，避免任何”真實”線下互動的理想化觀點。從實用主義角度來看，異地夫妻在睡覺前通過短信聊天，或許更應該被看作交際實踐中次要的有用因素，而不是某種貶低婚姻”本質”的因素。
電子育兒: 異地關係維護的測試案例
維利裡奧等評論家聲稱，在遠程呈現的世界中，”近”與其說是衡量地理距離的尺度，不如說是媒介是否”實時”運作的問題。從我個人的觀點來看，與其說這種徹底的變革實際上已消除了地理差異，不如考慮這些不同的交流體驗模式是如何相互疊加的，這似乎更有用。撇開其他不談，通過遠程呈現獲得的接近並不總是像維利裡奧想像的那樣順利。在探討這些問題時，我們可以參考前面提到的丹尼爾?米勒和米爾卡?馬迪諾的人類學研究，該研究考察跨國多民族家庭如何使用各種通信遠程技術為自己服務。他們從實用主義觀點出發研究線上交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替代線下交流：隨著女性移民將孩子長期留在”家裡”由祖父母照顧，她們正在使用電子郵件、攝像頭和臉書來嘗試和探索”虛擬育兒”形式。在他們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通過遠程實現的”實時”接近會造成嚴重精神危機的案例。例如在家庭聚會上，當一位女兒正要切生日蛋糕時，身處異地的母親關掉了攝像頭，而技術所允許的虛擬形式的接近只是強調了她不在場的地理距離。雖然我承認，在現實的主體之間進行”直接交流”的理想是一種形而上學幻想，因為就連這些互動都是以語言為媒介進行的（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但人們仍然可以說，父母通過線上交流永遠不能完全令人滿意地替代”在場”。最起碼，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特定關係在不同場合需要特定的存在方式。對於這些問題，我將在第八章 的最後進一步討論移動通信系統對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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