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朝野論王安石與新法 梁庚堯 9787547325490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本書探析了南宋朝野在不同時期、不同層面對於王安石的評價，從政局變化、學術思想，以及鄉里社會的基礎，分析王學與程學在南宋的消長起伏，進而對南宋末年與王安石相關的讖言與話本進行考證。全書內容豐富，考證詳實，對南宋的政局變化、教育與科舉的內容，尤其分析詳盡。因此，本書既是對以往相關研究的整合梳理，也包含作者深入相關史料後所得出的創見，對於有志于研究宋史的學者而言，本書是不可或缺的參考著作。

作者簡介
梁庚堯，當代著名歷史學家。祖籍廣東新會，1948年生於廣州，1956年定居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博士。歷任臺灣大學歷史系講師、副教授、教授，至2013年退休，現為該系名譽教授。研究領域以宋史為中心，亦涉及唐宋社會經濟史、宋元教育文化史等。

目錄

序 i
第一編 南宋初期朝野對王安石及其推行新法的評論
第一講 國禍根源追究聲中對王安石與新法的檢討 3
第二講 政爭與和議論爭中王安石政治聲望的升降（上）：從崇元祐到斥伊洛 39
第三講 政爭與和議論爭中王安石政治聲望的升降（中）：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 71
第四講 政爭與和議論爭中王安石政治聲望的升降（下）：王安石聲望的複降 107
第一編參考書目 147
第二編 南宋中晚期王安石政治聲望的消落
第五講 權臣相繼柄政的影響 155
第六講 王學與程學的消長（一）：程學的社會基礎較王學為寬廣 195
第七講 王學與程學的消長（二）：程學後繼者對王安石改革理想的吸收 233
第八講 王學與程學的消長（三）：程學後繼者對王安石經說的吸收與拒斥 265
第九講 王學與程學的消長（四）：政治事件、從祀制度與科舉考試 297
第十講 朝野評論中對王安石不同面向的分辨 339
第二編參考書目 392
第三編 南宋晚期王安石讖言的盛傳
第十一講 興起與盛傳（上）：國運讖言中的”丙午、丁未”之說 401
第十二講 興起與盛傳（下）：端平以後詩中的天津橋與杜鵑啼 427
第十三講 傳向社會基層：話本《拗相公》與《宣和遺事》的共同主題與意義——兼論王六大夫所講的《複華篇》 453
第十四講 《拗相公》創作年代的再思考 491
第十五講 《宣和遺事》創作年代的再思考 521
第三編參考書目 563

精彩書摘
第一講國禍根源追究聲中對王安石與新法的檢討
經歷了從紹聖到宣和以”紹述”為名的一連串事件，接著而來的是靖康之禍，宋室南遷。對於這一場國家的巨大變故，人們從政治上追究責任，首先就是歸咎于蔡京所倡言的”豐亨豫大”“惟王不會”，認為他不知居安思危，引導宋徽宗奢侈揮霍，既浪費了國家的財富，也橫斂於民，造成民怨，失去民心。更進一步則將橫斂於民的責任上溯紹聖以來所標榜的”紹述”，進而上溯至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之下所推行的新政，特別是與理財有關的幾項新法。由於不滿於蔡京助長國家財富的揮霍，所以從北宋末年以來，對於”豐亨豫大”“惟王不會”的解釋也就有了改變。這樣的改變，首先見於”惟王不會”一詞。自宋徽宗崇寧至政和年間蔡京依據經籍，先後提出”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慫恿徽宗過奢侈揮霍的生活。”豐亨”“豫大”均出自《易》，蔡京選擇性地據經文及漢、唐注疏，將”豐亨豫大”曲解為聖人順其性而動，則其志大行，志行之後，作樂崇德，以殷盛之禮，祭祀天地，配以祖考。蔡京並將此詞獻于徽宗，為之找到了以禮樂祭祀為名來揮霍國家豐盛財物的依據。”惟王不會”則出自《周禮》，蔡京據書中諸如”歲終則會，唯王及後、世子之膳禽不會”等句，簡化為”惟王不會”，在徽宗揮霍時，未嘗告之以財用不足，同樣是選擇性地引用經文”惟王不會”，曲解為可以不顧國家財政的虛耗而任意揮霍。
針對蔡京的說法，重新來解釋”豐亨豫大”“惟王不會”兩詞，首先見於楊時對”惟王不會”的解釋。楊時早在崇寧三、四年（1104—1105）年間任荊州教官（江陵府學教授）時，已經對有人以”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來解釋《周禮》所講的”凡用皆會，唯王及後不會”，有所辯解：
有司之不能制天子，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塚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塚宰得以九式論于王矣。故王、後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塚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楊時《龜山集》卷十《荊州所聞》）
他顯然是在強調，在塚宰控制之下，王、後仍然會節 制自己的開支。這時蔡京應該已經提出了”惟王不會”一詞，來合理化自己的作為，楊時的解釋應該就是針對蔡京而發的。到靖康元年（1126），國家已經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楊時侍讀經筵，在對宋欽宗講解《論語》”道千乘之國”章 時，再度重申他在崇寧三、四年間的解釋，只是清楚地表示其用意在於以制度來達到”均節 “的目的，既能有禮，又不害人，從而指出崇寧以來，”汙吏持‘不會’之說以濟其奸，私竊橫斂而莫之禁，故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尚何愛人之有”（《龜山集》卷五《經筵講義》）。宋室南渡之後，他在紹興二年（1132）回復胡安國請教政事先後緩急的信中，認為當今政事，以理財為最先，又再次借他上述”塚宰得以九式論之”的說法，來說明他在經筵中已經提到過的所謂理財，”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而是”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龜山集》卷二十《答胡康侯 其八》）。此後，南宋時期對於”惟王不會”一詞的解釋，儘管未必盡同于楊時，但大致上都從節 用的觀點來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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