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邑無衣冠-地方視野下的唐代精英與社會 周鼎 9787220137891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本書是關於唐代精英社會的研究專著。”裡閭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處京畿”，這是唐人自身對所處時代的直觀描述，昭示著士人階層從鄉里世界”脫嵌”，進而實現”中央化”的歷史進程。也因此，兩京以外，士人的地方生活經歷在歷史敘事中多被遺落、刪削。本書充分運用筆記小說與出土墓誌，拼綴、勾勒出如下歷史圖景：”中央化”之後，唐代士人又轉而從兩京遷徙、僑寓地方州縣，出現”地方化”的轉向；圍繞著諸項社會資源，士人與地方民眾間呈現出競爭、對立的態勢。作者認為，這種關係格局是中晚唐社會的特有結構，也是從地方視角重新理解唐帝國崩潰與唐宋社會轉型的一條線索。

作者簡介
周鼎，1987年生，江蘇揚州人，2016年畢業于華東師範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近年關注石刻文獻與地方社會等議題。先後在《中國史研究》《文史哲》《中國經濟史研究》《中華文史論叢》等刊物發表論文二十餘篇。

目錄

目 錄
緒 論
第一章 ?鄉里與兩京之間：唐前期的江南士人家族
第一節 ?家族、地域與信仰：《魏法師碑》再研究
第二節 ?溧陽史氏事蹟鉤沉
第三節 ?三吳地區的士人與鄉里
第二章 ?”邑客”論：唐後期的僑寓士人及其人際網絡
第一節 ?從”萃處京畿”到”散寓州縣”
第二節 ?僑居的生活世界
第三節 ?從”江湖”到”廟堂”：精英網絡的延展
第三章 ?走向地方：僑寓士人的仕宦路徑
第一節 ?”兩京親故”與入京求職
第二節 ?藩鎮體制與任職”地方化”
第四章 ?從鄉望到土豪：唐代地方精英的源與流
第一節 ?唐前期地方精英的形態
第二節 ?晚唐五代”土豪”論
第五章 ?”鄉吏富家，俯拾青紫”：藩鎮體制與地方精英
第一節 ?地方精英的軍將化
第二節 ?晚唐五代的軍職胥吏與基層治理
第三節 ?晚唐五代的商人、軍將與藩鎮回圖務
第六章 ?官、客與民：唐後期的地方秩序
第一節 ?唐後期的客、民關係與地方治理
第二節 ?邑客、土豪與衣冠戶
第七章 ?唐宋之際的精英轉型
第一節 ?從唐宋精英的地域形態談起
第二節 ?僑寓士人的土著化
第三節 ?土、客精英的社會融合
結?語
附錄一?《大唐潤州仁靜觀魏法師碑》錄文
附錄二?”清流”之外——中晚唐長安的”非士職”官僚及其家族網絡
主要參考文獻
後 記

精彩書摘
附錄二 “清流”之外—— 中晚唐長安的”非士職”官僚及其家族網絡
引言：清與濁的光譜
中晚唐社會是一個急遽轉型的時代，發端於政治、經濟領域的諸項變 革，重塑了資源分配與社會流動的基本規則，進而對人群身份秩序產生了一 系列深刻影響。在此期間，都城長安作為四方輻輳、新舊交替的歷史舞臺， 堪稱觀察時代變局的理想地域樣本。
唐代長安研究的學術積澱堪稱深厚。自清人徐松以降，學者對其間宮殿、衙署、坊市、寺觀等都市景觀開展了細緻的考證與復原，近年來在都城 社會史研究中，學者利用新出碑誌也做過不少別開生面的探討。隨著研究持續推進，新史料不斷刊佈，唐代長安的空間構造與社會運作的諸多細節 已 變得清晰起來，考察其間人群互動關係與深層社會結構逐漸成為可能。
以”安史之亂”為界，長安社會究竟經歷了怎樣的變化？前人研究為我 們提示出一些重要線索。陸揚近年揭櫫”清流文化”的概念，認為以中晚唐 長安為中心，出現了一批以”文”的理念為共享價值，以進士出身、詞臣履 曆為身份標識的政治文化精英——清流群體，他們塑造的政治文化深刻影響 了晚唐五代至宋初的歷史進程。這項研究為理解中晚唐社會提供了一個新視角，成為近年頗受矚目的學術議題。
觀察中晚唐長安社會，清流士人及其家族確是個不容忽視的群體。在個案研究中，學者已注意到中晚唐部分士人家族依託科舉體制，在政治、經濟資源分配機制中居於優勢地位，進而在京師營置宅第，世代定居。這批科舉精英的確呈現出某些新的風貌，如他們往往在郡望、房支之外冠以所居京城 裡坊，作為新型門第標識，諸如靖恭楊家、新昌楊家、修行楊家、靖安李氏等，均堪稱晚唐清流文化的典型家族。
按照陸揚的界定，清流是一種”依託社會想像與政治成功雙重力量”而生成的精英群體，這顯然是基於政治文化視角的人群分類方式。在處理本文相關問題時，筆者更願意將”清流”理解為光譜的一極，即人群社會面貌的 一種”理想型”（ideal type）。立足社會史視角，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清流所從屬的社會階層是怎樣的構成？他們與同階層中其他人群的邊界何在？邊界的外緣是哪些人？處於對立面的又是哪些人？循著這些問題思考，或可窺見唐後期身份秩序更為複雜、多元的光譜狀形態。
研究表明，清流文化的代表——唐後期進士及第的高級文官，大多出身久沾宦緒的官僚家族，甚至漢魏以降蟬聯冠冕的舊士族。他們門第雖有高低、新舊之別，但都可以歸入廣義士族（士人）的行列，唐代文獻中例以”衣冠”“士流”“仕家”等指稱之，甚至過去被認為代表新型社會身份的晚唐 “衣冠戶”，據近年研究，主體其實仍是這一社會階層。因此，在思考唐後期清流文化的興起這一現象時，首先應明確歷史主體所屬階層的整體屬性。
在唐前期的”中央化”浪潮中，為仕宦便利計，士族大多自鄉里遷居兩京一帶，長安城中的裡坊成為其萃居之所，這也是理解唐代社會結構變遷的一個起點。不過這一情形在”安史之亂”後發生了變化，士人階層內部出 現了顯著的社會流動與分化。在仕途競逐與經濟生活的雙重壓力下，除上述 蟬聯科第的少數精英，更多士人家族已無力維繫在兩京（尤其是長安）的生計，不得不放棄京中產業，轉而遷徙、僑居地方州縣。僑寓士人分佈廣泛，在僑居外州的同時，與京城親故、族屬維繫著盤根錯節 的人際網絡，並且彼此間的身份流動也時有發生。因此，僑寓士人是與長安清流家族聯結緊密 的外緣人群，甚至可以認為，前者是維繫後者再生產的”蓄水池”。
唐後期士人階層之所以出現向下流動、向外溢出的趨勢，除了激烈的圈 內競爭，更重要的動因還在於外部衝擊與挑戰。時人有言：”衣冠者，民之主也。自艱難已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之，不能自奮者多棲于吳土。” “安史之亂”後，隨著內廷宦官、藩鎮武人等其他精英人群在政治上的崛起，他們的生存空間遭到擠壓、侵蝕。這種人群間的緊張關係，是清流文化形成的時代語境之一。就此而言，武人、宦官等或可歸入身份光譜 的另一極，姑且稱之為”濁流”。
這其中，宦官群體主要活躍于長安政治舞臺，更受矚目，研究也最為充分，諸如南衙北司之爭、禁軍與內諸司使的權力構造等，都是中晚唐政治史 研究的傳統課題。不過，宦官並非一個處在社會真空中的純粹政治集團，他們也呈現出鮮明的社會性格。近年來，學者利用出土碑誌對此做過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如杜文玉考察了宦官的社會來源與家族形態，發現唐後期宦官的籍貫大多分佈在長安周邊的京畿地區；陳弱水的研究則揭示出宦官社群的內部形態，尤其是宦官與軍人家庭盤根錯節 的收養、聯姻關係。這也 進一步提示我們，宦官集團之所以能長期屹立長安政治舞臺，除了政治、制度因素，更與其植根長安的社會網絡與再生產機制密不可分。
隨著對清、濁兩端人群各自形態的認知深入，在唐後期的身份光譜中，一些面貌更為複雜、曖昧的中間人群逐漸進入我們視野。筆者此前曾著眼藩 鎮體制下的地方州縣，對幾類地方人群的社會形態與生存境遇做過探討。本文將視線轉向都城長安，聚焦幾類與內廷宦官、武人關係緊密，可歸入”濁 流”行列，同時與清流士人也不乏交集、互動的群體。具體而言，他們包括：1 任職于中書門下、財政三司等中央機構的胥吏；2 服務皇家的翰林伎術待詔；3 禁軍與內諸司使系統的文職僚佐、吏員。
基於制度史、藝術史與醫療社會史等視域，學者對以上三類人群不乏專門研究，本文之所以將其並置討論，主要基於以下理由。首先，出土三類 人群的墓誌大多鐫刻於”安史之亂”以後，且集中分佈在長安周邊，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表明他們屬?中唐以降活躍於都城的新興人群，或許呈現出某些相似的社會性格。其次，他們通過相似的晉升機制步入仕途，且職銜類型高度趨同，這表明他們擁有相似的制度身份。最後，他們雖能步入仕途，但與宦官、武人相似，都為清途所阻，在制度與觀念上與士人群體存在 區隔。這也是本文以”非士職”概稱之的原因。
以中唐以降的制度變革為線索，將以上三類人群作為一個整體納入都城社會史的視野，或許可以看到一幅別樣的歷史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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