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序言 前言 在中國現代史學家中,能像顧頡剛(1893—1980 )那樣中外聞名的,沒有幾人。而像顧那樣﹐以名人專家的身份,高屋建瓴,對其領域的成就得失加以評論的,似乎更為少見。由此看來,本書實在是彌足珍貴了。俗話說:文品如人品。這表明,兩者之間又有聯繫。那麼,就讓我們首先從作者談起吧。 民國時期的學界,流傳有這樣一句話:「我的朋友胡適之。」用來諧戲那些以認識胡適(1891—1962 )為榮、並將他常掛在嘴邊炫耀的學人。這句話一方面顯示胡適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適的為人。的確,胡適之交遊,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車夫馬弁,在同類學者中,並無幾人可及。但其實,真正能成為胡適朋友的人,也實在沒有想像的那麼多。而在他們當中,顧頡剛絕對是很重要的一位。1917 年,胡適自美歸國,任教北京大學。雖然在回國以前,他已經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博得一些名聲,但要想在北大立足,並採用新的研究手段與角度,將中國傳統的經學史研究,擴大和轉變為類似西方的哲學史研究,則仍然讓他感到是一種冒險,因此心存不安。胡適的這種不安也十分自然,因為他所面對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幾歲,自幼便受到傳統學問熏陶的學生。在他們當中,顧頡剛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蘇州世代書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譽為「江南第一讀書人家」的顧頡剛,在去北京念書以前,不但已經熟讀了那些所謂的「經書」,而且還旁涉各類書籍,並培養了對歷史研究的興趣。可幸的是,胡適的新方法、新態度不久即為顧頡剛所認可,顧還為他在同學中說項: 「他雖沒有伯弢(陳伯弢——胡適的前任)先生讀書多,但在裁斷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顧還拉了另一位舊學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論」的同學傅斯年(1896—1950 )去聽胡適的課。由於傅和顧的認可和支持,年輕的教授胡適才在北大站穩了腳跟。 與他的老師胡適相比,顧頡剛雖然沒有「暴得 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謂不早。他於1920 年北大畢業,由胡適介紹入圖書館工作,並協助胡適編書。在工作中,他很快就發現了古史傳說之可疑,因此追根尋底、順藤摸瓜,發現了一連串的問題,由此而發起了「古史辨」的爭論。此時的顧頡剛,才三十左右,但已經全國聞名了。與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學生領袖傅斯年、羅家倫(1897—1969 )等人,尚在海外輾轉留學。他們雖然比顧年輕幾歲,但耳聞顧頡剛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讚歎道:「頡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傅斯年1926 年底回國以後,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輝煌的作為。而當年向胡適鄭重推薦顧頡剛的羅家倫,在回國之際,則寫信給顧頡剛,希求後者的幫助,謀求教職。a可見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顧頡剛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轉變,從一位年輕的學生,成為了國際知名的學者。他的那些在海外遊學的同學, a 傅斯年評語見《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0),頁1499—1542 。羅家倫推薦顧頡剛事見顧潮《歷劫終 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7),頁60 。羅在回國以前致信顧頡剛,則見於《中山大學周 刊》,2—14(1928 年1 月),頁399—401 。 未免感嘆:「士別三日,則當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話來說就是:「幾年不見頡剛,不料成就到這麼大!」a的確,在20 年代末30 年代初,顧頡剛名聲非但蜚聲國內,而且已經遠播海外。美國漢學家恆慕義(Arthur W Hummel )在《美國歷史評論》上撰文,介紹顧頡剛、胡適關於古史的討論,並把顧頡剛的《古史辨》第一冊自序,譯成了英文出版,題為《一個中國歷史學家的自傳》,儼然把顧頡剛視為當時中國史學界的代表。b恆慕義的作法,也為後來的學者所認可。1971 年,美國史學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 )出版了中外學術界第一本有關顧頡剛學術生涯的專著,題為《顧頡剛與中國的新史學》,把顧頡剛視為中國現代史學的代表人物。c施耐德願意為一位當時還在世的中國學者立傳,這 a見上引《傅斯年全集》,頁1499—1542 。 b恆慕義的文章為「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4:4(1929),頁715—724 。他之翻譯顧頡剛之自序,見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Leyden: J B Brill, 1931)。 c施耐德的書見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在美國的學術界也屬少見,由此可見顧頡剛的名聲與威望。而在國內,雖然顧頡剛的名字,稱得上是家喻戶曉,但真正對他的學術加以研究的,則要在他過世多年以後。這裏的原因,與顧頡剛本人晚年的遭遇,有所聯繫,這在顧頡剛女兒顧潮寫的《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的後半部分,有比較清楚的描述,此不贅言。中文學術界對顧頡剛以及「古史辨」加以專題研究的,始在20 世紀80 年代末,如劉起 的《顧頡剛學述》、王汎森的《古史辨運動的興起》等好幾種。德國漢學家吳素樂 (Ursula Richter )於1992 年亦出版了《疑古:作為新 文化運動結果的古史辨與顧頡剛》,再度證明顧頡剛 之國際名望。a 1 坦誠相見、文如其人 也許是早年成名的關係,顧頡剛與胡適一樣, a 劉起 的書為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出版。王汎森的書1987 年由台北允晨文化事業公司出版。吳素樂的則見Zweifel am Altertum: Gu Jiegang und die Discussion uber Chinas alte Geschichte als Konsequenz der 「Neuen Kulturbewegung」 ca, 1915—1923(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2)。 在生前有意無意地為後人留下了不少材料。如前述有關顧頡剛與胡適之間最初的接觸,就是由顧頡剛自己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提供的。因此,他們不但能因其成就而為學界所注意,也由於材料豐富的關係,使後人能不斷為之「樹碑立傳」。但是,他們兩人之間還是有所不同的。胡適成名之後,一舉一動都在眾目睽睽之下,而他又有史學的訓練,深知史料的重要,因此他所遺留下來的文件,包括日記和手稿,非但字跡工整,而且思想清晰,沒有曖昧之處。即使有曖昧之事,胡適也注意不留下痕?。如他與美國女友威廉斯的友情\ 戀情,則主要經過對方所保留的書信,而為今人所知。顧頡剛則稍有不同,堪稱「性情中人」,樂意披露自己的感情。這裏的感情,並不專指男女之事(當然也有他對譚慕愚長達半個世紀的情愫),而是指他對學問、人生、友情的看法。顧頡剛的《古史辨序》,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一旦有了機會,往往下筆千言而不能止,不吐而不快。幾乎每次「古史辨」討論結集,只要是他負責,他就會寫一篇長序,直抒胸臆,將前因後果娓娓道來,其中的甘辛苦澀,一併呈現,讓讀者知曉。因此讀他的序言,宛如讀郁達夫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