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抗美援朝 石仲泉 9787219115978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大眾讀者
【一部關於周恩來與抗美援朝歷史的大家小書】
從決策入朝作戰到指導停戰和談，從指揮外交鬥爭到協調後勤保障，從1950年7月主持籌建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前身的東北邊防軍到1958年春開始安排志願軍分批凱旋迴國，周恩來實際上發揮著指導抗美援朝戰爭的「副帥」作用。《周恩來與抗美援朝》這部大家小書，史料豐富、邏輯清晰、史論結合、可讀性強，充滿石仲泉先生作為黨史專家和理論家的洞見，正面展現偉大抗美援朝精神，是一份獻給紀念抗美援朝戰爭勝利70周年的厚重禮物。
【展現抗美援朝戰爭的眾多重大史實和細節】
本書闡述了周恩來竭盡全力協助毛澤東主席，從決策志願軍入朝作戰，到指導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的停戰談判、指揮抗美援朝的外交鬥爭、協調抗美援朝後勤保障工作，直至部署安排志願軍分批回國事宜等方面所付出的智慧和全部精力，展現了周恩來鞠躬盡瘁、公而忘私、顧全大局、協調各方的高貴品質和無與倫比的能力，向我們展現了抗美援朝戰爭眾多史實細節。
【黨史名家權威講述】
本書作者石仲泉先生是中共著名黨史學家，是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曾主管中共黨史的研究和編寫等業務，畢生致力於中共黨史國史、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研究，曾參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等黨的重要文獻起草工作，參与主持編修《中國共產黨歷史》等著作。本書是對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與抗美援朝戰爭關係的深入分析和通俗表達，是石仲泉先生對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研究的結晶。
•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解讀抗美援朝戰爭
•闡釋抗美援朝戰爭決策經過，披露眾多史實細節

內容簡介
抗美援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一段重要歷史，為紀念抗美援朝戰爭勝利70周年，著名中共黨史專家石仲泉立足於多年來對中共黨史與抗美援朝戰爭的深刻研究，寫作了關於這段波瀾壯闊歷史的黨史通俗讀物——《毛澤東、周恩來與抗美援朝》叢書，《周恩來與抗美援朝》即為該叢書品種之一。
抗美援朝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進行的第一場大規模國際性局部戰爭，其時間之長、參戰國之多，為二次大戰以來罕見。毛澤東運籌帷幄于中南海，是領導和指揮這場戰爭的最高統帥。周恩來是協助毛澤東運籌這場戰爭的主要助手。從決策入朝作戰到指導停戰和談，從指揮外交鬥爭到協調後勤保障，從1950年7月主持籌建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前身的東北邊防軍到1958年春開始安排志願軍分批凱旋迴國，周恩來實際上發揮著指導抗美援朝戰爭的「副帥」作用，本書旨在為讀者呈現抗美援朝戰爭中周恩來台前幕後的一些史實。全書史料詳實、論證嚴謹，為我們回顧了一段蕩氣迴腸的歷史，闡述了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學著作，其出版對於豐富黨史、深化國內抗美援朝史研究以及樹立民族自信有極大的價值和意義。

作者簡介
石仲泉，1938年生，中共著名黨史學家，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主管中共黨史的研究和編寫等業務。畢生致力於中共黨史國史、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研究。曾參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等黨的重要文獻起草工作。直接主持編修《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參与主持編修《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負責主編的著作有《毛澤東哲學批註集》《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文選》《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毛澤東研究述評》《鄧小平論中共黨史》《中國共產黨簡明歷史》《二十世紀的中國共產黨》等；主編的著作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毛澤東思想方法導論》《鄧小平在1978：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偉大開端》《中共八大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全鑒》《新中國五十年》等；個人專著有《中國共產黨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我觀黨史》《我觀毛澤東》《我觀周恩來》《我觀鄧小平》《長征行》《黨史熱點面對面》《紅軍長征熱點面對面》《周恩來的卓越貢獻》《當代中國的鄧小平理論》等。
主編的《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等著作榮獲國家圖書獎等大獎，《中國共產黨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入選「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總結歷史經驗的典範——學習〈歷史決議〉》等10多篇論文榮獲國家級優秀論文獎。

目錄
第一篇 主持籌建東北邊防軍
第二篇 參与決策出兵抗美援朝
第三篇 參与決策軍事鬥爭的「武仗」
第四篇 抗美援朝戰爭的後勤「總司令」
第五篇 參与運籌停戰談判的「文仗」
第六篇 直接領導抗美援朝對外關係事務

精彩書摘
參与運籌停戰談判的「文仗」
抗美援朝戰爭是世界戰爭史上非常奇特的戰爭，「打了三年，就談了兩年」。「打」和「談」不是完全截然分開的。志願軍入朝的前9個月就是「打」，所謂「打了三年」是概數。從朝鮮戰爭開始算起，則是3年又1個月。「談了兩年」，則是實數，從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這兩年並非「談」而不「打」，而是邊談邊打，又打又談，甚至是以打為基礎，美方打不贏了才回頭來談。美方最後之所以答應簽署停戰談判協議，實在是沒轍了，不得不低頭。這是抗美援朝戰爭的第二階段，也可以說是以政治鬥爭為主線、以有力的軍事鬥爭相配合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毛澤東是精心謀划兩年停戰談判的總設計師，周恩來是協助毛澤東指導前方談判代表團的主要副手，也可以說是副總設計師。
「文仗」一語，本來是1951年8月下旬周恩來為毛澤東致電談判代表團，要求加強對敵文字宣傳鬥爭而使用的。他指出，「代表團的任務是談判兼打文仗」。該電將「文字的宣傳鬥爭」提升為打「文仗」，說明宣傳鬥爭與武裝鬥爭同等重要。受此感悟，我以為談判鬥爭也可視為「文仗」，以與前述「參与決策軍事鬥爭的『武仗』」相對應。這也許更能增進對談判鬥爭豐富內涵的認識。
（一）停戰談判的緣起和周恩來協助毛澤東的主要工作。
對於朝鮮戰事的發展，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實際上有兩條底線。一是就派兵援朝抗美來說，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不能不管。周恩來在1950年10月初聲明：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我們不能置之不理，我們要管。二是在朝鮮戰爭爆發后，我國就一直主張和平調處朝鮮問題，使朝鮮問題局部化，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讓朝鮮人民自己解決朝鮮問題。但美國政府對此置若罔聞。1950年11月下旬，我國代表（當時的背景是中國政府於1950年11月派出代表團參加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美國侵略台灣案」的討論）在聯合國大會上再次提出這一建議，又被在美國操縱下的聯合國安理會拒絕。經過志願軍入朝後的兩次戰役，中朝軍隊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打得異常狼狽，粉碎了其在「復活節」前班師回國的美夢。這時美國當局又通過聯合國玩弄「停火」陰謀，爭取喘息時間，調整兵力，以便實施再行進攻的妄想。
針對這個背景，周恩來在1950年12月20日發表聲明，揭露美國當局一貫反對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真實面目，重申中國政府堅持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主張，強調以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及朝鮮內政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為和平調處朝鮮問題的談判基礎。新年過後，在1951年1月中旬，他多次提出召開有關各國會議，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四項建議。那時的美國儘管吃了敗仗，但仍不服輸。如毛澤東和周恩來指出的，敵人不被大部消滅，是不會退出朝鮮的。「必須準備長期作戰，以幾年時間消耗美國幾十萬人，使其知難而退，才能解決朝鮮問題。」美國的猖狂只支撐了幾個月。第五次戰役雙方出動近百萬大軍的空前較量，使美國當局意識到光靠軍事鬥爭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於是從1951年5月中旬始，就想方設法同中國方面接觸，謀求通過談判實現「體面停戰」。5月底，受美國政府指派的國務卿顧問以私人名義拜訪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透露美國方面關於在三八線一帶停戰的意向，可以「任何方式與中國共產黨會面，討論結束朝鮮戰爭問題」。
中國、朝鮮、蘇聯三國政府商議后，馬立克6月23日在聯合國提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建議：「交戰雙方應該談判停火與休戰，雙方把軍隊撤離三八線。」一個星期後，「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於6月30日奉命發表關於和平談判聲明，向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提出舉行停戰談判的建議。7月1日，金日成、彭德懷聯名復函李奇微，同意舉行停戰談判。自此以後，抗美援朝戰爭就轉入停停談談、邊談邊打、亦打亦談、以打促談的新階段。
周恩來在這個新階段里的擔子仍然繁重。第五次戰役後期，由於長期超負荷運轉，身體一直硬朗的他終於積勞成疾，經中央批准，於5月下旬去大連休養了一個多月，停戰談判開始后回京又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去。毛澤東直接掌握談判進程，決策談判的方針對策。周恩來自土地革命戰爭後期以來，就一直是我們黨負責對外談判的主要負責人，被譽為「黨內頭號談判專家」。對外談判，毛、周各有所長，天作之合，相得益彰。這次停戰談判，協助毛澤東作為主要助手非周恩來莫屬。
當時，在前方負責談判工作的代表團，主要有兩個班子：一是談判代表（公開露面的）。在朝方作為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的代表是南日大將；在中方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的代表出席談判會議的，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副司令員鄧華和參謀長解方。毛澤東電告金日成，「此次談判，是以你的代表為主，中國志願軍的代表為輔」。因此，南日大將為朝中方面談判首席代表。二是談判工作組（不公開露面的）。它由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率領，成員包括外交部國際新聞局局長喬冠華等，協助指導談判工作。李克農、喬冠華此前長期在周恩來手下工作，周恩來與他們直接聯繫更為方便。
據時任周恩來的軍事秘書郭英說，周恩來總是通宵達旦地工作，常常是上半夜處理戰場上的問題，下半夜處理談判中的問題。談判代表團每天都要發來電報，報告當天的談判情況、美方動向、外國記者反映、代表團的意見。這些問題，一般由他直接處理；重大的，由他提出意見，再向中央請示決定。談判代表團有一條專用電話線，直接通到周恩來辦公室，隨時可以通話。當談判進入緊張階段時，代表團除書面報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來臨睡前用電話向他報告一次。
由於毛澤東那時忙著處理其他要務，周恩來除忙於處理政務工作外，協助毛澤東做的停戰談判工作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指導前方談判代表團，代毛澤東起草給談判代表團的指示電；二是代毛澤東起草給斯大林、金日成通報談判情況和徵求意見的電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著《抗美援朝戰爭史》中卷，對於周恩來在最高決策層的作用作了這樣的定位：最高決策層，由毛澤東、周恩來與金日成協商，並徵求斯大林、彭德懷的意見，確定談判的總體方案、方針和原則，並根據談判具體進展情況及時發出指示；最高決策層的工作，毛澤東基本是委託周恩來進行具體操作的，特別是有關談判問題以毛澤東名義發給金日成、斯大林徵求意見的電報，及發給李克農的指示，基本上是由周恩來起草或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筆者根據原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年譜》，對這些電報作了初步統計，經周恩來起草以毛澤東名義發給前方代表團的指示電稿，至1953年底達73份。他起草給斯大林的電報有8份，單獨給金日成的電報有5份。無論是周恩來還是有關部門代為起草的所有電報，最後都經毛澤東審改或審定后發出。
就周恩來代擬的電報言，原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有這樣的評論：「看了這樣大量的由周恩來起草、以毛澤東名義發出的電報手稿，你會感到毛、周之間的意見是多麼一致。除對少數電報毛澤東有較多修改或加寫一些有重要內容的話，絕大部分是一字不改，或只是偶爾改幾個寫得不易辨清的字，而周恩來寫的電報都是一氣呵成的。」據此，我們完全可以說，凡周恩來所擬的毛澤東電報也是周恩來本人思想的表達。毛澤東對談判的運籌、決策和指導，基本上也是周恩來對談判的運籌、決策和指導。
（二）關於參与談判主要議程問題的決策和指導。
朝鮮停戰談判，從1951年7月10日開始在三八線附近的高句麗王朝歷史古都開城拉開序幕。誰也沒想到這是一場馬拉松式的談判，一談就是兩年。最初討論談判議程，確定了五項。此後的討論，屬程序性的第三、第五兩項議程所費時間不算太長。馬拉松的談判主要在第二項議程關於確定雙方軍事分界線和第四項議程關於戰俘的安排問題。這是兩個實質性問題的談判，這裏著重解析毛澤東、周恩來是怎樣決策和指導關於確定雙方軍事分界線，以建立非軍事區的談判的。
這個實質性問題的談判，可謂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僵持不下，立馬轉圜，掌握主動，納入議程。
本來中朝方面原定的實質性談判議程是確定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從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以保證停戰和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這是我國的一貫主張，也希望通過談判首先解決這個問題。但美方首席代表堅決反對，不同意將此條列入議程。第一天的會談就卡殼了。後來，經過8次會議的唇槍舌劍辯論，仍然是針尖對麥芒。這時毛澤東、周恩來開始轉圜。7月20日，周恩來就對停戰談判形勢估計和我方對策問題，為毛澤東起草致斯大林電，指出：關於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問題，敵人始終拒絕將其列入議程，雖經我方多次駁斥，敵人仍毫無讓步徵候。我們對撤兵問題，似應作重新考慮。根據中朝方面情況看，「我們的武裝力量在今天只能將敵人趕出北朝鮮，卻不能將敵人趕出南朝鮮。戰爭拖久了，可以給敵人更大的消耗，但亦將給我們在財政上以很大危機，而國防建設亦將難於增長。設使再拖一個時期，假定半年至八個月，即可將敵人趕出南朝鮮，我們仍願付出這個有危機的代價，但現在我們看不出這種可能」。這樣，「與其將來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