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學派研究 黃朴民 魏鴻 熊劍平 9787100224130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哲學、思想史、學術史
本書系「中國學術流派研究叢書」書目之一，重點考察了中國古代兵家學派的發展情況，也是系列叢書當中唯一一部貫穿整個中國歷史朝代的流派研究專著。作者團隊皆系中國古代軍事史的資深研究學者，合力為讀者呈現了一段跨越三千年的兵學文化發展史。

內容簡介
本書重點考察了中國古代兵家學派的發展情況，全書共分為分為3編15章。其中「上編」與「中編」以兵家發展的歷史脈絡與順序為經，以兵家主要代表人物、重要著作、學術思想體係為緯展開論述；「下編」則是對兵家學派幾個重要學術問題的專題性討論。作者從歷史學、軍事學、文獻學、哲學多學科相結合的視角切入，致力於就中國古代兵家學派發展的時代背景、文化淵源、基本內涵、演變軌跡、主要特徵、表現形式、重要地位、歷史影響與當代啟示等加以全景式回顧與總結，就兵家學派自身演生的歷史邏輯與內在理路著墨，梳理與總結中國古代兵家文化的主要成就與重要地位，揭示了中國古代兵家的基本特徵，並闡釋其文化意義。

作者簡介
黃朴民，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古代軍事史、戰爭史研究，代表性專著有《春秋軍事史》《孫子評傳》《何休評傳》《大一統：中國歷代統一戰略研究》《刀劍書寫的永恆：中國傳統軍事文化散論》等；曾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等海內外各類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二百余篇；主持科研課題多項，主持或作為主要作者參与的項目與著述曾多次榮獲各類獎勵。
魏鴻，歷史學博士，原軍事科學院副研究員，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三部特約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史、古典軍事文獻學研究。
熊劍平，歷史學博士，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軍事史研究。

精彩書評
★《兵家學派研究》有一個很重要的可貴之處，就是從哲學的高度分析中國古典兵家和兵學，揭示了中國古典兵學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特徵。作者將中國古典兵學戰略思維的基本特徵概括和提煉為「辯證能動的思維方法」，對其內容、表現、實質和特點進行了全面論述，在對中國兵家的傑出代表作《孫子兵法》戰略思維的分析中，又總結為兩點論與重點論，既有綜合系統的全局意識，又有突出關鍵的重點意識，所有這一切，都深合辯證法的基本原理。
——吳如嵩軍事科學院資深研究員

目錄
序
緒論
上編
第一章 「古司馬兵法」與兵家的萌芽及其雛形
第一節 甲骨卜辭與《周易》等典籍中所見的兵家雛形
第二節 集早期兵家思想之大成的「古司馬兵法」
第三節 早期兵家的「以禮為固」現象
第二章 「兵以詐立」「逐于智謀」：先秦兵家的轉型
第一節 春秋戰國之際的軍事變革與兵家思想的飛躍
第二節 古典兵家全面成熟的典範：孫子的思想體系
第三章 學術對峙與融合雙重變奏下的兵家新氣象
第一節 「爭于氣力」與戰國中後期兵家理論主題的嬗變
第二節 戰國後期的兵家綜合融匯趨勢——以《六韜》為例
第四章 秦漢時期的兵家及其成就
第一節 秦漢兵家群體有關兵書的系統整理
第二節 秦漢兵家有關兵書的分類與學術價值總結
第三節 秦漢兵學的發展及兵學主題的轉換
第五章 魏晉南北朝的兵家及其兵學文化特色
第一節 魏晉南北朝時期兵家的時代烙印
第二節 戰略作戰軸線的轉移與兵家思想的變遷
第三節 魏晉南北朝兵家與八陣戰術
第六章 隋唐五代的兵家與兵學
第一節 隋唐五代兵家的理論建樹與時代特色
第二節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所體現的兵家學說
中編
第七章 再鑄輝煌：宋代的兵家與兵學（上）
第一節 右文政治下的宋代兵學
第二節 官方之學
第三節 蜀學與兵學
第八章 再鑄輝煌：宋代的兵家與兵學（下）
第一節 浙東事功學派與兵學
第二節 儒將群體的兵學研究
第三節 傳統兵家之學
第九章 明代兵家與兵學的演變
第一節 明代兵家對海防戰略戰術的探討和戰法革新
第二節 明代中後期兵家視野的拓展和關注點的增加
第十章 傳統兵家的衰落及邁向近代的轉型
第一節 傳統兵家的式微與西方近代軍事學術的引進
第二節 傳統兵家邁向近代化的歷程及成敗
下編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兵家學派研究/中國學術流派研究叢書》：
總之，軍禮只是中原各國間的軍事禮儀，有適用對象上的具體限制。
第二，早期兵家「軍禮」在延續性問題上，呈逐漸的衰減的態勢，有明顯的「時間」趨向。
早期兵家「軍禮」的形成及其應用有一個時間上的演化。大致而言，在春秋之前的統治階級中，禮既是治國、治軍的根本，也是使用戰爭暴力的主要依據，並且是衡量戰爭的重要價值尺度。所謂「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左傳·隱公十一年》）。春秋時期雖有「禮崩樂壞」的趨勢，但實際上周禮傳統仍然在影響著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們，規範著他們的言行。春秋時期戰爭中「軍禮」的存在，不僅關乎各邦國之間的邦交關係，也對春秋時期社會結構特點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故尊禮、重信、輕詐和「先禮後兵」等是春秋時期戰爭的重要特點。但無可否認的是，「軍禮」和其他禮制一樣，在春秋時期也有一個逐漸衰減的歷史趨勢，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春秋後期，隨著社會變革的日趨劇烈，戰爭也進入了嶄新的階段。當時的戰爭指導者，已比較徹底地拋棄了舊「軍禮」的束縛，使戰爭藝術呈現出奪目的光彩。這集中表現為戰爭指導觀念的根本性進步。
新型戰爭指導觀念的形成，當然主要取決於戰爭方式的演變。在春秋中葉以前，軍事行動中投入的兵力一般不多，範圍尚較為狹小，戰爭的勝利主要通過戰車兵團的會戰來取得，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即可決定勝負。而進入春秋晚期之後，隨著「作丘甲」「作丘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出，「國人當兵，野人不當兵」的舊制逐漸被打破，軍隊人員成分發生巨大變化，實際上已開始推行普遍兵役制。與此同時，戰爭地域也明顯擴大，戰場中心漸漸由黃河流域南移至江淮漢水流域甚至更南。加上弓弩的改進、武器殺傷力的迅速提高，故作戰方式也發生重大的演進，具體表現為：步戰的地位日漸突出，車步協同作戰增多，激烈的野戰盛行，戰爭帶有較為持久的性質，進攻方式上也比較具有運動性。以吳軍破楚人郢之戰為例，其縱深突襲、迂迴包抄等特點，體現了運動殲敵、連續作戰的新戰法，這是以往戰爭的規模和方式所無法比擬的。而與上述變化相適應，春秋晚期戰爭的殘酷性也達到了新的程度。
但春秋後期戰爭最大的新特色，還在於當時戰爭指導觀念的重大變化。這就是「詭詐」戰法原則在戰爭領域內的普遍運用，過去那種「鳴鼓而戰」、堂堂之陣的戰法遭到全面否定。
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以詭詐奇譎為特色的戰爭指導現象，在春秋前中期的一些戰例中已露出端倪。例如鄭衛制北之戰中鄭軍正合奇勝打敗燕師，就既是迂迴作戰，也是兵分奇正而用的先例。又如晉借道滅虢吞虞之戰，晉以「借道」為名，行攻伐之實，一石二鳥，兼并對手。另外，像齊魯長勺之戰中的后發制人，晉楚鄢陵之戰中楚軍晦日用兵，出其不意，先敵列陣，無不充滿了作戰指導上的詭詐特色。
到了春秋後期，欺敵誤敵、示形動敵、避突擊虛的詭詐戰法進入了全面成熟的階段。諸如吳楚雞父之戰、吳楚柏舉之戰、吳越榜李之戰、吳越笠澤之戰等等，均運用設伏誘敵、突然襲擊、避實擊虛、奇正相生、攻其不備等詭詐奇譎的戰爭指導。在這裏已很難看到過去中原爭戰中所經常遵循的「成列而鼓」的做法，也不曾見到像鄢陵之戰中郤至遇敵君必下，「免胄而趨風」這類現象，更不曾聽到宋襄公那樣的「宏論」。
由此可見，早期兵家所奉行的「軍禮」原則，在延續性問題上的確存在著一個時間上的衰減趨勢。
這裏需要附帶指出的是，其實崇尚「軍禮」並不能簡單歸之於戰爭指導者「道德」境界較高，其中也有受戰爭物質條件限制的因素。這個因素，就是「車戰」的作戰樣式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人們奉行「軍禮」成為不得已的選擇。具體而言，軍禮種種規則的產生，並非人們憑空臆想的，它的出現一定有其現實基礎。

前言/序言
黃朴民、魏鴻、熊劍平三位同志所著《兵家學派研究》令人耳目一新。新就新在，這個題目是學術史上從來沒有人做過的；新就新在，他們三位同志在對中國古典兵學長期研究的基礎上，勇敢地創新，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新的觀點。這是值得讚許的，也是令人欽佩的。
所謂「兵學」，就是戰爭學、軍事學；所謂「兵家」，就是從事兵學理論研究和指導戰爭實踐的人物。研究兵學，首先要明確它的邏輯起點。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是我們研究戰爭問題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根據恩格斯的觀點，研究戰爭要從國家開始。與氏族組織相比，國家有兩個特徵，一是按地區而非血緣劃分國民，二是設立公共權力，併為此向國民徵稅。毛主席也明確指出，戰爭是階級社會的必然產物，是解決階級、民族、國家、政治集團之間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最高鬥爭方式。?恩格斯和毛主席的觀點是一致的，我們必須遵循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研究戰爭。在中國，夏朝的建立標志著國家的產生，這是我們研究戰爭的邏輯起點。
但是，兵學卻並不因國家的建立而自然產生。在夏商西周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里，只是孕育了兵學的一些因素，並未形成作為觀念形態的兵學，也不曾產生成熟意義上的兵家。直到春秋時代，才產生了中國史上也是世界史上的第一部兵學著作——《孫子兵法》，而《孫子兵法》的誕生，也標志著兵家作為一個實踐型的思想學派登上歷史舞台。這個時代是從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大變革、大動蕩、大改組的時代，產生了新興的地主階級、新的生產關係，因此也就產生了新的作戰方式，所謂「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據宋人胡安國《春秋傳》「提要」，春秋時代發生的「侵」（潛師掠境）、「伐」（聲罪致討）、「戰」（兩軍相接）等各種類型的作戰多達數百次。戰爭頻發、百家爭鳴，共同促進了兵學的發展，以致春秋戰國時期兵家輩出，兵學出現了第一個高峰。《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在西漢劉向、劉歆父子圖書分類和學術梳理的基礎上，將先秦至西漢中期的兵書劃分為「兵權謀家」「兵形勢家」「兵陰陽家」「兵技巧家」四大類，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兵家學派做學術上的分類，也是對中國兵學第一次發展高峰的系統總結。
自《漢書·藝文志》之後，對兵學以及兵家學派的研究並沒有大的發展，反而逐漸走向寂寥。箇中原因，大體上說，一是由於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延續，沒有產生新的生產方式、新的階級，基本上處於以農耕文化為主體的大環境當中。反映在軍事上，儘管在作戰方式、戰術戰法、武器裝備等方面有些發展變化，但是並沒有達到戰爭形態變化的程度。二是從封建王朝本身來說，為了控制國家政權，使「民不知兵」，對軍事嚴密控制，兵書往往成為統治階級甚至皇帝本人的鴻寶秘書，其中的某些部類甚至長期被封禁。加上「重文輕武」等原因，「兵」雖然一直是歷朝歷代的「國之大事」，但兵學卻並非顯學，很少有人願意去觸碰它、研究它。這也導致我們今天的兵學研究基礎薄弱、困難很多，而要對兵家學派做系統論述，就更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