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的可能 (增訂版) 周濂 9787222219991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編輯推薦
★ 「只有正義是可能的，良好生活才是可能的。」學者周濂公共寫作力作全新增訂版。
作為以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為研究方向的學院派知識人，作者周濂不僅有深厚的哲學學術功底，也具備健全的現實感，關注公共事務並實踐著公共寫作。繼《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后，作者再次從哲學概念辨析視角切入現實問題，為致力於過清醒而值得過的生活的讀者呈現2001—2021年思考力作《正義的可能》。
★ 「正直的生活有代價，不正直的生活代價更沉重。」以概念辨析去看清現象背後的關鍵。
從現實問題引入，進而抽身後撤，將抽象的概念與日常的所感相聯繫，脫離特定事件和背景去思考背後的觀念，帶讀者將所見、所讀及親身經歷陌生化，逐漸掌握一種柳葉刀式的辨析能力，去看到不同現象背後的關鍵，呈現哲學思考融于日常所感的一面。
★ 「用會心會意的語言去表述複雜深刻的差異。」將政治哲學概念融入日常，後退一步看現實。
「正義如何可能？」「勇氣從何而來？」「如何做一個正派的人？」「如何實踐德性？」在有意義的科學問題都已被解答而不確定性依然是日常的當下，作者帶我們回歸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權力」「自由」「平等」「正義」，提供「我應該如何生活」的另一種選擇。
★ 「正義的可能」首先是「成為正義的自我的可能」。以自身做標本，一次自我彰顯的歷程。
通過一次次自我詰問，作者將寫作首先指向了自我，去探究在當下如何真誠地為人，怎樣才是一個勇者，如何實現卓越。通過自我探究與剖析，作者將自身作為標本，向我們展示了「正義的可能」首先是「成為正義的自我的可能」。
★ 「沒有人是荒島上的魯濱孫，原子化的個人只是一個想象。」以共同體的生活通達幸福人生。
「我如何才能過上一個幸福美好的人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共同體的生活予以保障的。人生而自由平等，但與此同時，我們還有社會屬性，與朋友、愛人結成某種共同體，才能擺脫孤獨、焦慮，找回歸屬感、安全感。唯有如此，才能過上幸福美好的人生。
★ 「我們反覆做什麼樣的事情，我們就會成為什麼樣的人。」以理性的力量，過良善的生活。
不停追問意義恰恰意味著處於意義缺失狀態。所有的生活都是一場實驗，但是生活不應該發生在化學實驗室里。不妨放下成見和偏見，嘗試打開全身毛細孔，去感受、傾聽、體驗、理解可能遇到的各種人和事，去真實地生活，沉浸於所做事情中，完成「自我確證」。

內容簡介
清晰的思維與強烈的現實感讓本書作者周濂成為學院派的重要公共寫作者。繼《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后，作者在本書中面對現實問題再發聲，將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權力」「平等」「自由」「正義」等融入日常，通過觀察與分析，既可以後退一步看現實，也可以脫離特定的事件去思考背後的觀念。
通過此種言說方式，作者實踐著用日常語言去表述複雜深刻的差異，用理論和智識來診斷現實，最終落腳于現實語境中具體的個人，回歸日常經驗，去真實地生活，真實地說話，真實地思考。

作者簡介
周濂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傑出青年學者。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道德哲學和語言哲學。著有《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正義與幸福》《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等，主編《西方政治哲學史·第三卷》。

精彩書評
周濂是一位極出色的青年學者，他的文章受眾喜讀樂聞，不僅因為它們講出了精彩的道理，更在於整體呈現出健康正大的人性面貌。
——陳嘉映
哪怕系統的壓力有時大到難以支撐，以至人們的脊樑常會以無法察覺的速度彎曲，但每一位願意恪守人性本分的人，仍然可以通過主動投身向善的情境，來堅持人性中最美好的東西，就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我們反覆做什麼樣的事情，我們就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周濂

精彩書摘
每當有人語帶嘲諷地問我：「你們學哲學有什麼用呢？」我就會回答說，我們學哲學雖然看似無用，其實是有大用，所謂「無用之大用」。現在張維迎老師給我提供了另外一個說法，就是理念的力量。
說到理念的力量，我經常會舉一個例子。法國大革命的時候，當民眾攻陷巴士底獄的消息傳到巴黎南郊的凡爾賽宮，路易十六驚慌失措之下問道：「什麼？造反了嗎？」當時的波爾多公爵回答他說：「不，陛下，是革命。」造反與革命，一詞之差，不僅是語詞的轉換，更是觀念和理念的革命。
還是這個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當他身陷囹圄的時候，據說在夜半人靜之時，他說了一句話：「是這兩個人消滅了法國。」他說的這兩個人，一個是盧梭，一個是伏爾泰，都是哲學家。
所以，改變觀念就是改變世界！
大家都知道，馬克思死後葬在倫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在他的墓碑上刻有兩句話，第一句話大家耳熟能詳：「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第二句話大家同樣耳熟能詳：「從來的哲學家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改變世界固然重要，但解釋世界同樣重要，因為馬克思本人正是通過解釋世界來改變世界的，如果不是因為他發明了「剝削」「剩餘價值」這些概念，全世界的無產者怎麼可能會聯合起來去推翻這箇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當然，正因為理念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正因為理念可能讓我們上天堂也可能使我們下地獄，所以就不應該讓某一種特定的理念去佔據講台、電台、電視、報紙或者網路，而是應該充分藉助思想的自由市場，讓每一種理念和觀念在公平、公開和自由的環境下進行競爭，進而減少語言的腐敗、思想的腐敗。
說到語言腐敗，我特別認同張維迎教授《理念的力量》第17章「語言腐敗及其危害」中所傳達的觀點。什麼是語言腐敗？用張老師的話說，指人們出於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的目的，隨意改變詞彙的含義，甚至賦予它們與原來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義。語言腐敗至少有三種嚴重的後果：首先，它嚴重地破壞了語言的交流功能，導致人類智力的退化。其次，它導致道德的腐敗。張老師引用了托馬斯·潘恩的話，我非常認同：「當一個人已經腐化而侮辱了他思想的純潔，從而宣揚他自己不相信的東西，他已經準備好犯其他任何的罪行。」再次，它導致社會走向高度不確定和不可預測性。
對於以上觀點，我無一字不贊同。如何避免語言的污染，作為一個哲學工作者，我首先想到的是保持智者的審慎，避免誤用或者濫用超級概念或者宏大概念。
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1939年秋天，當時二戰激戰正酣，維特根斯坦和他的學生馬爾康姆在倫敦的泰晤士河畔散步，兩個人閑聊的時候說起一則八卦消息：德國政府正在譴責英國政府煽動一起謀殺案，謀殺的對象是希特勒。維特根斯坦評論說，如果這個消息是真的，我也不會驚訝。馬爾康姆反駁他說，這種行為跟英國人的「民族性格」是不相容的。這種爭論本來是無傷大雅的，但是維特根斯坦卻非常生氣，他們本來是好朋友，但是從此之後，維特根斯坦跟馬爾康姆割袍斷交了。五年之後，馬爾康姆已經離開英國，到美國的太平洋艦隊上服役，這時候他收到維特根斯坦的來信，終於了解了維特根斯坦為什麼會生氣。在那封信里，維特根斯坦是這麼回憶他們的爭論的，他說：「你關於民族性格的議論，它的簡單幼稚使我吃驚，我因而想到，研究哲學如果給你帶來的只不過是使你能夠似是而非地談論一些深奧的邏輯之類的問題，如果它不能改善你關於日常生活中重要問題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險的語句時比任何一個記者都更為謹慎，那麼它有什麼用呢？」我對維特根斯坦這句話印象極其深刻。在我們這個時代，因為知識的普及和資訊的發達，越來越多的人能夠毫無門檻地接觸到各種各樣抽象的、玄奧的哲學理論和莫測高深的超級概念，用維特根斯坦的話說，就是那些「危險的語句」。但是，正像維特根斯坦所說的，如果人們非但沒有因此養成謙卑的習慣，學會鞭辟入裡、小心謹慎地分析，反而藉此贏得了知識上的驕矜，隨心所欲地濫用這些危險的語句，那將不只是對哲學的踐踏，而會戕害公共討論的品格和日常生活的常識感。
除了要警惕超級概念的濫用，還要警惕政治語言、軍事語言以及網路語言的濫用，我們的生活世界正在充斥著各種各樣暴力的語言。暴力的語言、粗糙的語言必然會導致暴力的思維、粗糙的思維。奧威爾說：「思維的淺陋讓我們的語言變得粗俗而有失準確，而語言的隨意、零亂又使我們更容易產生淺薄的思想。」在我看來，這種僵化、暴力、粗糙的語言表達出來的是對思考的仇恨，是對思想者本身的恐懼。如果說清晰、準確、有邏輯的思維是走向觀念革新的第一步，觀念的革新首先就表現在語言和表達上。還是奧威爾的原話：「抵制不良英語並不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也不只是職業作家所應該關心的事情。」那麼同樣，在我看來，抵制不良中文也不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因為語言是存在的家，我們是通過語言來定型我們的思想，通過語言來塑造我們的情感。
在談完理念的力量、語言的腐敗之後，最後我想談一下情感的教育。
我篤信理念的力量，但我並不認為理念是萬能的。大衛·休謨說：「理性是激情的奴隸。」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會發現讓我們感到有些沮喪的事實，哪怕你費盡口舌，試圖通過理性的論證去說服或者改變一個人，但你會發現，即便你把他說得啞口無言，你仍然無法真正地說服他或者改變他。
有一個道德心理學家叫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他在《正義之心》中指出，我們大腦存在類似於照相機的曝光反應，它會把你熟悉的詞彙和事物自動標識為好的、壞的、喜歡的、厭惡的。這種曝光反應的速度非常非常迅捷，過程只有200毫秒左右。這是什麼概念？1秒有1000毫秒，可想而知這是一個多麼短暫的過程。換言之，當你看到俞敏洪老師的時候，你立刻產生了好感，然後你才會通過理性去尋找喜歡他的理由。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理性是情感的慢動作，理性是情感的馬後炮，理性是情感的奴隸。
海特說，我們的社會和政治判斷尤其出於這種直覺，出於情感的曝光反應。對於這一點，我深有感觸。我現在還記得7歲那年的一天，我們三線廠的喇叭突然暫停了紅色歌曲的播放，用沉重、悲痛的聲音開始播發悼文。大家可能太年輕，不知道「三線廠」是什麼意思。為了備戰設想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們國家當年在一些偏僻的山區建立了各種各樣的國防工廠，我從小長大的那家工廠對外號稱是生產化肥的，其實可以隨時轉產炸藥。我當時坐在門口跟小夥伴在玩兒，我媽把我一把抓進屋裡，跟我說：「從今天開始，三天之內不準在公共場合大聲說笑。」「為什麼？」「因為我們慈祥的宋慶齡奶奶去世了。」我當時不明就裡，但是很快接受了我媽的解釋。多年以後，我才認識到，嚴格來說，我媽給出的這個解釋並不是一個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直覺上的鍛造和情感的規訓。「慈祥」的宋慶齡奶奶去世了，嬉笑玩鬧當然是錯誤的行為，這是一種無須任何推理的直覺判斷，就像我們看見鮮花會愉悅，聽到「癌症」這個詞會心悸。從小到大，我們都是在各種各樣情感曝光反應中接受了一套黑白分明、愛憎分明的情感教育，最後建立起了一一對應的情感反應。比方說，舊社會是「萬惡的」，農民起義是「可歌可泣的」。語言和情感就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斷被加工，被消毒，被馴化，哪怕多年以後，我們知道農民起義不一定是可歌可泣的，舊社會不一定是萬惡的，可能還有溫情脈脈的一面。但是，那種深入骨髓的情感反應仍舊揮之不去，以至一旦有人想挑戰我們根深蒂固的情感反應，就像在根本上否定我們自己，這是自我認同的一種東西。
所以，在這種意義上，我認為，我們不僅應該重視理念的力量，還應該關注情感的力量，應該關注情感的教育。因為情感教育可能是改變一個人的根本路徑。《正義之心》這本書中說，我們存在的六種道德基礎的知覺，分別是兩兩對應的十二個概念：第一，關愛和傷害；第二，自由和壓迫；第三，公平和欺騙；第四，忠誠和陪伴；第五，權威和顛覆；第六，神聖和墮落。海特認為，在美國的政治光譜中，自由主義更在意的道德基礎是前三組，反映在社會公共政策上面就是關心弱勢群體，反對強權壓迫，強調對窮人同情。對比可知，專制主義更關心的道德基礎應該是后三組：忠誠和背叛，權威和顛覆，神聖和墮落。
英國哲學家懷特海曾經說過一句話：「在任何理解之前要先有表達，而在任何表達之前，先要有對重要性的感受。」什麼是重要性的感受？重要性到底寓居在何處？這個看似非常深刻的哲學問題，其實有一個非常淺俗的答案，重要性寓居在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經驗之中。當然，這裏所說的日常生活經驗，首先是健康的生活經驗、真實的生活經驗，尤其是免於恐懼的生活經驗。用哈維爾（Vaclav Havel）的話說，就是生活在真實中。
真實地生活，真實地說話，真實地思考，真實地寫作，做正派的人，成就正派的社會。就像我們的古人所教導我們的那樣，堂堂正正、自尊正派、慎言篤行、有恥且格。不久前，有一個朋友給我留言說，正直的生活是有代價的，而且很沉重，太沉重了。這句話讓我沉默了很久，我當然同意他的說法。但另一方面我想說，其實不正直的生活同樣是有代價的，同樣很沉重，而且甚至更沉重。張東蓀先生在幾十年前說過一句話，他說，專制之惡不僅在於政客貪贓枉法，肆意妄為，更在於「人民多恐懼之心、偽詐卑賤之習」。
有人曾經這樣總結我們當下社會存在的一些現象：第一，為了一點點利益害人而無底線；第二，有權的沒權的都不看長線，只看今天，彷彿沒有明天；第三，太多人只關心結果，而不論是非；第四，很多人幻想甚至崇拜不勞而獲；第五，遇事要麼冷漠逃避，要麼陰陽怪氣；第六，民族主義比色相更好賣。如果這是對我們所置身的生活世界的真實刻畫，那麼我們為此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