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際-中國天文科普圖書史 王燕平 李紅林 9787030759702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天人之際：中國天文科普圖書史》系統地介紹了我國天文科普圖書的發展歷程，通過整理文獻資料、統計不同時代背景下天文科普圖書的發展規律、回顧近現代歷史上比較有代表性的天文科普創作者的作品與創作理念，呈現我國天文科普圖書及天文科普出版工作的發展脈絡與特點。《天人之際：中國天文科普圖書史》主要對天文科普圖書的發展歷史進行客觀梳理，希望也能為未來天文科普與教育工作帶來有益的思考和啟迪。

目錄

目錄
叢書序/i
前言/iii
第一章 導言/1
第一節 中國天文學的發展歷程/1
第二節 中國天文科普圖書進入啟蒙階段前的歷史背景/4
第三節 中國天文科普圖書史的研究方法/5
第二章 近代中國天文科普圖書的發展/12
第一節 中國天文科普圖書的啟蒙階段/12
第二節 辛亥革命后中國天文科普圖書進入探索階段/15
第三節 近代中國天文科普圖書史上的代表人物與作品/20
第三章 現代中國天文科普圖書的發展/56
第一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天文科普圖書的摸索與艱難前行階段/56
第二節 改革開放后中國天文科普圖書迎來春天/66
第三節 現代中國天文科普圖書史上的代表人物與作品/75
第四章 中國天文科普圖書史小結與啟示/149
第一節 中國天文科普圖書史小結/149
第二節 未來天文科普圖書的發展方向探討/151
參考文獻/154
附錄/160
附錄一 近現代中國天文科普圖書概要/160
附錄二 近現代中國天文科普書目列表/217

精彩書摘
第一章導言
第一節 中國天文學的發展歷程
天文之學，無分乎古今中外，而其間有一定之律也[1]。月亮有時如鏡有時如鉤，太陽有時極南有時極北，五星遊盪于恆星背景之上 上古時期，人類通過仰觀天空，獲知方向，感知時節變化。在這個過程中漸漸形成了天文學，其發展與農業生產緊密結合，最主要的特徵便是以觀測為基礎。
根據觀測方式劃分，天文學的歷史可以粗略地概括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即肉眼天文學時期，人類觀測天象全靠一雙眼睛，並配合古代天文儀器來獲知天體的視運動信息；第二階段，即望遠鏡天文學時期，自17世紀初伽利略 伽利雷（Galileo Galilei）用望遠鏡觀天開始，有許多天文學新發現，至19世紀達到全盛；第三階段，即分光天文學時期，1814年，德國物理學家夫琅禾費（Joseph von Fraunhofer）製成了第一台分光鏡，再加上分光術、測光術、照相術的誕生，天文學的發展再一次獲得飛躍，人類得以獲知天體的物理性質、化學成分及運動信息，天體物理學誕生並得到發展。到了20世紀四五十年代，探測天體的波段從光學段拓展到全波段，在隨後的幾十年間，功能強大的地基望遠鏡相繼落成，空間探測器發射成功，引力波、中微子、宇宙射線等其他信使的出現，使人類探索宇宙的手段進一步增多，視野進一步開闊，天文學的發展迎來了新的機遇和曙光。
中國古代天文學的萌芽和誕生，大約可以追溯到西周末。在相傳為夏代曆法的《夏小正》中，人們已經能夠根據天象和物候等定出季節與月份，並且還注意到了初昏時斗柄方向和時令的關係。到周初時期，人們已經知道觀測日影，並通過觀察昏中星以正季節，通過觀測月相以定曆法。《堯典》中說：「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其中記載的文字，大概反映的就是周代春秋以前的天文學成就，春夏秋冬四季的概念大概就是這時形成的。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對於太陽、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星的研究已相當深入，中國古代天文學初步確立了獨立的體系[2]。
漢代，人們對天文觀測儀器的製造和使用出現了質的飛躍。通過改進漏刻，人們對周天的劃分更為精準，並且注意到了如今我們所知的歲差現象。此時，人們對五星的測量更加精密，對恆星的觀測日漸完備，《漢書 五行志》中還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關於太陽黑子的記錄。漢代對於實際觀測的重視，大大推動了天文學的發展，因此在這一時期形成了許多天文資料。
魏晉南北朝時期，特別是南北朝時期，人們修正了以往曆法中的不少問題，為後來的曆法改革打下了較好的基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朝時人們主張使用定朔法，根據定朔法，日食一定發生在朔日，月食一定發生在望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歲差的採用，祖沖之的兒子祖?精通天文學，他通過實測證實了歲差現象的存在。
隋唐時期，天文知識已經變得相當普及，人們通過《步天歌》把恆星在天空中的位置編排成歌謠，幫助大家通過吟誦學會認星。唐代，隨著生產發展的需要，天文學的發展出現了一個高潮。僧人一行在實測中發現，恆星的「去極度」古今有所不同，這種現象不只是由歲差造成的，還與如今我們所知的恆星自行有關。
北宋時期，由於王安石變法，儀象製造和恆星觀測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北宋製造的天文儀器的數量與質量都大大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代。儀器的精密以及人們對觀測的重視，使得這一時期留下了豐富的觀測資料，其中包括《文獻通考》中的全天星表、如今大家熟知的蘇州石刻天文圖、蘇頌的《新儀象法要》中的星圖等。此外，宋代對於1006年和1054年超新星爆發的記錄，為後人留下了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
元代，天文曆法取得了較大的成就，我國和中亞國家、西亞的阿拉伯國家來往頻繁，《烏魯伯星表》《伊兒漢表》中都載有中國的天文曆法就是明證[2]。為了改歷的需要，我國元代天文學家郭守敬設計製造了大量新儀器。
明代，我國學者開始介紹歐洲的古典天文學，《崇禎曆書》的編纂使得我國的天文學體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但《崇禎曆書》中只介紹了第谷 布拉赫（Tycho Brahe）的宇宙體系，尼古拉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體系以及約翰尼斯 開普勒（Johannes Kepler）創立的行星運動三定律等內容，則由於來華耶穌會士的有所保留而未納入其中。
到了清代，人們一方面學習歐洲的天文學，另一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整理我國古代的天文學資料，編纂了許多體系龐大的叢書。乾隆嘉慶年代之後，中國古代天文資料的整理達到了一個新高潮。除了最有成就的曆法整理工作外，人們還整理了歷代天文學家和科學成就等資料。
中國近代天文學的開端，依賴於天文觀測與研究方法的引進，以及新型天文工作者隊伍的建立。1873年，法國在上海建立了佘山觀象台；1897年，日本在台灣建立了測候所；1898年，德國在青島設立了氣象天測所。1880年，濟南教會大學齊魯大學創建了天文算學系，開創了中國近代天文教育[3]。
辛亥革命前後，赴國外留學回國的學者中，有高魯、朱文鑫、余青松等若干天文學家。1898年，德國在青島設立氣象組織，定名為青島氣象天測所。1922年，中國天文學會在北京成立；青島氣象所幾經更名後由北洋政府正式收回，1924年改稱膠澳商埠觀象台，開始由中國人擔任台長；1926年，廣州中山大學數學系擴充成為數學天文系；1928年，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在南京成立；1934年，我國第一個現代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在南京建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陸續興建了北京天文台、陝西天文台、雲南天文台等天文台站，並在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院校設置天文系專業，硬體設施與人才隊伍建設共同推進，我國在天文學研究領域取得了許多重要進展。
在1993年的一次國際會議上，中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印度、荷蘭、俄羅斯、英國、美國的天文學家共商21世紀初射電天文學的發展藍圖，提出研製下一代大射電望遠鏡（Large Telescope，LT）的倡議[4]。1995年，以南仁東為委員會主任的LT中國推進委員會成立。要建造LT，需要射電環境足夠好，中國天文學家提出在貴州平塘藉助喀斯特地貌建造巨大的射電望遠鏡陣列。1997年，該委員會初步設想，中國要獨立研製一個世界上最大口徑的單天線射電望遠鏡——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FAST）。2006年，FAST台址選定，2016年，FAST正式落成啟用，被稱為「中國天眼」。
同在1993年，以王綬琯院士和蘇定強院士等為首的科學團隊，提議建設我國重大觀測設備——大天區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天文望遠鏡（Large Sky Area Multi-Object Fiber Spectroscopy Telescope，LAMOST）。2009年，LAMOST落成啟用，2010年定名為「郭守敬望遠鏡」，這是當時世界上口徑最大的大視場望遠鏡，也是世界上光譜獲得率最高的望遠鏡。
2015年，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悟空」發射升空，原定工作年限為3年。這是世界上觀測能量範圍最寬、能量解析度最優的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2017年，「悟空」的首批科學成果發布，其能譜特徵中出現了可能是暗物質存在的新證據。由於它的載荷運行正常，科研團隊宣布將其原定工作期限延長。
2017年，硬X射線調製望遠鏡衛星「慧眼」發射升空，使我國在高能天體物理探測領域佔有重要一席，填補了我國X射線探測器的空白。「慧眼」衛星多次參加國際空間與地面聯測，並驗證了航天器利用脈衝星自主導航的可能性[4]。
2021年，通過歷時3年的連續監測，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研究團隊選址于青海冷湖賽什騰山區，那裡海拔4200米標高點的光學觀測條件，在視寧度、紅外觀測及晴夜數量、晴夜背景亮度、氣象等方面綜合衡量，達到了比肩國際一流大型天文台的水平，為我國光學天文的發展帶來全新的重大機遇。
第二節 中國天文科普圖書進入啟蒙階段前的
歷史背景
中國天文學歷史悠久，有著世界上最早、最系統的天象記錄。因為觀象授時和農業生產密切相關，中國天文很早就與政治結合在一起，成為統治工具。無論是秦朝太史令，西漢太史公、太史令，東漢太史令，還是隋代太史曹，唐代太史局等、渾天監等，宋元司天監等，明清欽天監等，都不是純粹的天文觀測研究機構。這些機構除了記錄星象、修訂曆法之外，還要為王權的合法性和權威性提供理論支撐與輿論支持。因此，歷代嚴禁民間私習天文，更沒有宣傳普及的需求，甚至由於禁令過嚴一度造成天文人才無以為繼的局面?。
到了明朝晚期，正值西方地理大發現時期，傳教士乘商船前往全球各地傳教。但他們很快就發現，在推崇儒家思想的中國社會中，人們對宗教興趣不大，反而是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能夠有效地引起中國知識分子和統治階層的注意。於是，他們開始藉助科技知識來獲取社會地位和官方信任，以方便傳教，客觀上扮演了向中國傳播近代科學的角色，就此開啟了一段「西學東漸」的歷史進程。
但這個進程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意外中斷了。天主教因為反對中國信徒參与祭天祀祖等傳統儀式而被康熙皇帝全面取締。此後，傳教士被逐出中國，天主堂被罰沒拆毀，印刷出版活動也被明令禁止。即使是在廣州的外國商人也有不得雇傭中國僕人、不準學習中文、不準乘轎、不準進城等諸多限制[5]。這些禁令直到鴉片戰爭之後在《南京條約》中才被解除。
不過，倫敦會傳教士英國人羅伯特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還是設法於1807年來到了廣州，以洋行翻譯的身份學習中文，並在東印度公司的贊助下於1815年在澳門開始出版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英漢-漢英字典《華英字典》，這套6卷本的巨著歷時8年才全部完成。因為內容全面、解釋詳盡而成為來華傳教士學習中文、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工具書。他甚至還專門請東印度公司派駐廣東的博物學家約翰 里夫斯（John Reeves）考證翻譯了中國的星座名和亮星名，並在《華英字典》第四卷中加以介紹。東西方天文學交流在暫停了100年之後終於又出現了連通的跡象。
第三節 中國天文科普圖書史的研究方法
科普，是指利用各種傳媒，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廣大公眾普及科學知識、推廣科學技術的應用、倡導科學方法、弘揚科學精神的活動。簡略地說，科普就是以「科」為基礎，以「普」為目的的行為或活動，其表現形式之一是科普作品[6]。
為梳理近現代天文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脈絡，本書編寫組系統整理了1840—2000年公開出版發行的中文天文科普圖書，不包括教材、教輔、教具、曆書等專用圖書，共統計天文科普圖書1282種，其中，譯著350種，原創及彙編作品共932種。本書第二章與第三章，將基於數據統計分析的結果，詳細介紹不同歷史時期天文科普圖書的特點。通過對出版時間、出版社、譯著的國別分佈及不同年份的作品數量、譯著與原創作品比例等情況進行統計，可以看出各種因素在時代背景下對天文科普圖書的影響。
根據天文科普圖書按出版年代的分佈直方圖（圖1-1）可以看出，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隨著現代出版行業的逐漸興起，天文科普圖書也在慢慢進入公眾的視野。1900年前後，維新思潮推動了最早的天文圖書的出版。隨後在1930年、1950年及1980年後，存在三個明顯的出版高峰。這一特徵與當時相對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相一致。隨著國內天文科普人才的積累，引進圖書的比例，從最初的75%左右到後來逐漸穩定在25%左右。
對1840—2000年引進天文圖書的國別進行統計（圖1-2）發現，其特點也非常明顯，在翻譯引進的350種圖書中，美國的作品最多，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