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變-清末民初的國家建構與現代困境 (1895-1917) 馬勇 9787520215213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簡介
馬勇，著名歷史學家，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蘭州大學、河南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兼職教授。
主要從事近代中國文化、中國近代史、中國文明史、中國學術史、儒學等方面的研究，著有《疊變：鴉片、槍炮與文明進程中的中國（1840-1915）》《中國儒學三千年》《夢想與困惑：1894—1915》《中國文明通論》《晚清四書》《晚清二十年》《近代中國文化諸問題》《超越革命與改良》等，以及董仲舒、嚴複、章 太炎、梁漱溟、蔣夢麟等人的傳記，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

精彩書摘
倘若近百年家國時空的複雜性在較大程度上逾於歷朝歷代之和，那麼，多元視角的學術解讀既是必要的，也是急需的和長期的。
——同濟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郭世佑
如何在自家文化的底色上構建現代化的藍圖，這是近百年來揮之不去的一個重要學術命題。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還是。中國道路問題必須回到本土的沉思與語境中，將”問題”作為”方法”，以漸進、理性、恰切的方式導入。本書以”問題”為線索，帶領人們去思考中國現代化的前世今生，學術性和思想性兼具，問題意識鮮明、思想路徑清晰、宏論發人深思。
——河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張寶明

前言/序言
回望1895—1917
在上一部《疊變》中，我主要探討中國文明在大航海之後所面對的困擾。特別是英國工業革命之後，中國為什麼與世界失去了”共時”的機遇，從而使中國原本可以及時解決的問題一拖再拖，直至疊壓至不可承受。
接續前書，這本《涵變》主要研究近代中國在一系列困擾疊壓之後的反應。所謂”涵變”，其實就是”涵化”，也就是攝入外來政治文化與思想所引發的變化。不管是西風東漸還是國人向東求學，西方和日本的文化陸續傳入中國，使中國固有的制度和文化發生了變化，國人的觀念在”接受、適應或反抗”中開始發生蛻變。
我們知道，在甲午戰爭之前的幾十年，儘管中國也向西方學習了不少，堅船利炮、聲光電化，甚至國際公法等，中國也並非一概不知道，有些內容比如堅船利炮、聲光電化，不僅學得不錯，而且還有”二度創造”，很多物品既為中國人所歡迎，也受西方人青睞。仔細檢討洋務新政三十年的中國發展，必須承認中國在器物層面，將創新轉化為實用方面，朝廷主導的國家主義經濟模式確實獲得了巨大的進步，中國工業化與西方的差距在急劇縮小。
但是就文化的本來意義說，甲午之前的中國文化還是以”中國”為主導，三十年發展雖然包含了許多西方因素，但西方文化的真諦、要義、精神，似乎並不在那時的中國文化體系中，中國文化之所以接納堅船利炮、聲光電化等，主要還是因為這些因素是”末”，是”用”，是枝節，是奇技。換言之，正如那個時代或稍後的知識人王韜、馮桂芬、馬建忠、鄭觀應等人所看到的那樣，中國採納了西方近代工業化發展之”末”，注意了器物、技術、實用，而忽略了國際體制的根本再造。中國缺少英國意義上的工業化發展，缺少一個社會中間層，因而中國沒有辦法隨著社會經濟的調整，重新調整政治權力格局，沒有辦法將家天下轉變為公天下，將君主的普遍權力給予制度性改造，重構一個近代國家。這是非常可惜的，但又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環節 。
甲午之後的情形就不一樣了。甲午戰爭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巨大失敗，中國三十年積累頃刻之間化為烏有，近乎歸零。這是一個極為慘痛的教訓，也應該是中國歷史上最值得珍惜的教訓。”知恥而後勇”，是中國聖人的教誨。中國知識精英、政治精英在失敗之後並沒有沉淪，而是迅速轉身，向打敗自己的敵人學習，仿行明治維新，開啟了自己的”維新時代”。
所謂”維新時代”，就不再是修修補補，小打小鬧，也不再是以中國文化為主吸收外來文明，更不存在什麼”本末”，什麼”體用”，而是將所有文化，不論東方，還是西方，包括古今，全部拿來，攝入”涵化”，重構出中國所需要的文化樣態，甚至政治樣態。更直截了當地說，甲午後的中國開啟了國家重構、國家再造的過程，李鴻章 那一代人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巨變”，其實所指就是中國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不僅要重構周初以來的人際關係、社會關係，而且必然會重構周秦之際建構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權力架構，可能會發生與英國近代歷史同樣的故事，一個新的階級萌生，政治權力體系重構，王權不再是一家一姓之護符，王朝不再是一家一姓之私產，不再是某一個或幾個特殊利益集團，甚至是那些開國功臣、軍功貴族手中的私人財富。王朝必然轉型為具有普遍性的現代民族國家，君主與民眾之間的權力分際、邊界必然會重構。
這本書，就是研究這個過程，其時間段大致限定在1895年甲午戰後至1917年張勳帝制復辟失敗。這二十二年，涵蓋了晚清十幾年，以及民初幾年。這二十二年，從大歷史視角而言，應該是中國三千年歷史上變化最劇烈的時期，從帝制到共和，又從共和到帝制，再從帝制到共和。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重演了西方一些國家上百年的歷史。儘管政治基礎依然不牢固，但的確開啟了現代中國的長河，引領中國走上一條全新的道路，中國不再在一家一姓之天下、之王朝史中打轉轉，不再遵循王朝史”興盛衰亡”曆兩千年而不變的”四部曲”，逐步進入一個人民本位的天下，天下事由天下人做主。即便是最壞的政黨政治，也不再是一家一姓，其權力的傳承不再憑藉血統，而是在政黨內部的競爭。
這二十二年來，中國歷史上發生了許多重大的事件，但其根本的價值指向就是中國的現代化。而且從甲午戰爭之後的最初反應看，也是要延續或者是調整之前三十年洋務新政的缺陷。所以我們看1895年之後的所謂維新運動，其實就是在接續洋務運動，又是在對洋務運動進行了很大的改革和調整。
然而讓人們想不到的是，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掌控大局的恭親王奕䐶于1898年春突然病逝。許多人都像張蔭桓、宋育仁、張謇那樣敏感地意識到政隨人亡的規律又將發揮作用。
恭親王奕䐶是咸豐皇帝的弟弟，在三十年的洋務運動中協助嫂子慈禧太后、侄兒同治帝與光緒帝，是洋務新政實際的領導人。甲午戰後，受命與李鴻章 一起善後，再引領中國走向維新變法路徑。奕䐶的政治主張就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穩步推進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在此基礎上於政治、法律、教育、社會等更多問題的改革，奕䐶並不一味反對、拖延、不贊成，而是根據需要，切合實際，因時因地靈活應對。比如說，洋務新政主旨是堅船利炮、聲光電化，不主動觸及政治、法律、教育諸多層面，但我們從奕䐶主政時期的實際舉措看，似乎並沒有絕對化。中國在洋務新政開啟不久就引進翻譯了《萬國公法》；就破天荒地組建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就創辦同文館；就允許教會、傳教士近乎公開在中國傳播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新教育。奕䐶被譽為中國現代化的開啟者，應該說是實至名歸。
1898年6月11日，也就是恭親王奕䐶去世十餘天后，光緒帝宣佈改革，先是設立京師大學堂，大力推動新教育。進而，光緒帝在不到一百天的時間裡宣佈了一系列改革，涉及政治、經濟、法律、教育、文化、外交等諸多領域，並宣佈翁同龢開缺回籍，宣佈提升一批新人，罷黜一些舊人。實事求是地說，光緒帝這些改革都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應該解決的問題，他連篇累牘地發佈諭旨，過去的研究認為屬?激進，是導致保守勢力反撲的根源。其實，這些年我重新研究這些舉措，並不認為光緒帝的政策宣佈有問題，因為發佈的這些新政策有的屬?滯後，是對已有改革的確認；有的是超前，但並不是要求立即執行，而是未來一個很長時期的政策。所以，我並不認為1898年維新運動迅速失敗，是政策激進的結果。百日維新失敗另有原因。
短時期發佈的詔書，並不都是要馬上執行的。一個政策宣佈之後，要有個消化過程，它實際上是在彌補過去幾十年有些該做而沒做的事情。當然，也有一些已經在做，或在局部地區做，而尚未獲得官方確認的改革。就總體來講，光緒帝在政治、經濟、知識產權、外交、法律制度方面的政策宣佈都很有意義。從現代化角度講，光緒帝要推動的變革其實就是中國資產階級發展起來之後，必然要發生的一個權力分享運動，從全球史觀點看，就是大憲章 改革。雖然晚了西方幾百年，但意義是一致的。
通過這種政治改革，其目標就是要把皇權置於法律之下，至少是為皇權畫出一個比較清晰的邊界，從無限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普遍權力變為具有某種節 制的權力。比如政治顧問機構如何設置，讓眾人參與討論，就不再是天子家的私事，而是為皇帝配置了一個顧問班子，是顧問而不是南書房，也不是事務性的軍機處。至於中央機關的機構調整，實際上就希望能夠設立某種議政機構，讓行政權、司法權、立法權分置。這並不是光緒帝的異想天開，而是日本明治維新已經走過的路。日本1890年前後開始實施憲政，甲午戰爭也證明了這套制度的有效性。這是一個現代化的制度安排，在這方面並沒有引起多大的爭議。光緒帝與維新大臣長達幾個月近一百天的反復討論，說到底就是如何將中國從一個”前現代”的政治體轉型到一個現代國家，其價值取向雖然沒有說的那樣清楚，但在光緒帝和主事大臣的心目中，”先發的”歐美諸國，特別是與中國國情相仿的日本，就是自己的榜樣或摹本。可惜的是，突發的政變打亂了既定的政治日程，光緒帝的理想繼續只是理想。
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之一，現在看來是康有為那批”政治邊緣人”的焦慮與想像所導致的。比如康有為，我們不必懷疑他的政治赤誠，但是作為一個”政治素人”，他在北京實在是太活躍了。閱讀他的”自編年譜”和同時期的他人記錄，康有為太急於進入北京官場了，他與翁同龢、張蔭桓、文廷式等朝臣往還，與譚嗣同、林旭這些政治新銳結成密友，短短幾天通過各種方式干預了許多政策制定，以自己的名義，更多以大臣的名義上了大量的詔書。但仔細研究康有為的活動，其實他是一個”政治邊緣人”，並不瞭解政治運作的根本，對實際政治缺少體認。當然，我們也不必否認康有為重建現代國家的理想，在近代中國國家再造過程中，康有為依然代表了一個清晰的方向。他對日本、俄國變法歷史的研究，對西方憲政體制的觀察，都為中國後來國家體制的現代轉型提供了豐厚的思想資源。
政治立場當然不可能清一色的團結一致，各色人等的認識差異、人際關係肯定不一樣，翁同龢、張蔭桓這些人在與康有為熟悉之後，肯定講過一些官場矛盾、人際關係之蛛絲馬跡。這些原本並不是那麼嚴重的差異，可能就被康有為牢牢記住，進而演化出更富細節 的官場內幕。這不僅是康有為一個個案，我們日常接觸的類似故事不勝枚舉。驚心動魄，但並不真實。
戊戌政變打斷了中國現代化進程，是中國現代化的重大挫折。中國原本可以通過溫和的政治變革調整自己已不太合理的早期資本主義制度，現在卻因為政變一切歸零。
流亡海外的康梁等人屬?”話語強勢”人物，他們繼續用維新話語建構戊戌敘事，依然堅持支持光緒帝的保皇立場，這當然是康梁的認識、權利，但卻害苦了紫禁城裡的光緒帝。直接當事人譚嗣同等人死無對證，而略微知道此事的袁世凱也可以證明譚嗣同確實找他說過”圍園劫後”的計劃。慈禧太后與光緒帝的關係在政變後變得非常微妙，光緒帝表示自己與太后沒有二心，更沒有陰謀，但康梁在海外發聲卻給出信誓旦旦的相反旁證。太后心中的疑雲如何能夠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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