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詩學源流-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 馬永波 9787547324950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中西詩學源流：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是著名詩人、學者馬永波三十年學術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深入探討了中西詩學從現代主義向後現代主義的轉變，涵蓋了文化與自然、語言與物、事實與價值的二元性對立，以及人的主觀與客觀、理性與感性、生命與精神的內在分裂。書中不僅整合了文學中的現代性、後現代性和生態關懷，還重新界定了文學的起源、功能和主體，對當代漢語寫作具有深遠的影響和指導意義。

作者簡介
馬永波，1964年生於伊春，文藝學博士，中國先鋒詩歌代表人物，翻譯家，領先的後現代詩歌學者，迄今已出版原創和譯著70餘卷，系惠特曼、狄金森、龐德、史蒂文斯、威廉斯、阿什貝利、梅 薩藤、羅桑娜 沃倫等人詩歌及《白鯨》的中文譯者。

精彩書摘
第一章 現代性與後現代性
第一節 漫遊與歸家的辯證法
自從人類的始祖被趕出樂園之後，人類就和自然失去了聯繫，失去了與整體、和諧、統一的關聯。當天使的火焰之劍在通往生命樹的路上轉動，亞當和夏娃必須以揮灑汗水的耕作來活命，這也就是人類對自然進行利用與開發的開始，而亞當和夏娃置身于樂園的時候，他們本是不需要勞動的。勞動，同時意味著異化。我們知道，現代社會人性異化的一個根本特徵，就在於工具理性和實用智慧的畸形發達，把一切都納入了數字化、符碼化的運作範疇，不能以數字規範統一編碼的事物已經逐漸被迫消失。仿佛，原先生長在大地上的事物都在一瞬間被拔出了根，孤零零地漂浮在稀薄的空氣中。人和事物的無根性造成了內心靈性生活的萎縮，人的價值態度日益喪失，人和自己的靈魂就像身體和衣服一樣以不同的速度奔跑，永遠追趕不上彼此。
海德格爾曾經就我們所處的這個科學實證階段進行過系統的反思。他認為，科學技術絕不只是一種歷史的社會的現象，它首先是一種世界觀，即把人抽象出來作為一個能思維的主體，而把世界理解成這個思維主體的認識對象，理解為與人相對立的對象性實在。這種對象性的世界觀使人們把自己的生活世界變成了意欲探究、利用、佔有的圖景。當人與世界分離之後，所有屬?人與世界統一體的東西，都成了研究、計算的對象。而當主體的思維純然指向外部世界的時候，他自身必然處於幽冥晦暗之中，這也就是海德格爾所謂的”世界之夜將達夜半”。
那麼，是反抗人性的異化，力求賦予事物以完整的秩序；還是承認異化是必然的過程，認同碎片化的能指遊戲？這兩種不同的態度成了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詩歌的分野。在城市文明日益顯露出致命缺陷，寧靜田園被轟隆隆的大工業所夷平的時候，人類和自然母親的關係已經不再和諧統一，而是充滿了實用理性所導致的衝突與矛盾；遭到嚴重破壞的自然，開始以各種災難來顯示她對人類的憤怒與懲罰。當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普遍衝動使人們日益以數學式的、定量的、對象化的方式看待一切，將一切打上機械的烙印，不斷擴大的工業便像烏雲籠罩了往日清新的田野—自然已經終結，人類已經按照自己的需要將自然完全重新塑造，我們已然置身于一個後自然的世界裡。梭羅曾經說：”如果走上半個小時，就可以在這個地球表面發現一處從來沒有人在那裡住上一年的地方，那裡自然也沒有政治，因為政治只不過是抽雪茄的人吐出的煙霧。”可是，現在，即使你走上半年，也不可能找到這樣的地方了。我們至少在現代社會裡已經終結了為我們所界定的自然—與人類社會相區別的自然。正如美國學者比爾 麥克基本在《自然的終結》一書中說：”風的意義、太陽的意義、雨的意義，以至於自然的意義都已經與以往不同。是的，風還在吹，但是它將不再生自另一個與人世隔離的、非人格化的地方。”
隨著自然被過度人化，對上帝與天堂的想像也隨之破碎，神性和人的靈性也一併被放逐，人的創造物高居於寶座，成為人的主人。盧梭說：”科學甚至文明不會給人類帶來幸福，只會帶來災難。”席勒則看到，”工業文明把人類束縛在孤零零的斷片上，機器的輪盤使人失去生存的和諧與想像的激情”。費希特覺得自己簡直無法在這樣的世界裡安置自己的靈魂。就在這樣的處境中，喪失家園的人類開始在城市的鋼筋水泥迷宮中迷失，同時也無法再度返回以前與人相互依存、融合統一的自然本原，成為無根之樹，從而把欲望當成了生存唯一的動力，將精神還原為簡單的心理學；從而喪失了與整體（神聖）的有機聯繫，使人的存在成為沒有參照的孤零零的”定在”，再也返回不到天、地、人、神四維結構的詩意空間。面對物質劇增而人的精神愈發萎縮和茫然無依的生存現實，面對神靈隱遁之後讓人眩暈的巨大空白，面對道德失範、價值迷失的時代氛圍，一個嚴肅的詩人，要麼是為時代唱一曲挽歌，哀悼那逝去的美與和諧；要麼是為這個”中心在持續崩潰和重構”的時代唱出一曲未來主義式的讚歌。
現代社會人性異化的一個根本特徵，就在於這種工具理性和實用智慧的畸形發達。在對象化思維的統攝下，所有一切都將背離自身，甚至包括以抵抗這種背離為旨歸的詩歌寫作，也就是說，寫作對寫作者的異化開始了。當詩歌成了一種可操作的對象時，詩與詩人的性質就已經在暗中同步蛻變了。從這種背景來考察，我們不難看出當前的漢詩寫作已經遠遠背離了初衷，演變成了”欲望的能指”遊戲。毫不誇張地說，目前漢詩存在的一個亟待清理的問題，就是人本與文本的脫節 。詩人歷來是知識分子中最具先鋒性、最敏感的群體，說他們是民族的良知並不為過。整個社會和歷史中所發生的苦難，首先是被詩人先天的敏銳所感受到，因此，在健康的社會中，詩人具有預警器的作用，和先知、巫師屬?同一系列。詩人對苦難與精神的擔承往往不僅僅是其個人的事情。雖然說在生活真實向文本真實的轉換中，由於個人性情、視野及轉換機制的差異，詩人所抵達的方位會稍有不同，並且這兩種真實的轉換是在沒有見證者的情況下暗中發生的。這就決定了人本和文本並非單純的一一對應關係，兩者之間的關係要相對複雜得多。但文本中彌漫著的尖銳的疼痛、精神的呼吸和情感的紋脈，其真偽憑直覺就可以分辨得出（當然需要具備專業的直覺）。當人人都在把行為和信仰拉開距離，甚至文過飾非的時候，如果一個詩人能表裡如一地實踐自己信仰，將對詞語、精神、形式的迷戀強調到極端，本身就無異於一種信仰了，我們當對其予以足夠的尊重，而不能笑其癡愚。因此，詩人的人格力量，是保證文本真實性的一個依據，儘管不是唯一的依據。
因此，當代漢詩中的”回歸”主題便在幾組相對的關鍵詞或場域之間展開，它們是家園和異鄉、文本和人本、愛情和死亡，等等。這幾組相關場域實際上是建立在微妙的自否基礎上的。它們不僅僅是對立的，也是可以互相取代的。正如只有在地獄的最底層，我們才能找到通往煉獄的通道一樣。在深入後的超越中，這幾組對立的事物將合而為一。這樣的辯證思維，能使詩人免于落入對象化思維的陷阱，從而為我們開闢了獨有的風景—家園與異鄉潛在的悖論關係，在感情回歸和精神放逐之間存在的永遠的敵意。
家園的喪失當然不僅僅是指物理意義上的家和故鄉，而是人的心靈歸宿的問題。在主體將生活世界對象化之前，人與萬物是共生的，是和諧的一體，那時的世界可以稱之為伊甸園。而當人與萬物分離，成為孤零零的此在後，靈魂也就變得無所歸依了。這裡的喪失家園也可以說是人和”整體”（神）的分離。人不再和萬物處於同一層面上，人開始盤剝事物，並在這過程中迅速失去自身的依託。一種普遍的無根性，導致現代人是”在家中流浪的人”，他們永遠在路上，永遠需要在此處與彼處、喪失與獲得之間不斷地實現動態平衡。
家園意識在漢詩中曾是一個普泛化的主題，很多詩人將情思定點集中於此，無疑是和其生存背景及知識型構有著深刻關聯的。比如，有著鄉村生活經歷的詩人，置身于城市的浮華與喧囂之中，遠離鄉村樸素寧靜的事物，為生計而苦苦掙扎，當然會生出如許的鄉愁。這種具體的生存處境決定了其詩歌不可能是淩虛高蹈的學院式詠唱，也不可能是簡單認同異化的後現代式的欲望書寫。生活真實的殘酷、淩厲與粗糙在嚴重擠壓詩人的心靈，在使其幾欲窒息的同時，也保證了其文本的可靠性。也許，人一經出離母體，就是家園喪失的開始。所以，對於詩人來說，世界”遍地陽關”。流浪是一生的，是沒有盡頭的漂泊。從人生本質上看，這也是近乎真理的。有大哲說過，人生就像燒紅的環形跑道，沒有出口也沒有暫時的歇腳處，你得不停地跑才能忍受那灼人的痛苦。對於詩人這種自覺流放的人來說，詩歌也許就是那灼熱跑道上空暫時的涼蔭，雖可解一時之痛，終究改變不了命運封閉的圓圈。歡樂與安慰只是在腳與腳之間，只是一場流水帶來又帶走的夢。永遠回不去的家並沒有構成詩人內心的安慰，反而成了大地上的另一個異鄉，一片形同虛設的風景。對於作為流浪者的詩人，除了黑夜一無所有，除了歌唱一無所為。在黑夜中浮現的點點燈光，那只是別人的生活，是詩人所不曾經歷也無法進入的生活，因此黑夜更顯得一無所有，只有風和潦倒的酒杯陪伴在身邊。由鄉村流落到城市的詩人便如葉賽寧一般，逐漸體會到成長意味著不斷的喪失，逐漸明白了一個殘忍的事實：並不存在”另外的生活”—從旁觀者到置身其中，從一個人的天真到另一個人的天真，仍是空虛與共的旅途，仍是一個人在城市的陰影坐著。詩人也在不斷的自我放逐中領悟了，人的本質並不是規定性的，而只是一種可能性。因此，在很多詩中我們常會讀出一種失去時間和方向的恍惚感。前路是漫漫風雪和黑暗，是傷痛與徘徊，而家在身後已成為不可回歸的風景，僅僅是虛無中的一道微弱的光芒，一點塵封的記憶而已。正所謂，回不去的地方才是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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