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禮賢傳 譚淵 9787555916086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簡介
譚淵，華中科技大學德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華中科技大學德國中心秘書長、外國語學院副院長。先後主持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子課題、年度項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等10餘項。已發表專著6部、論文50餘篇。曾獲得德國哥廷根大學外國學生優秀德語博士論文獎、中德文學翻譯大賽一等獎、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三等獎。2011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2018年入選德國洪堡基金會資深學者項目。主要研究方向：中德文學關係、翻譯史、形象學。

目錄

第一部分
教育與成長(1873-1899)/
第一章 坎坷童年與學生時代（1873-1895）/
第二章 作為見習牧師的歲月（1895-1899）/
第二部分
在中國的教育家與翻譯家生涯（1899-1911）/
第三章 初到中國（1899-1902）/
第四章 教育與家庭（1903-1909）/
第五章 嶄露頭角的翻譯家（1909-1911）/
第三部分
在中國的漢學家生涯（1912-1919）/
第六章 尊孔文社（1912-1914）/
第七章 戰爭歲月（1914-1919）/
第四部分
中德之間的文化使者（1920-1930）/
第八章 戰後奔波（1920-1924）/
第九章 開啟法蘭克福大學漢學研究（1924-1928）/
第十章 最後的歲月（1929-1930）/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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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書摘
第二次山東內地之行
在來到山東後的最初幾年，衛禮賢的活動範圍很少超出膠州灣周圍百里，唯一一次深入內地的遠行便是1902年拜會山東巡撫周馥的那次濟南之行。這對於想通過深入中國人的生活來瞭解這片土地的衛禮賢而言顯然遠遠不夠。1905年5月，衛禮賢收到邀請，要到濟南府去主持一場德國人的婚禮。於是他利用這個機會，帶著幾個年齡較大的禮賢書院學生在山東腹地進行了一次遠足。此行中，衛禮賢不僅再次訪問了濟南，而且足跡遠及泰山、曲阜，所到之處，中國傳統文化的強大生命力都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後來發表的《中國心靈》一書中，他對此次在”舊日中國”的遠行曾有詳盡的記錄。
衛禮賢一行先乘火車沿著已經完工的膠濟鐵路東段向西行進。對衛禮賢來說，鐵路是區分新舊時代的標誌，在已經通車的土地上，鄉村的寧靜被打破，千年古墓被毀棄，傳統被破壞，而從地下發掘出來的甲骨、青銅器一方面訴說著中國古老的歷史，一方面又成為歐洲文物販子的獵物，這令衛禮賢更加嚮往到尚未被”蒸汽馬”所破壞的”舊中國”去尋找不同的體驗。坐火車抵達第一站濰縣後，地方官為衛禮賢準備了一乘轎子，並配備了兩班轎夫，同時還派了一輛大車來運送學生和行李。相對於顛簸的大車，衛禮賢很享受於轎椅的舒適。他在轎中一邊欣賞著沿途美景，一邊閱讀著有”第二才子書”之稱的中國小說《好逑傳》。《好逑傳》成書於明末，作者自稱”名教中人”，全書帶有濃鬱的封建禮教色彩，但又打破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陳腐觀念，人物刻畫不落俗套。它講述才女水冰心與俠士鐵中玉惺惺相惜，多次挫敗垂涎水小姐美色的富家公子過其祖，兩人同時又始終以理自持，談話吃飯時也只隔簾相對，以避流言。最後，皇后驗明水冰心一直守身如玉，證明瞭兩人的節 操。於是皇帝下旨賜婚，還通令表彰二人的品行，並懲處了惡人。有趣的是，這部才子佳人小說在歐洲的名氣比在中國還要大。早在18世紀初，它就被來華經商、傳教的歐洲人作為漢語教材廣泛使用，並譯成了歐洲文字。1761年，該書的英譯本在英國正式出版，此後又出版了德語、法語、荷蘭語等多個語種的譯本。18世紀末，德國文豪席勒獲贈該書後，對其讚不絕口，並將此書推薦給了好友歌德。歌德對書中忠貞不渝、以禮自持的青年男女也留下了深刻印象。30年後，年近八旬的歌德還向他的朋友艾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和法國物理學家安培之子、比較文學先驅讓-雅克 安培（Jean-Jacques Ampere）談起過這部小說，並認為”那裡一切都比我們這裡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衛禮賢認為，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好逑傳》情節 枯燥，書中人物也不夠自然，其行為的斧鑿痕跡很重，但卻完全符合18世紀歐洲人對”禮儀之邦”的想像。換言之，帶著些陳腐味道的《好逑傳》與衛禮賢的”懷舊之旅”堪稱絕配。
衛禮賢一行經過的第二座大城市是青州府。望著古老的石獅、古城樓的遺跡和齊國歷代君王的墳丘，對中國歷史已經頗有瞭解的衛禮賢回想起了曾經在齊國陶醉於韶樂，以至三個月不知肉味的孔子，也想起了與齊威王討論”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的孟子。衛禮賢不僅懷著敬意訪問了古城的遺址，還饒有興趣地對駐紮在城中的清朝軍隊和生活在城裡的伊斯蘭教徒進行了考察。
告別青州後不久，他們便到達了山東省會濟南。在衛禮賢眼中，濟南府仍是一個未遭到西方文明入侵的”老式”中國城市。城南的千佛山上滿是寺院和廟宇，城中到處是泉眼和清澈的泉水。眾多的泉水匯成小溪，幾乎從每一條街道旁流過，使城市顯得十分潔淨。茶館在城中隨處可見，河岸邊擺滿小攤，喧囂的人聲使街道生機勃勃，城北的大明湖更是遊人如織、鶯歌燕舞。在濟南，衛禮賢還受到了山東巡撫熱情友好的招待，這令他受寵若驚，同時又頗感欣慰，因為這證明他超越宗教和民族界限，在中德兩國之間播下和解寬容種子的努力並沒有白費。儘管他在傳教業績方面與其他傳教士相比大為不及，但事實卻證明他的工作是很有意義的。
過了濟南，衛禮賢一行穿過一條古老的驛路，來到了甯陽。此地的縣官正好是他的一個老朋友，於是這一行人就直接住進了縣衙，並有機會近距離觀看了中國官員在公堂上審案的過程。恰好這位官員與孔子的第七十六代世孫、居住在曲阜的”衍聖公”孔令貽私交不錯，於是衛禮賢又跟隨這位朋友去曲阜參加了在孔府舉行的一場婚禮。
衛禮賢在曲阜首先拜謁了參天古柏守護下的孔廟。對衛禮賢而言，這是一塊充滿厚重歷史氣息的聖地，其歷史可以追溯到2400多年前生活在這裡的孔子，甚至是更為古老的孔氏先祖。衛禮賢在此大發感慨，因為歷代中國王朝都對這位古老的聖人崇敬有加，將孔子視同為神，對留有”孔聖人”生活痕跡的每一棵樹都用石刻加以紀念。而孔氏家族成員的墓地則給衛禮賢留下了更為深刻的印象，這裡古樹參天、氣氛肅穆，而孔子本人的墳墓卻極其簡樸，只是一座綠草覆蓋、蒼柏掩映的小土丘，僅有一塊簡樸的石碑立在墓前，告訴後人是誰在此安息。這種神聖的簡樸與寧靜更增加了古墓的神聖感，使衛禮賢相信，就連長在這裡的草也充滿魔力。事實上，衛禮賢後來在學習《易經》時就特地弄來了孔子墓上的一把”神聖的”蓍草，並認為用它卜卦特別靈驗。
衛禮賢尤其稱讚孔子為”地球上最偉大的民族指出千百年的安寧和太平之路”，因此理所應當得到世人尊敬。他指出：孔子依據當時的社會條件構想出了一個極端和諧的世界。由於孔子認為人對家族都有一種本能的執念，於是在這種執念的基礎之上設計了世界秩序的藍圖，即以家庭為中心，將國家視為一個擴大化的家庭，由此從家庭中那些最自然不過的事情推導出了每個人所應具備的修養，並同時確立了一種博愛的觀念：”四海之內皆兄弟”。衛禮賢還特別讚揚孔子通過整理、闡釋古代文獻建構了中國文化中最核心的凝聚力，並延續了千年之久。衛禮賢由衷地讚歎道：”在人類歷史上眾多的偉大人物中間，恐怕沒有第二個人能像孔子一樣，如此成功地讓自己的思想精髓得到大眾的認可。”而孔子思想中的偉大真理——自然與文化的和諧——將永遠存在下去，並成為促進人類新發展的巨大推動力。因此，從這個角度講，”孔子是真正不朽的”。從衛禮賢後來的漢學研究軌跡來看，也許正是這次孔府之行的感悟激發了他對《論語》的研究熱情，並從此走上了成為偉大翻譯家的輝煌道路。
相比之下，到孔府出席當代”衍聖公”孔令貽的婚禮並沒有給衛禮賢帶去特別的感受，因為在他看來，此類婚姻並不是基於愛情，而是基於彩禮的變相買賣。因此，婚禮不過就是在雙方家庭代表前舉行的一個盛大儀式而已。衛禮賢對作為新郎出來迎接的衍聖公表示了祝賀，但他與這位孔子後人的談話內容也只是表達對孔子敬仰之情的寥寥數語。晚飯時，戲班子在特意搭設起的戲臺上唱起戲來，為賓客表演助興。這給初次接觸中國舞臺戲劇的衛禮賢帶來了不小的驚喜，他不僅由此瞭解了中國的摺子戲，而且還親自點了一折。這場熱鬧的婚禮一直持續到深夜，最後，衛禮賢才帶著對中國式婚禮的深刻印象高高興興離開了曲阜。
離曲阜不遠便是東嶽泰山，衛禮賢將它比作”中國的奧林匹斯山”，認為中國人對泰山的崇拜是遠古時期自然崇拜的一種殘餘。衛禮賢的旅程從泰山腳下的東嶽廟開始。無數帶有歷史印記的古跡依然矗立在這裡，歲月的磨蝕使這片宏偉的建築顯得有些荒涼破敗，但在衛禮賢眼中，這卻為廟宇增加了幾分神秘的色彩。與當時游泰山的許多外國人一樣，衛禮賢上山時選擇了最舒適的交通工具——滑竿，由幾名中國轎夫輪換著把他抬上山去。他則一邊愜意地欣賞著泰山上的古樹、石刻、山門、廟宇，一邊沉浸在對歷史的回憶中。這邊有秦始皇親封的五大夫松，那邊有孔子當年攜眾弟子登山時曾經歇息過的山門，而隨處可見的則是歷代名人在泰山石上留下的題記，它們構成了超越時代的詩歌和箴言的大合唱。衛禮賢特別讚揚了當地官員對山林、石刻、寺廟的保護，正是他們的努力才使泰山這座聖山沒有遭到破壞，後人才能夠如古人一樣通過對自然和歷史的直觀認識在此獲得美的享受。
來到南天門之內，衛禮賢發現陡峭的山路根本就無法阻擋虔誠的香客們，這裡同樣遊客如織，他甚至驚訝地遇到了一位70歲的老奶奶。在攀談中，這位步行登上泰山的小腳奶奶告訴衛禮賢，因為她對自己的一生已經非常滿足，所以心中寧靜，漫長的旅程對她來說也就沒有什麼艱難可言。這番話令衛禮賢久久不能忘懷。隨後，衛禮賢遊覽了山上的鬥母宮、孔廟、玉皇頂、捨身崖，對中國人的宗教信仰有了更深一層的直接認識。晚上，山上下起雨來，衛禮賢在借宿的道觀中喝著熱茶，在搖曳的火光映照下，聽一位老道講起了神話傳說。恍惚中，衛禮賢仿佛在雲霧籠罩的群峰之間看到了冥冥之中的天數，也看透了生與死的秘密。
也許是受此行的激勵，衛禮賢翻譯中國文獻的熱情在1905年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同善會的機關報《傳教信息與宗教學》上發表了衛禮賢翻譯的《論語》第一章 和《尚書》中《大誥》的譯文。不久，衛禮賢在同一刊物上又刊登了小說《三國演義》部分章 節 的譯文，關於中國新法典、天文學、秘密宗派的研究論文也相繼出版。它們標誌著衛禮賢在漢學家道路上又走出了堅實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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