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的寫影-莫紮特與童年的認識 阿德琳.穆勒 9787572030208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簡介
阿德琳 穆勒，曼荷蓮學院音樂助理教授，音樂史學家，專攻莫紮特和十八世紀歌劇、芭蕾舞和藝術歌曲。研究興趣包括音樂與童年、邊緣化作曲家、早期音樂民族志和無聲電影音樂等。
譯者簡介：
周仁偉，男，80後，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貿易專業，經濟學學士，現就職於上海圖書館，以整理外文舊籍為業。業餘愛好學語言、學樂器，熱衷國樂和古典音樂。

精彩書評
這是一部關於十八世紀後期莫紮特和童年問題的既全面又深刻的論述通過在文獻和文化背景方面大範圍的旁徵博引，穆勒巧妙地展示了莫紮特在關於童年的理念、實踐和現實的討論中的樞紐地位。她的研究在學術高度上幫助我們重新理解了年少的莫紮特以及他在歷史意義和文化意義上的重要性。”
——西蒙•基夫（英國謝菲爾德大學音樂系教授）
“這部書很有深度，但也同樣有令人愉悅的可讀性。穆勒以一種真正神奇的方式將音樂學與童年研究編織到了一起。在她充滿啟發性的論證中蘊含著仿佛莫紮特的交響曲一般的聰慧的光芒。穆勒在音樂與哲學、教育學、兒童文學、戲劇、政治、宗教和殘障等領域的關聯方面作了前所未有的發掘。不僅僅對於音樂學專業的學者，對於研究兒童文學和童年研究、教育史和出版文化、以及戲劇和表演的學者，這都是一部必讀的好書。”
——瑪拉•古芭（麻省理工學院文學系副教授）

目錄

目 錄
縮略語一覽／1
插圖與譜例一覽／1
導言／1
第一章 從出版物看早慧現象／13
第二章 音樂，慈善，與辛勤勞作的兒童／53
第三章 兒童如何演戲／92
第四章 兒童歌曲和關於遊戲的作品／123
第五章 童真的律動／169
第六章 令人快樂的莫紮特／206
致謝／232
注釋／236
索引／309
參考書目／336

前言/序言
從識字積木到嬰兒繈褓，從”寓健全的頭腦于健全的體魄”到”我們對童年一無所知”，對很多人來說，約翰 洛克的《教育漫話》（1693年）和讓 雅克 盧梭的《愛彌兒》（1762年）代表了啟蒙運動對兒童進行重估的全部內容。這些敘述發端於洛克，是他最先在自然理性和遊戲有益成長的理論基礎上開發了一種以兒童為中心的個體化教育體系，並建立了一套兒童權利理論。七十年後，盧梭對洛克的思想作了擴充，對兒童與生俱來的品行進行了賦值。通過一套他精心設計的”消極教育”系統，盧梭認為，父母和教育者可以緩解甚至避免由不健全的、壓迫性的社會體系導致的人的墮落。
儘管兩人有很多分歧，但洛克和盧梭同樣堅信知識來源於經驗，堅信充滿愛意的守護是教育的基本出發點，堅信教育是整個社會改革的基石。他們還同樣持有一種新的看法，認為兒童是有思維、有感覺的存在，擁有合理的需求和見解。儘管如此，他們所提出的撫育兒童的觀念總體上依然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方法，把兒童基本上當作學習的被動受益者———無論是所謂”一張白紙”，還是洛克的體系中所謂的”空櫃子”，或是盧梭所謂一種特殊的”高尚的野蠻人”。他們的家長作風的本質也體現在他們所選擇的推行他們的理論的方式上：面向父母和教師的長篇大論。洛克和盧梭的共同點，同時也是他們的作品的宗旨，就是將兒童明確為接受者。
在本章 中，筆者採用了另一種看待啟蒙運動時期童年問題的觀念，借用瑪拉 古芭對黃金時代的文學中的兒童角色的描述，將兒童視作”有技巧的搭檔”而不是”只會學舌的鸚鵡”。這將推翻或至少是弱化自上而下的思維方式，讓成年人開始與直接面對兒童，將兒童視作讀者、消費者、演出者甚至創作者———視作是自我塑造過程中的共同參與者。能實現這種重新定位的最重要的人物，筆者認為，就是莫紮特。而且他對啟蒙運動時期兒童觀念的影響主要不是來自他音樂家的身份，莫紮特作為一個公開發表作品的作曲家的地位產生了更顯著、更持久的作用。
“作品14號”（1764—1766年），為鍵盤和小提琴作的帶伴奏的奏鳴曲，這部莫紮特的父親在全家人第一次歐洲巡演，也就是他們第一次為人所知的時候就出版、銷售的作品，在奧托 埃裡克 德意許編著的《實錄》及其各種附錄中已經有了充分的說明，而這個故事也是莫紮特傳記的必備橋段。但這幾部奏鳴曲一般只被當作莫紮特的驚人才華的證據，而未被深入探究其更深遠的歷史意義。對於各式各樣關於莫紮特的歷史敘述而言，有些太過耳熟能詳的東西反而有讓專家和非專業人士都受到蒙蔽的風險，其中最顯眼的一點莫過於他的早慧。莫紮特在青春期之前就已經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就實在太廣為人知，導致我們把這些成就視作理所當然，並開始將他的童年看作是一種他獨有的類型。但是，把他當作一件反常事物來對待，其實是將他的影響力最小化了。
通過對這件證據的再考察，同時旁及一些不太為人所知的材料，筆者嘗試恢復莫紮特在十八世紀晚期關於兒童和兒童問題的爭論中的核心地位。就像古芭所寫到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兒童文學中的角色，職業化的兒童莫紮特是一個”文化適應度很高的”“完全社會化的主體”。重新評估他最早的出版作品的早期接受過程，並且將他置於常拿來和他比較的與他同樣早慧的兒童之中，筆者發現，隨著莫紮特的成功，統治者、教育學家、知識階層不得不調整他們對兒童的假設。這些假設中有一條非常重要的，就是人具備理性能力的年齡下限。這條年齡線曾一度被降低，後又被提高———兩次都是以莫紮特為標準———這不僅在書面文化中引起了反響，也造成了政策變化而影響到了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兒童。
“理性”這個詞以及它語義上的近鄰———知識、才智、能力、技能、才華、天賦———在早期對”作品14號”的接受過程中一再出現。但是這些詞匯在1760年代是什麼樣的含義呢？有些人認為有理性思維能力的兒童只是驗證了洛克和盧梭的那種認為知識來源於經驗的啟蒙時期的信念，兒童獲得理性思維能力（即根據信息做選擇、認知真理等）的遞增過程可以通過刻意安排的多接觸這樣的思維方式來得到加速。但是，筆者希望闡明的是，也有很多人覺得莫紮特的幼年作品顯示了兒童具備獨立的、創造性思維的能力，而且能夠創造出值得成年人認真賞析的藝術或知識成果。這兩種看法是有實質性區別的，兒童能夠汲取知識或將理性思維的原理內在化，並不足以說明他們能更自主地使用自身智力和想像力。換句話說，洛克和盧梭將童年大致定義為一個理性不充分（或者說不受理性拘束）的時期———按歷史學家安東尼 克虜伯的表述：”一個貼著‘未完成’標簽的年齡段”———然而莫紮特代表了一種標為”已就緒”的童年。
將兒童視作”已就緒”的觀點通過出版物的媒介作用進入人們的認知，但並不是通過《愛彌兒》那一類的出版物———不是通過專門論述，而是通過流行音樂這種受眾面更廣，而且是為家庭內部演出而作的作品。莫紮特本人是一個孩子，呈現出早慧的特質，而他的音樂作品讓消費者能再度感受這種早慧。但這種早慧是不可以從浪漫主義的立場回過頭去解讀的，雖然很多研究神童時期的莫紮特的學者就是這麼做的。彼得 基維、梅納德 所羅門、格洛麗亞 弗萊厄蒂、彼得 佩希奇等評論家，都傾向於遵奉十九世紀那種”不朽的兒童”或”半神”的莫紮特構建，將莫紮特早年那種對非常傳統的風格的熟稔誤解為一種極其偉大的獨創或是帶有神性的”經驗不足”。如果研讀一下較早的在莫紮特兒童作曲家時期的資料，分析一下他在1760年代剛出名時的一些社會反響之後，我們看到的是一幅不同的畫面。十九世紀，甚至許多二十世紀的評論家都將莫紮特的天賦歸結為缺乏理性但有創造力，而與他同時代的嘗試解釋莫紮特的人則傾向於認為他在非常小的時候就已經不合常理地具備了成熟的理性。
為了找到這個把莫紮特視作會思考、有理性的兒童的觀念的根源，筆者首先重估了”作品14號”在文化上的傳播。跟所有的印刷發行的音樂作品一樣，它們是商品。但作為音樂作品，它們引發了一種持續的、近距離的、可重複的對作曲家的認知，意味著一種與一般流通的圖像、圖書、期刊不同的閱讀概念。作為文本，它們的功能是使作品被接受、被保存、被流傳後世。想像它們的演出這個”行動”則會產生一系列不同的意義，雖然這種感覺並不持久，但會帶來對那個年幼作者的同情感以及對兒童的理性力量的認同感。莫紮特對於啟蒙運動時期兒童研究的重要性，並不在於他是一個反常的特例，而是在於他是一個範例———這一點常常因為莫紮特關聯物總被視作僅僅是傳記性質的證據而被人們忽略。
與洛克和盧梭不同，莫紮特並沒有主動去嘗試改變啟蒙運動時期對兒童理性能力的觀念。他的影響也不是永久性的。然而，他的早慧引發的社會反響，反映在了自上而下的教育學、哲學和政策的理論之中，這些理論直到今天依然構成了關於童年的歷史敘述的主題。本章 接下來要討論的皇家法庭案例中，莫紮特成了一場關於兒童的理性能力的辯論中的”示例?”，這個案例不僅對天才兒童，也對成千上萬”平均水平”的兒童具有真正的重要性。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有必要對他的早期職業生涯進行重估，從歷史的範疇之內，到因他的早慧而引發爭議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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