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與社會生成-從交往、話語到行動的繪製 李敬 9787552044515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即使生活再平穩有序，我們的社會也從未停止變遷。各種各樣的變化持續發生著，尤其在這個媒介技術與人類生活方式深度融合的時代。社會的變遷、媒介技術和人的行動三者之間的複雜關係，共同支撐起一個重要的問題：社會是如何在人的行動中被「生成」的？
由此，我們進一步追問：「人的行動何以可能？」「媒介在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看似宏大抽象的問題在本書中被分解為多個具體的研究問題。本書從交往理論、話語理論和行動者網絡理論三大視角中尋求答案，有意思的是，這些不同的視角之間又彼此交錯。
在對每一個問題抽絲剝繭的過程中，理論進路之間的內在關聯也得以揭示。本書是一場思辨與經驗性共在的學術之旅，也是一次思想與實踐的深度碰撞。

作者簡介
李敬，文學（傳播學）博士，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副研究員，新加坡國立大學傳播與新媒體系訪問學者。研究興趣有媒介社會學、批判性話語研究等。在《社會科學》《國際新聞界》等CSSCI來源期刊發表論文近二十篇（獨作及一作），七篇被《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兩次獲上海新聞論文優秀獎；專著《傳播學遇見福柯：一種新的質詢》獲中國新聞史學會新聞傳播思想史專業委員會「年度最佳著作獎」；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兩項、省部級等其他項目若干。

目錄
緒論 批判視野下的社會「生成」
第一章 哈貝馬斯「公共性」理論在當代中國語境中的考察
第一節 從羅馬法到馬克思：何謂「私人」
第二節 經典公共性理論的核心：對「私人」的保護
第三節 從《民法典》編纂看當代中國社會實踐中的「公」與「私」：「非對抗性」
第四節 中國社會私領域中的數字交往空間：公共空間與公共性
第二章 新媒介能否讓我們遭遇世界：從阿倫特的政治社會理論出發
第一節 對數字媒體時代政治參与研究文獻的回顧
第二節 重返阿倫特：對媒介技術之公共性的新質詢
第三節 阿倫特的侵入式社會理論：公私界限的明確分野
第四節 社會與政治的邊界：網絡交往空間的晦暗與光亮
第三章 話語運動中的中國當代社會觀念變遷
第一節 道德「滑坡」了嗎？
第二節 20世紀80年代的集體主義話語：主體身份與道德定界的總體一致
第三節 20世紀90年代的話語實踐：道德焦慮的生成
第四節 21世紀初新的道德話語的生成：自我身份的澄明
第五節 兼論環保觀念的變遷
第四章 「經驗的」行動者網絡理論是「反批判」的嗎？
第一節 問題的交代
第二節 積極建構的理論：對現實世界的關懷與投身
第三節 ANT是「反批判」的嗎？
第四節 ANT如何對權力發問：作為力與力關係的權力
第五節 理解ANT的權力運動：從「顱相學」的切入
第五章 行動者網絡理論與媒介批判研究的接合：對媒介事件的新考察
第一節 沉默的前奏：失敗的聯結、沒有行動者
第二節 2017—2021年的第二次涌動：有邊界的網絡生成了
第三節 2022年5月開啟的第三次涌動：強大的行動者網絡萌生出網絡熱點事件
第四節 行動者網絡運動結果的逐步生成：網絡事件中介下的存在變遷

精彩書摘
緒論 批判視野下的社會「生成」
在穩定的、沒有戰亂和動蕩的社會生活中，我們感到社會生活是堅固的、平靜的、強大的存在，它「承載」起所有人的活動：為我們提供規範、價值、習慣，也設定秩序、規則和強制，它是外在於個體的「外部實在」，是強大的「社會系統」，個體嵌入社會，社會系統「站在」個體的「對面」，它是如此堅硬的外部世界，個體的行動是那麼渺小，被「規定」與「管制」的「溫順的」個體，是一個穩定社會運行的內部畫面。
這是典型實證主義（positivistic）理論路徑中的社會圖景。社會結構是個體不得不面對，並受到強制規定的堅硬的外部世界。社會事實（social reality）是某種像物質一樣的東西，它規定、強制、塑造出每個個體的行動。這樣的強大、冰冷的社會現實幾乎是永恆的，「穩定的秩序」和「秩序的穩定」是實證主義的旨趣，前者是一個名詞，是理論的目標，後者是一個動詞，是理論的興趣，因此，社會變遷必然是這種視角的盲區，或者說，它即使不在概念上徹底否定社會變遷的可能性，也僅被限定到微不足道的程度，這種理論工具帶來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人的行動以及行動所生成的社會後果會被輕視。行動者要麼被認為具有高度的目的理性，他們會通過彼此的協調保證利益的均衡，由此人類行動的情境並沒有什麼可被發揮的空間，「行動變成一種理性地適應這些環境條件的過程」，人類行動的主觀性被忽視了；要麼行動者乾脆被視作徹底無能力的，外部情境具有強制規範的力量，國家社會結構甚至遺傳機制都是超越行動者的外部強大秩序，它們控制操縱了行動。人類的行動能力和自由意志被理論概念忽視，以此來解釋社會的持存。
這條理論路徑無法涵蓋到人類行動，也就無法有效解釋社會變遷，變遷當然不只是革命運動的結果，它更多的是滲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潛移默化的、「潤物細無聲」的觀念的改變。德國觀念論的理論傳統對之極為重視，但也往往會激進地走向「忽視社會結構」的另一端去，同樣失去對行動的有效解釋力。社會學的奠基人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注意到理論各自存在的問題，進行理論調和，並發展出重要的規範主義功能論，試圖兼顧系統與行動的兩個面向。帕森斯把行動者視作「行動系統」，複雜的動機被解釋為價值影響下的、穩定的、非偶然的、作用於個體與人們之間的行動導向，這是有序的行動，它通過人格內化與制度化的過程，在根本上支撐起「社會系統」。著名的AGIL（adaptation，goal attainment，integration，latency）模型試圖整合行動理論與規範理論，但L（latency）最終還是佔據了理論的中心，行動在根本上是為了系統持存（latency）的功能，行動中衝突的一面被淡化了，衝突的社會後果不在理論視野之中。
規範主義功能論的思想體係為現代社會學打下了紮實的根基，在後續思想家對理論的批評、發展、重新整合中，建造出現代社會學理論的高樓大廈。不過，規範功能論儘管克服了實證主義的一些理論盲區，但理論之光並不能真正照亮人的「行動」，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被當作某種「硬」的東西，去限定、規範人的「行動」，或者人的行動以對規範的認同與接受為前提，有序的行動再度「匯聚」成社會系統。詮釋取向的社會學（interpretative sociology）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出現的重要觀點，其批評規範功能論對行動者施能性的忽視，因為價值與規範並不是什麼抽象的東西，它必須經由人的詮釋與行動才能被坐落下來。其中象徵互動論和常人方法論是很有代表性的兩個理論，互動理論汲取了美國實用主義、現象學的資源，認為行動總是在具體的情境中展開，只有「有問題的」、打破常規的情境才會激發人的行動（不是行為），因此行動者不是「刺激—反應」的對象，而是積極主動的、訴求解決問題的人。尤其在米德（George H Mead）那裡，行動理論清晰地指向了主體間性，行動者不再是個別的、孤獨的行動者，而是處於與他人的關係之中、彼此溝通著的行動者。常人方法學通過故意破壞信任和規則揭示出行動者所置身的生活世界，各種規範、理解在生活世界的內部悄然流淌，人們浸潤于其間，無須去反思和追問它的根據，也不用刻意去明了它的存在。秩序持存並非只來自外部的強行規制，秩序的問題也不是單純在利益衝突的驅使下才被提交出來，它也在生活世界的內部時刻進行著，在人們日常生活的溝通中得以踐行和調整。
「社會」在帕森斯那裡等同於「社會系統」，而在詮釋取向下，社會是「生成中」的。布魯默（Herbet Blumer）指出，互動論「不會把社會視為一個系統，不管這系統是穩定的、活動的，還是平衡或什麼之類。象徵互動論會將社會視作大量的聯合行動事件，許多聯合行動彼此密切地聯繫在一起，許多完全沒有一點聯繫；有些有預兆且重複發生，有些則開啟了新的方向。這一切都是為了滿足參与者的意圖
而不是為了滿足系統的要求」。社會是在流變的、不斷生成的，而非「硬」的、固定的價值所聚合而成的一個整體，人們在互動行動中生成了社會。
互動論等詮釋取向的理論旨趣不在於批判，它未對社會中的權力問題給予重視，但它作為極其重要的思想資源被批判社會學所汲取，與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衝突理論一起構築起批判社會學（critical society）厚重的基石。批判社會學內部有很多分叉，理論家之間有很多不同的觀點和爭執，在本書中我們感興趣的是：行動是怎樣帶來作為「結果」的社會存在的？換句話說，「社會」不論是作為一個前提還是作為一個結果，它怎樣由行動所帶出？這是一個大的理論問題，本書沒有野心與能力在理論的層面予以回答，在我們完成思想史的整理之後，將對「大問題」在兩個維度進行收縮，分別把「媒介技術」與「中國語境」嵌入。
在這個「新媒介網絡」的時代，媒介技術不僅是人們之間聯結溝通的工具，更是一種生活、生存方式，是個體的行動得以展開的基本「情境」、生活世界得以持存的基本要素，媒介技術與行動深深地糾纏，或者說，行動嵌入了技術之中。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從互動理論中發展出的「溝通理性」的概念，在當下的實踐中很難不經由技術的中介。與媒介技術接合之後溝通理性是怎樣的，它能否抵抗來自系統的殖民？這仍然是個「大問題」，在言說「抵抗」之前，我們首先要發問的是，在媒介技術的情境下，我們能否再度進入公共空間？當下的數字空間是否能夠在理論上接合進哈貝馬斯的「公共性」概念之中？
哈貝馬斯汲取了阿倫特（Hannah Arendt）、塞爾（John R Searle）、皮亞傑（Jean Piaget）等重要的思想資源，用「溝通理性」對抗現代性暴力——「工具理性」，他的前輩們對此憂心忡忡，「二戰」強烈衝撞了人類文明的根基，現代社會再度陷入野蠻，理性與權力的勾結是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在批判研究經典之作《啟蒙辯證法》中作出的時代診斷。而哈貝馬斯必須在文明的廢墟上前行與重建，理性的問題是深重的，但不能因此就拋棄理性。要麼以保守主義的姿態遙望「回不去的故鄉」，「鄉愁」是一張「舊船票」；要麼以後現代主義的嘲諷粉碎一切理性，甚至把科學也徹底等同於意識形態。哈貝馬斯提交的解決方案就是訴諸語言的交往理性，來抵抗「工具目的理性」的暴政。哈貝馬斯認為，這是對韋伯（Max Weber）、馬克思、阿多諾、霍克海默等思想家的舊版批判理論理性概念的超越，理性不再是工具理性的一統天下，理性的內部是有分化的，悲觀的鐵籠（iron cage）意象被更具建設性的理性概念替代了，批判理論也可以呈現出反抗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