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進化論翻譯的政治思想-西方與日本路徑的比較研究 宋曉煜 9787552038194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編輯推薦
本書選取了清末進化論翻譯史上的六部代表性譯書，將其與原著進行逐字逐句的對比，通過分析中國譯者的添加、刪除、修改等操作，考察譯者對進化論思想的吸收情況等。在此基礎上，探討進化論傳播的西方路徑和日本路徑。本書的出版有助於我國讀者了解近代中西文化翻譯史、傳播史。

內容簡介
進化論的翻譯史、傳播史是近代翻譯史、近代思想傳播史的一個經典案例，反映了近代歷史性的思想變動。因此，追溯進化論傳播的起點——翻譯，具有較大的意義。本書選取了清末進化論翻譯史上的六部代表性譯著，將其與原著進行逐字逐句的對比，通過分析中國譯者的?、刪、修改等操作，考察譯者的政治立場、進化論思想的接受情況等。在此基礎上，探討進化論傳播的西方路徑和日本路徑，即中國從西方直接引入進化論思想（如英文—中文），中國從日本引入經過日本人重構后的進化論思想（如日文—中文），中國經由日本間接引入西方的進化論思想（如英文—日文—中文）。

作者簡介
宋曉煜，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日本名古屋大學文學博士，日本愛知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研究興趣為近代思想史、中日比較文化、近代翻譯史等。

目錄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與研究目的
第二節 相關研究綜述
第三節 研究框架與方法
第一章 中日兩國進化論翻譯的歷史背景
引言
第一節 「狀況的共有」：近代西學譯介的誕生
第二節 中日社科譯介的互鑒與演變
第三節 進化論思想的翻譯
結語
第二章 《天演論》與《斯賓塞爾勸學篇》的關聯
引言
第一節 同時期連載的《天演論》與《斯賓塞爾勸學篇》
第二節 理想的政治模型
第三節 現實的政治模型
結語
第三章 加藤弘之著作在清末中國的翻譯及傳播
引言
第一節 加藤弘之著作的翻譯盛況及其原因
第二節 政治立場的相異：保皇派與革命派
第三節 楊蔭杭與《物競論》
第四節 楊廷棟與《政教進化論》
結語
第四章 斯賓塞進化論的翻譯與轉譯
引言
第一節 原著《政治制度論》
第二節 日譯本《政體原論》與《政法哲學》
第三節 中譯本《政法哲學》與《原政》
結語
終章
第一節 本書結論
第二節 其他進化論著作的翻譯
第三節 今後的研究課題
附錄一 日本譯中國社會科學書目（1840—1911年）
附錄二 《天演論》中的「聖人」

精彩書摘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戰敗，與日方締結《馬關條約》，將台灣島及其附屬島嶼、澎湖列島等割讓給日本。1900年，清政府利用了高舉「扶清滅洋」大旗的義和團，向外國列強宣戰，其後，八國聯軍佔領北京，翌年，清政府與十一國簽訂《辛丑條約》。在如此嚴酷的國際形勢下，進化論思想傳入中國，引起巨大反響。就連兒童也開始學習進化論，清末的鄉土志里出現了進化論思想的相關內容，民國初期的低年級修身教科書里也引入了「競爭」這一具有進化論意味的概念。
「所有活著的有機體」 （all living organisms） 經由「變化」（alteration）和「多樣化」（diversification），從簡單向複雜進化，進化論（theory of evolution）就是以這種認知為基礎的學問。關於進化的簡單思考早在公元前就已存在。19世紀，法國博物學家拉馬克（Jean Baptiste de Monet Lamarck）主張「用進廢退」，其後，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於1859年出版《物種起源》，闡釋「自然選擇」等概念，以此為時間節點，進化論作為自然科學的學說得以正式確立。此後歷時數十年，該學說傳入位於東亞的日本和中國。
日本系統地引入進化論思想是在1877年。彼時，美國動物學家莫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在東京大學進行演講和授課，介紹進化論思想。其後，伊澤修二譯《生種原始論》（1879年）、神津專三郎譯《人祖論》（1881年）等生物進化論相關著作的日譯本相繼問世。1882年，加藤弘之出版《人權新說》，主張用進化論來解釋社會，以進化論為武器批判天賦人權論。以此為契機，日本社會變得更加重視社會進化論而非生物進化論。
儘管近代日本與中國在進化論的翻譯史、傳播史上存在諸多共通之處，但是兩國進化論思想的傳播形式和路徑頗為不同。進化論最初是以演講的形式正式傳入日本，並且在此之前，諸如文明開化、天賦人權論等近代歐洲思想已系統傳入日本。而在中國，「進化論是第一個被系統介紹到中國的近代歐洲思想」，最初是以譯著的形式傳入。嚴復的譯本《天演論》（1897年末開始連載）沒有忠實翻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的原著《進化與倫理》（Evolution and Ethics， 1894年），並且，從嚴復的按語及其在譯文的增刪加工中可以讀取到嚴復自己的政治思想、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等內容。換言之，與日本不同，進化論在中國的傳播始於翻譯，且從一開始就被寄予厚望，被期待其在社會層面的靈活運用。
再者，兩國進化論思想的傳播存在「時間差」。日本是從西方直接引入進化論，中國則不僅僅採取一條路徑。任達（Douglas R Reynolds） 指出，1898—1907年是中日關係的「黃金十年」（a golden decade）。在此背景下，中國除了從西方直接引入進化論以外，還經由日本間接引入日本人的進化論譯書和著作。例如，斯賓塞的不少著作先被譯成日語，然後，日譯版又被轉譯成中文。加藤弘之、有賀長雄、岸本能武太等日本學者的社會進化論代表性著作也被相繼翻譯成中文。例如，有賀長雄著、譯者佚名的《族制進化論》（1902年）；有賀長雄著、麥鼎華譯《人群進化論》（1903年版、1933年版）；岸本能武太著、章炳麟譯《社會學》（1902年）。其中，加藤弘之的著作被翻譯得最多，從1899年到1903年共計出現9部中譯本，尤以楊蔭杭的譯本《物競論》廣為人知。與此相比，那些主張進化論的日本動物學家們的著作在清末沒有得到多少關注。中華民國成立以後，生物進化論相關著作的中譯本有所增多，諸如石川千代松、丘淺次郎等日本動物學家的著作被陸續翻譯。如此看來，清末進化論的傳播可謂是以社會進化論為主。
進化論的翻譯史、傳播史是近代翻譯史、近代思想傳播史中的典型案例，反映了近代的歷史性思想變動。當進化論經由日本路徑這一「捷徑」傳入中國時，中國人接收的未必是原汁原味的西方思想。舉例而言，進化論與人種論往往被聯繫在一起敘說，當進化論從大英帝國這個「白人」國家傳入日本這個逐步實現近代化的「黃種人」國家時，日本的知識分子需要對此做出回應與改寫。中國雖與日本同為「黃種人」國家，卻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中國的知識分子翻譯日本人的進化論譯書和著作時，又會進行相應的改寫。筆者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設定了本書的主題，試圖具體分析該時期的進化論譯書。

前言/序言
黃克武指出，「從1895年到1930年代的40餘年之間，中國可謂是以《天演論》所主導的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時代』」。進化論，特別是社會進化論，作為最早被系統傳入近代中國的西方思想，在清朝末年聲勢浩大地湧入中國社會，直到民國時代依然長期保持著影響力。故而研究「翻譯」這個進化論傳播的起點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因此，本書聚焦清朝末年進化論思想的翻譯，重點考察經由西方與日本的進化論傳播路徑。各章要點如下。
第一章考察了中日兩國進化論翻譯的歷史背景。中國的進化論翻譯史和傳播史是中國的近代社會科學翻譯史乃至近代翻譯史的一環，與日本的翻譯史密切相關。綜觀兩國近代翻譯史，二者都是在西方的威壓下開國；都受到西方的強烈影響；在翻譯領域上呈現出相似的推移順序；並且都沒形成統一的翻譯規範；存在「文言譯—口語譯」的對立；都對社會各方面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其中，關於社會科學翻譯史，兩國都將焦點集中在法學、政治學領域，在吸收西方文化、引入譯詞等方面存在相互影響的關係。以此為背景，正是在中國進化論翻譯史系統展開的幾乎同一時期，中國開始經由日本引入西方思想，於是，中國的進化論翻譯史不僅與日本的進化論翻譯史存在諸多共同點，而且中國受到了日本的巨大影響。也就是說，除了直接翻譯日本人的進化論相關著作以外，還出現了另一條翻譯路徑，即，轉譯日文譯本，經由日本渠道間接引入西方的進化論思想。
第二章聚焦率先系統引入進化論思想的嚴復，他是從西方直接引入進化論思想的代表性人物。嚴復在同一時期連載了兩部譯作，分別為《天演論》與《斯賓塞爾勸學篇》。本章通過對比《天演論》與赫胥黎的原著《進化與倫理》，《斯賓塞爾勸學篇》與斯賓塞的原著《社會學研究》，指出兩部譯作存在著嚴復自己的相似的政治思想，並且潛藏著相當大的矛盾。嚴復受到斯賓塞社會有機體論、社會進化論的啟發，變得重視「民種」素質的提高。他羡慕英國人的自治能力和近代意義上的愛國心，在譯文中模糊了英國的相關負面信息，從中可以管窺到他對英國的憧憬。另一方面，他強調了由封建國家統治者主導的「民種」素質的提高，並且要求喚起民眾的忠誠。原因在於，英國式的近代化需要漫長的歲月及沉澱，而中國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等待。理想是理想，現實是現實。於是，他在譯文中暗示兩個階段的發展觀，試圖將彼得一世主導的俄國作為第一階段的政治模型，將英國作為第二階段的模仿對象。
第三章分析了加藤弘之的著作為何被廣泛翻譯成中文，又是怎樣被譯者加工的。加藤弘之是日本進化論思想的代表性學者，其著作的中譯本共有9部，約有一半與保皇派的梁啟超相關，另一半與革命派的戢翼?相關。本章主要關注革命派的翻譯活動。中國早期留日學生楊蔭杭與楊廷棟同在戢翼?主持的譯書彙編社擔任譯者，也都曾在戢翼?創辦的《國民報》擔任主筆。通過對比加藤弘之的原著《強者之權利之競爭》與楊蔭杭的譯本《物競論》，發現楊蔭杭在譯文中發出了與加藤不同的政治信息。概括而言，楊蔭杭認為人種的優劣是可以發生變動的，弱者具有變為強者的可能性，他在譯文中穿插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包括對立憲君主制等專制制度的反感，以及對民主主義的高度評價。接著，本章還比較分析了加藤弘之的原著《道德法律之進步》與楊廷棟的譯本《政教進化論》，指出楊廷棟為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故意扭曲加藤弘之的主張。在楊廷棟的「加工」下，加藤弘之成為催促弱者奮進、反對忠君思想的人物。
第四章主要關注在日本掀起熱潮的斯賓塞著作是如何被翻譯成日語，又是如何被轉譯成中文的。本章選取了一個經典案例，考察了以斯賓塞原著《政治制度論》為底本的兩個日譯本——《政體原論》（大石正巳譯）與《政法哲學》（濱野定四郎、渡邊治譯），以及以日譯本《政法哲學》為底本的中譯本——《政法哲學》（譯者佚名）與《原政》（楊廷棟譯）。大石正巳為了尋找有利於支撐自由民權運動的理論，翻譯了斯賓塞的著作；濱野定四郎和渡邊治也對斯賓塞的政治理論頗感興趣。並且，大石正巳的譯作並非全譯本，沒有受到太大的關注；全譯本的《政法哲學》則通過內容、譯筆、營銷等挑起了日本讀者的興趣，很快出版到第三版，同時引起了中國譯者的關注。中譯本《政法哲學》和《原政》的譯者在翻譯該書之前早已閱讀了《天演論》，然而前者沒有表現出對和制漢語的抵觸，後者則常常活用嚴復的譯詞。不僅如此，前者表達了對清末新政的期待，後者則試圖在譯文中傳達譯者自身的革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