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典籍簡史 李堅 9787507755282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中國古代典籍簡史》來源於一個古代典籍史的展覽，全書的結構和內容，大致與展覽一致，形式上相應地做了一些變動。內容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古代書籍的製作，包括書寫材料、紙張、印刷、裝幀等。二是簡要介紹歷代經典著作及其流傳、影響和版本發展源流。三是書事要錄、雜錄，雜敘與書有關之事，如書籍的商業流通、收藏、目錄、保護以及書籍相關的人和事。
與展覽內容相比，《中國古代典籍簡史》增添一些近年書籍史研究中的新觀點、新動向，並且加進一些自己的認識和看法。如古籍裝幀中的旋風裝問題，主要有傳統的經折式和類似龍鱗裝式兩種說法，現今通行后一種說法。但近年程有慶撰《古書旋風裝形制贅言》力辯旋風裝就是傳統經折裝的舊說正確，文中例舉了新的材料，論述有據，已獲得眾多行家的認同，《中國古代典籍簡史》介紹這個新觀點。再如，書籍史研究中不斷有新資料發現，如近年來出現的五代後唐天成二年（927）刻本《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證明當時中國的雕版印刷術已非常成熟，書中對此也專門做了介紹。
活字印刷術是古代書史研究中的一項重大課題，國內一些學者投入很大精力，與韓國學者爭論誰很早使用銅活字印書的問題。但發明活字印刷術和採用什麼材料製作活字印刷書籍，從科學的技術含量以及對促進社會發展的貢獻上說，兩者可謂天壤之別，完全沒有可比性。《中國古代典籍簡史》對此也談了自己的一點兒粗淺看法。
《中國古代典籍簡史》還簡略介紹了少數民族文字古籍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概況，以展現中華民族古代典籍的全貌。為體現典籍在歷代的流傳和影響，《中國古代典籍簡史》配以大量精美的古籍書影，展示這些珍貴典籍的歷史舊貌。
全書根據時間先後分為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西夏金元、明、清幾個部分。鑒於先秦兩漢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奠基時期，先秦兩漢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源頭，後世諸多典籍和文化現象都需要追溯到這一時期，故在這個階段花費的筆墨較多，以期更清晰地梳理歷史長河中的中華典籍發展脈絡。

作者簡介
李堅，女，1969年9月生。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長期從事善本古籍採訪、編目、典藏工作，現為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副研究館員，善本組組長。主要研究方向是版本目錄學、中國古代典籍史等，發表論文多篇，出版專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善本方誌書志》等。

目錄
第一章 書籍產生的前夜
第一節 漢字的產生
第二節 書籍產生前後文字的載體
第三節 書籍的產生
第二章 早期的書籍
第一節 出土簡牘帛書概述
第二節 簡牘帛書籍的形制
第三節 簡帛書籍的書寫
第四節 簡帛書籍的內容
第五節 簡帛書籍的製作與傳播
第三章 造紙術的發明與先秦兩漢經典著作
第一節 造紙術
第二節 先秦兩漢書事要錄
第三節 先秦兩漢經典著作
第四章 紙質書籍的普及與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經典著作
第一節 紙質書籍的確立
第二節 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經典著作
第三節 中古時代的典籍寶庫——敦煌遺書
第五章 印刷術的應用與宋遼西夏金元經典著作
第一節 雕版印刷術
第二節 宋代刻書
第三節 遼、西夏、金、蒙古刻書
第四節 元代刻書
第五節 活字印刷術的發明
第六節 宋元經典著作
第六章 印刷術的繁榮與明代典籍
第一節 明代出版業的繁榮
第二節 活字印刷術的發揚
第三節 套印與彩色套印
第四節 空前繁榮的版畫插圖
第五節 明代經典著作
第六節 常見典籍舉要
第七章 傳統印刷術的餘暉與清代經典著作
第八章 歷代書事採擷
出土簡帛書籍一覽表
中國古代典籍大事記
圖版目錄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書籍是促進人類發展的重要文化載體。中國古代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記載了一個統一多民族的國家從遠古到近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學的發展歷程。因此，書籍的歷史，就是一部文明的發展史。書籍又稱圖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對「圖書」是這樣解釋的：用文字、圖畫或其他符號，在紙張等載體上記錄各種知識、思想和技藝，並且制裝成卷冊的出版物。又稱「書籍」。傳播知識和思想、積累人類文化的重要工具。簡單說來，書籍（圖書）是書寫或印刷在便於人們閱讀的材料上的著作。作為閱讀物，它的內容要有意義，有一定的量，需要經過作者的編創，具有記錄史實、傳播知識、介紹經驗、闡述思想、宣傳主2中國古代典籍簡史張的作用及目的。但是我們時常遇到的問題是，一張寫滿文字的紙，或是一個只寫（印）有少量符號（記號）、數字、文字的本，還有那些寫在崖壁，繪在洞窟、牆壁上的詩或圖畫，算不算書籍呢？往往存在著不同回答。因此，什麼是書籍，歷史上的書籍是怎樣發展變化的，正是本書所要講述並和大家一起探討的。中國是一個具有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僅現存古代書籍的品種，約達20 萬。一般地，中國古代書籍簡稱古籍，指的是書寫、印製於1912 年（中華民國元年）以前的書籍（另一種常見觀點認為，古籍是指書寫、印製於1912 年以前又具有中國古典裝幀形式的書籍）。這些書籍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非常值得人們關注與研究。國內學者主要從書籍製作、出版史角度與文獻整理和文獻史角度兩個方面研究「書籍史」。書籍製作的出版史主要是對中國歷代書籍的材質、製作、裝幀、整理、分類、編目、收藏、散佚等進行探索和研究；文獻整理和文獻史則注重對古籍的編撰及其內容流傳、存佚情況加以挖掘和研究。有關書籍製作的出版史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劉國鈞著，鄭如斯訂補《中國書史簡編》，錢存訓《書于竹帛》，張秀民《中國印刷史》，李致忠《簡明中國古代書籍史》，肖東發、周少川、李致忠、朱賽虹等《中國出版通史》等；文獻整理和文獻史方面的著作以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簡編》、曹之《中國古籍編撰史》等為代表。20 世紀50 年代以後，西方史學家興起了書籍史研究的熱潮，歐洲史的研究者們出版了數以百計的書籍史研究論文。法國的費夫賀（Lucien Febvre，1878—1956） 和馬爾坦（Henrhyphen Jean前 言3Martin，1924—2007） 撰寫的《印刷書的誕生》（L'Apparition duliver， 1958）、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Etudes）第六部一個團隊編撰的《18 世紀法國的書籍與社會》（Livreet societe dans la France du XVIII e siecle，Paris TheHague，1965&1970）即是這方面的代表。尤其是1958 年出版的《印刷書的誕生》，已被公認為書籍史研究領域的經典之作。該書首先提出「書籍史」這一概念，比較全面地分析了歐洲書籍的生產、印刷、排版、裝幀、成本、運作、地理分佈、書籍制度、發行、消費、社會影響以及相關的經濟情況。既有對書籍技術層面的考察，又從社會的角度來討論書籍與人、與社會的關係，打破了傳統書籍史側重於書籍技術層面和物質層面研究的狀況，初步確立了年鑒學派書籍史研究的新典範。1982 年，美國學者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在《何為書籍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載於Daedalus 雜誌，第111 卷，1982 年，第65—83 頁）中認為，書籍史關注的焦點，應是以書籍為中心的交流圈，即材料的生產過程（包括基本原材料的採集、生產工藝的改進、印刷工人的雇傭），知識的生產（文本的寫作、編輯、校勘以及彙編），市場與銷售，生產與銷售環節的控制與管理（由政府制定法規、審查制度、或通過出版協會），購買與消費（包括私人與公共的閱讀、收藏與展覽），接受（表現在書評、銷售、對其他作品的影響等）以及分類與保存。總而言之，書籍史的研究對象，不再是書籍本身，還包括書籍的生產、發行和接受，以及對社會、政府、經濟和文化造成的影響。4中國古代典籍簡史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西方史家（漢學家）開始運用西方「書籍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來研究中國書籍史。美國學者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體現了新書籍史採用社會學方法進行分析的特點，他在討論書籍與社會不同階層間的關係時，將刻工胡貿、皮匠錢進仁與文人之間的身份認同問題刻畫得極為生動。通過書籍的製作、流通與使用，凸顯了文人、市場、國家之間不斷變動的關係。美國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分析了四堡刻書之風的形成、銷售渠道與刊刻種類。對以往較少研究的四堡刻書進行了深入研究，是書籍社會史研究的體現。她與另一位美國學者周啟榮（Kai-wing Chow）共同主編了論文集《中華帝國晚期的印刷與書籍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收入的文章從不同角度討論了晚明至清城鄉書籍出版、市場、閱讀群體等多方面主題。周啟榮《近代早期中國的出版、文化與權利》（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China）將經濟史方法用於明清書籍史的研究，此書以明代書籍製作成本為切入點進行分析，將印刷與士人文化、科舉制度、商業化聯繫在一起。指出雕版印刷在16—17 世紀中國技術不斷成熟，科舉考試需求促進了書籍出版的商業化，帶動相關造紙、制墨、刻版、裝幀、流通等系列行業的發展。書價低廉使得更多的人從事書籍出版業，也改變了士、商之間的關係，從而認為雕版印刷術在中國對於社會變革上的意義堪比歐洲的活字印前 言5刷術。在分析書籍作為物質實體本身對閱讀的影響時，其他學者如畢嘉珍（Maggie Bickford）、濮安（Anne Burkus-Chasson）， 梅爾清（Tobie eyer-Fong）等也對中國古代書籍史做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日本學者對中國書籍史研究的代表著作有井上進所著『中國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知?風景』，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2 ；大木康著『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研文出版，2004 ；大木康著『中國明末?????革命: 庶民?本???』，刀水書房，2009。在西方書籍史研究方法的影響下，國內學者也開拓新的研究思路，如大陸張仲民著《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台灣潘光哲著《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至一八九八》和李仁淵著《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分子: 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等專著，以及張仲民撰《從書籍史到閱讀史——關於晚清書籍史 閱讀史研究的若干思考》等論文，以新的角度研究中國書籍的歷史，做出有益的探索。這些研究以廣闊的視野全景式展現中國古代書籍的生產、發行、閱讀、流傳，關注書籍編纂、傳播、使用，重點關注書籍生產背後的文化信息、書籍的文化意義和書籍背後的社會史的研究。常常與書籍並提的一個詞是「典籍」。 「典籍」一詞最早出於《孟子》，《孟子·告子下》曰：「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東漢趙岐注：「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可見先秦時期典籍的概念還泛指文獻，未必指書冊典籍。漢代以後，典籍的概念便是泛指典冊書籍、載籍，如《尚書》「偽孔傳」謂「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後漢書·崔寔傳》謂「少沈靜，好典籍」。6中國古代典籍簡史根據詞典的一般性解釋，「典籍」主要有兩種含義，一個是泛指古今的書籍，另一個是指重要而有影響的書籍，故與「書籍」相較而言，「典籍」更著重於強調書籍的文本內容。考察國內研究書籍史的著作，大多介紹古代書籍所使用的材料及其如何製作的工業史，不太涉及書的內容，不免有些缺憾，讀來也略顯單調枯燥。在中國古代的各個歷史階段，都產生出一批傑出的代表性著作，這些經典著作反映了當時文化、經濟各方面的最高成就，具有典範性、權威性，經久不衰，它們式中華傳統文化的靈魂和核心，對中華民族文明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本書試圖在探討書籍發展歷史的同時，重點介紹歷代經典著作的成書及其流傳情況，以及對後世的影響，並簡單勾勒其版本發展源流，以強調書籍的文化內涵，凸顯其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故名「典籍史」。至於取名《中國古代典籍簡史》，就是追求內容精要簡明，少些詳細論證。本書的內容包括一般書史內容與歷代經典著作介紹，為行文方便，一般性敘述或涉及客觀書（書籍的物理形態）時稱「書籍」；強調書的內容或指一些重要書籍時，則稱為「典籍」。本書來源於一個古代典籍史的展覽，全書的結構和內容，大致與展覽一致，形式上相應地做了一些變動。內容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古代書籍的製作，包括書寫材料、紙張、印刷、裝幀等。二是簡要介紹歷代經典著作及其流傳、影響和版本發展源流。三是書事要錄、雜錄，雜敘與書有關之事，如書籍的商業流通、收藏、目錄、保護以及書籍相關的人和事。與展覽內容相比，本書增添一些近年書籍史研究中的新觀點、新動向，並且加進一些自己的認識和看法。如古籍裝幀中的旋風裝問題，前 言7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