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六分儀-中國歷史中的全球潮流 衛周安 9787214284570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編輯推薦
史景遷弟子、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衛周安「大家小書」。
打破長期以來關於中國文明一成不變、與世界隔絕的刻板印象，還原更開放、創新的古代中國形象

內容簡介
六分儀，又叫紀限儀，主要用來測定60°以內任意兩顆天體的角距離和日、月的角直徑。康熙十二年（1673），時任欽天監監正、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根據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設計，結合中國傳統造型藝術鑄造，陳設於京城觀象台。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它連同其他4件天文儀器被德軍劫至柏林。直到一戰結束，《凡爾賽和約》簽訂后，戰敗的德國將其歸還中國。這些天文儀器，承載的不僅是西學東漸的中西交流史，也反映了近代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浮沉。
本書用通俗的方式介紹了絲綢之路形成以來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交往的歷史。歷史學家衛周安以有力的證據，打破了西方長期以來關於中國文明一成不變、與世界隔絕的刻板印象，向讀者展示了一個開放、創新的中國。她認為，早在歐洲人來到東亞之前，中國就已經融入了一個複雜的國際交流網路。縱觀歷史，在貿易、宗教、知識和技術等方面，只要交往規則不是外部強加的，中國都積極地與世界互動。中國的許多歷史經驗是本土與外來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貫穿中國歷史的全球潮流，仍將奔騰不息。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衛周安（Joanna Waley-Cohen），現任上海紐約大學教務長、歷史學聯聘教授，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學Julius Silver講席教授。劍橋大學中國研究學學士（1974年）、碩士（1977年），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1987年），師從史景遷等著名學者。自1992年起在紐約大學教授與中國歷史有關的課程。研究領域包括近代早期中國歷史、中國與西方及中國以乾隆時期為代表的文化等。她曾獲多項學術榮譽與獎項，包括美國學術團體協會檔案與博士後學者獎、紐約大學戈達德與總統學者獎、耶魯大學奧林軍事與戰略史學者獎等。主要著作包括《清代戰爭文化》（I B Tauris 2006年版）、《北京的六分儀：中國歷史中的全球潮流》（W W Norton 1999年版）及《清朝中葉的流放：發配新疆，1758—1820》（耶魯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等。她目前的學術研究課題包括中國的帝國歷史回望、19世紀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中國近現代飲食文化史。

譯者簡介
王敬雅，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博士，故宮博物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為清代政治史、宮廷史，著有《繪畫中的乾隆宮廷》，譯有《補子》《中國女性史》。並於《清史研究》《史學月刊》《故宮博物院院刊》《歷史檔案》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張歌，河北人。2011年入中國人民大學攻讀世界中古史方向博士研究生，2014年畢業，獲世界史博士學位，同年入山西大學，就職于歷史文化學院歷史繫世界史教研室，中國非洲史學會會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西北非、西非中古近代早期史，具體內容涉及西非地區中古晚期至近代早期的政治制度變遷與伊斯蘭化，近代早期西北非、西非宗教社會改革運動，近代早期西方人在西北非的商業、殖民活動。

精彩書評
衛周安在這本書中想要說明，中國的許多歷史經驗都是本土發展和外國影響複雜的相互作用的產物。從中國與其他文明的早期接觸開始，本書展現了中國如何積極而熱情地與外部世界交往，允許、尋求外國商品和思想的流通——這與西方經常宣揚的中國懼外的觀點相反。
——美國霍夫斯特拉大學商學院教授 戴維•弗林（David Flynn）
衛周安的《北京的六分儀》強有力地重新審視了傳統上把中國定性為孤立主義和排外主義的觀點本書顯然為「希望從歷史的角度更多地了解中國與世界交往的普通讀者」提供了一個新的認知方式。
——上海紐約大學教授 戴維龍（David Atwill）

目錄
引 言 1
第一章 16世紀前中國的世界主義 9
理想化的中國世界觀 11
早期帝制時代（前206—581） 14
早期佛教 16
唐代的多元文化氛圍（681—907） 19
唐代的貿易和國際交流 24
唐代的思想交流 27
外交 29
外來的宗教 31
宋朝的商業發展和海上擴張（960—1276） 35
元代（1276—1368） 40
明代（1368—1644） 45
歐洲人的到來和白銀貿易的影響 49
第二章 16到18世紀的中國和天主教 53
晚明中國 55
清朝的入主與明遺民 58
天主教來華早期的傳教工作 61
耶穌會士的策略 63
天主教、宗教信仰和「迷信」 80
違反律法 85
天主教在中國影響力的下降 87
天主教和佛教之比較 89
第三章 18世紀的外國商品及異國知識 93
盛清的戰爭與外交 94
貿易 98
馬戛爾尼使團 104
中國與歐洲的藝術和科技 107
天文學和數學 109
地圖繪製學 115
藝術和建築 117
火炮 120
海外華人 125
刻板印象的起源 128
第四章 乾坤扭轉，1796—1860 133
19世紀早期的中國 136
外國人在中國 140
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 145
中國人的動員 152
1842年的《南京條約》 156
上海的崛起 162
中國海外移民 165
太平天國運動 167
俄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1856—1860 171
第五章 劍與盾，1860—1914 175
衰落以及瓦解 177
外國勢力在中國的存在 179
新型外交 184
基督宗教傳教士 190
軍事改革 193
工業化 199
義和團 202
教育的變化 203
海外留學 210
鴉片與纏足 213
早期反抗外國人的民眾行動 216
第六章 克服思維習慣，1914—1949 220
從帝制到共和 222
中國與凡爾賽 229
新文化、新政治 231
勤工儉學 234
國民黨、共產黨與蘇聯 238
國民黨政權與法西斯的曖昧關係（1927—1937） 244
鄉村建設運動 247
國民黨、共產黨與日本 248
二戰期間中國與西方盟國 254
戰時文化 256
戰後局勢 258
外國對華控制的終結 260
結 論 264
參考文獻 267

前言/序言
引 言
在19世紀的最初十年，中國一直被東南沿海海域的海盜團伙困擾。在高峰時期，這一人數達到五萬之眾，他們有兩千條舢板，這些舢板被組織成兩支艦隊，以越南境內的江平鎮的口岸為基地。他們的大?行為頗具傳奇色彩。1805年，他們封鎖了葡萄牙人佔領的飛地澳門數周，在幾天中斷絕了處於恐懼中的當地人的飲食。三年後，他們劫持了三艘暹羅運送貢品的大船並驅使五艘美國船隻在澳門火炮防禦範圍內避難。這一事件的高潮是，他們劫持了來訪的葡萄牙殖民地東帝汶島的雙桅帆船，為了加大羞辱所帶來的傷害，海盜們可恥地將該船拖曳過澳門城，並將船旗拖在船尾的水中。
解決海盜問題既符合中國清朝滿洲統治者的利益，也符合外國各種貿易上的利益，這些外國人作為商人更容易受到海盜的攻擊。清廷堅持認為，只有他們有權巡查中國海岸線，但是他們無力肅清海上航道。所以，與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許多尋求外國作戰力量和軍事技術的前朝一樣，在這一地區，清廷在葡萄牙和英國艦船的幫助下募集武裝。但是，他們偶爾的聯合出征並不太成功，還會引發相互指責。歐洲人指責中國方面與海盜勾結，中國人則抱怨歐洲人吃水深的船舶無法在淺海海域航行，因此常常讓海盜溜走。
這些海盜——漁民、小販、樵夫、店主、米販子、水手以及其他來自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人，他們和清政府一樣希望利用外國人和他們的技術。例如，海盜頭子張寶的船自從從一艘發射24磅（約10 89千克）炮彈的英國船隻側舷逃出后，據說敬畏地檢查了炮彈的大小。僅僅幾個月後，使張寶驕傲的是，他自己的船也裝上了這樣的火炮。海盜經常會放過他們所抓捕的外國人的性命，從而跟他們學習專業的炮術和醫藥學知識，或者僅僅從他們那裡學習讀寫外文的能力。
這些事實表現出兩個特點：第一，顯而易見，在19世紀末，中國人參與到更廣泛世界交往中已經是常態。第二，由此推論，不論是官員們還是普通民眾，很少有中國人在意他們所需要的技術和工藝是否源自國外。換句話說，那些被歸結為中國人通常都具有的傳統的孤立主義思想、敵視創新以及恐懼外國人的特徵，在他們自己對事物的評估中並沒有什麼影響。
然而不幸的是，甚至早在18世紀，這種誤解很快成了大多數抵達中國海岸的歐洲人的習慣認知。無論這些觀察者看到了什麼，他們對於中國和中國文明的觀念更多地受到了自身偏見的影響。這些偏見主要受形成它們的環境如啟蒙運動、工業化等的影響，此外，也受到由美法兩國革命所證明的政治自由的新激情的影響。這些外國人的判斷至今仍深刻地影響著我們對中國的理解。
中國對這些觀念的形成也負有責任。首先，宣傳和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中國方面高傲的公共宣傳表達使很多觀察者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認為自己的文化遠遠優於其他競爭者。但是實際情況是，這種措辭隱藏了相當大的靈活性和思想開放性。當我們審視中國的行動而非言辭時，顯然，中國從很早的時代起，就沒有比其他大多數社會表現出更文化沙文主義。
積習難改。很多我們自以為對中國的了解，現在看來不過是一套刻板印象。然而，將這種「認識」提升到必然層面，影響卻非常深遠。因此，那些見多識廣的人顯然從常識上（但不準確地）仍然認為，中國多元而充滿活力的廣袤地區是一個整體，且與世界其他地區永遠隔絕。這些誤解主要反映了西方殖民列強的觀點，甚至成了中國人自我認知的一部分。因為西方非常成功地削弱了中國人的民族認同感和自信心，這使得許多中國人承認了西方對中國的精確描述，特別是在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關係問題上。
本書來源於這樣一種信念：我們必須消除一些長期以來受重視的神話，比如西方國家「開放」了一個直到他們到來時「封閉」的中國。首先，我們認為，自古以來，中國、中國的君主、中國的政府和中國整個社會範圍內的民眾，一直積極熱心地與外部世界接觸，他們允許、鼓勵並主動尋求外國貨物和思想的流播。但是與此同時，當權者始終不願意讓任何一種外國的思想自由發展，因為一部分民眾的頭腦中，外國的意識形態可能會戰勝中國的價值觀和傳統，而統治者擔心會失去對這些人的政治和道德控制。
因此，這本書主要是關於中國是如何衡量世界的。同時介紹了過去幾個世紀中進出中國的種種商品和思想。然而，讀者也不要誤認為本書關注外國的影響是為了說明中國的一切發展，特別是現代的發展，都是受外部驅動的。恰恰相反，本書的論點是：中國的許多歷史經驗是一種複雜的相互作用，其中一方面是本土發展，另一方面是外國舶來品和各種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