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義德精讀本-1966-2006 (美)愛德華.W.薩義德 9787020181247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編輯推薦
作為二戰後最為知名的美國公共知識分子，愛德華·薩義德常與諾姆·喬姆斯基、漢娜·阿倫特、蘇珊·桑塔格並稱，而唯獨他靠教授文學為生，並從比較文學的專業出發，發起對西方殖民主義遺毒和帝國主義文化的清算。

內容簡介
《薩義德精讀本（1966-2006）》由穆斯塔法·巴尤米、安德魯·魯賓編選，涵蓋薩義德四十年治學生涯，從愛德華·薩義德二十余部著作（包括遺著）摘選關鍵篇目，既重溫《東方學》《文化與帝國主義》中的精彩論述，又提示讀者關注薩義德身為康拉德研究專家、古典音樂評論家、社會活動家等多重面向。無論是分析猶太復國主義還是巴勒斯坦問題、簡·奧斯汀還是葉芝、知識分子的擔當還是解讀「流亡之樂」，處處體現著薩義德明晰而有力的思考。
本書由瑪利安姆·C 薩義德女士撰寫序言，穆斯塔法·巴尤米、安德魯·魯賓兩位編者撰寫導讀。

作者簡介
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 1935-2003）
文學評論家、思想家、社會活動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語與比較文學系教授。所著《東方學》開啟后殖民研究，另有《康拉德與自傳的虛構》《巴勒斯坦問題》《音樂的闡釋》《知識分子論》《文化與帝國主義》《弗洛伊德與非歐洲人》《從奧斯陸到伊拉克及路線圖》《論晚期風格》等二十余部著作。
穆斯塔法·巴尤米（Moustafa Bayoumi）
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英語教授，在哥倫比亞大學英語和比較文學系獲得博士學位。所著《成為問題的感覺如何：在美國的年輕阿拉伯人》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和阿拉伯裔美國人非虛構類圖書獎，文章見於《衛報》《國家》《倫敦書評》等報刊。
安德魯·魯賓（Andrew Rubin）
在哥倫比亞大學英語與比較文學系獲得博士學位，2002年至2014年任美國喬治城大學助理教授，目前在得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做訪問研究。著有《帝國權威的檔案：帝國、文化與冷戰》，編有《阿多諾新論》（與奈吉爾·C 吉布森合編）。

目錄
序? 言? 瑪利安姆·C 薩義德? i
引? 言? 穆斯塔法·貝尤米和安德魯·魯賓? i
第一部分? 開 端
1 個性的主張（1966） 3
2 巴勒斯坦人的經歷（1968—1969） 15
3 敘事小說中的干擾和權威（1971） 44
第二部分?《東方學》及其後
4 東方學（1978） 73
5 從其受害者立場看猶太復國主義（1979） 132
6 作為新聞的伊斯蘭（1980） 199
7 旅行的理論（1982） 229
8 世俗批評（1983） 255
9 敘述的許可（1984） 284
10 內部（1986） 313
11 葉芝與去殖民化（1988） 342
12 作為極致場合的表演（1989） 370
13 簡·奧斯汀和帝國（1990） 403
14 知識分子的流亡：放逐者與邊緣人（1993） 428
15 中東「和平進程」：誤導的意象和殘酷的現實（1995） 443
第三部分? 晚期風格
16 論註定失敗的事業（1997） 465
17 關於撰寫回憶錄（1999） 497
18 定義的衝突（2000） 516
19 作為知識分子的演技大師（2000） 541
20 巴倫博伊姆和瓦格納禁忌（2002） 559
21 弗洛伊德和非歐洲人（2003） 569
22 尊嚴與團結（2003） 598
23 回歸歷史語言學（2004） 610
24 適時與晚期（2006） 636
註釋? 658
附錄? 683

前言/序言
序 言
對於使人類歷史變得醜陋的那些殘暴行徑和不義之舉，人文主義是我們唯一的——我甚至斗膽說——最後的抵抗。
——愛德華·薩義德，《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
在翻閱這本新版文選的內容時，我與愛德華·薩義德共同生活了近三十五個春秋的往事歷歷在目。即時映入眼帘的，是他問我有沒有讀過約瑟夫·康拉德《黑暗之心》 的場景。彼時愛德華和我相識未久，我說康拉德的書我只讀了《吉姆爺》，他便堅持要我讀一讀康拉德的那部傑作。我後來的確讀了，是我懷上了我們第一個兒子瓦迪時讀的。當時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註冊了愛德華講授的「現代英國文學」 的本科課程。其他學生不知我有身孕，也不知我是愛德華的妻子。但那個學期行將結束時，我們第一個兒子瓦迪出生了。有愛德華的無限精力和無盡知識作為養分，我們這個年輕的家庭散發著某種獨特的智識的生機。我的幸運自不待言： 在我周圍，思想觀念和討論交流觸手可及，學術同人成為家庭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
我還記得婚後數月，愛德華就接到了某出版社的一份撰書合約。我本以為寫作內容與他推崇備至的英國諷刺作家喬納森·斯威夫特有關。可是出乎我意料，愛德華選擇了另一完全不同的主題。此書題為《開端： 意圖與方法》，是在我們的女兒娜吉拉出生幾天後付梓的，愛德華因此將書獻給了他的三位家人。那時我幫他整理手稿，孰知《開端》 一書在某種意義上亦成了愛德華新的開端，從此他便踏上了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的創新之路。
《開端》 一書出版未幾，愛德華和諾姆·喬姆斯基開始討論合著一本關於中東問題的書，可惜他們這麼做時間實在不夠。然而與諾姆的討論間接觸發愛德華著手《東方學》 的研究和寫作，是時他正以研究員的身份在斯坦福大學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研修。我作為他的研究助理，日日泡在斯坦福大學圖書館，瀏覽一排排書架並查閱所有那些精妙卷帙。到 1976 年秋，他已經撰寫了《東方學》 中足夠的篇幅，得以在普林斯頓大學的高斯研討會（Gauss Seminars）上發表。聽眾的反應非常激烈。愛德華受到批評、 質疑，有時還受到嚴厲指責。但他回顧那些研討會的經歷，總將它們看作某種他通過的某種測試，並說他從中獲益良多。
但研討會的經歷與《東方學》 公開出版后大眾的反應相比，我們才知道那真叫小巫見大巫。愛德華對此書在各個學科引發的天量評論大為驚訝。評論者似乎涇渭分明，或是慶祝《東方學》 問世，或是對這本書的存在反感厭惡，鮮見中間立場。彷彿一夜之間，愛德華就成了一個世界聞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東方學》 與愛德華作為一個生活在美國的巴勒斯坦人的流亡經歷有著深切關聯。他對巴勒斯坦問題的政治參与，很大程度上是經1967年的那場戰爭形成的，當年我們在紐約各自見證這場戰爭。目睹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重創對我們造成了深刻影響； 此事促使愛德華前往約旦訪問，1970年「黑色九月」衝突前數日，他還和許多直接參与這場解放鬥爭的人士見面。在美國，他在一種人們對巴勒斯坦人或視而不見，或按成見把他們視作恐怖分子的文化氛圍中，成為巴勒斯坦人的一個重要聲音。愛德華不知疲倦地為巴勒斯坦事業奔走，1974 年亞西爾·阿拉法特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就是愛德華翻譯的，他還撰寫了部分發言。這些經歷使愛德華最終寫出《巴勒斯坦問題》，一本研究透徹而亟需的關於巴勒斯坦人悲劇性遭遇猶太復國主義的書。《巴勒斯坦問題》 出版於1979年，是年稍後相繼發生伊朗革命和人質危機，未幾伊斯蘭成了大眾掛在口邊的話題。愛德華的下一個寫作項目《報道伊斯蘭》 也日漸明朗，該書以批判眼光審視西方媒體描繪的伊斯蘭和穆斯林，于 1981 年出版。
《最後的天空之後》 是愛德華與瑞士攝影師讓·摩爾的一個合作項目，其主題圍繞如何再現以色列軍事佔領下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經歷展開。摩爾拍攝了巴勒斯坦人在軍事佔領區日常生活的大量照片，我清楚記得那段時間愛德華面對這些黑白攝影，反覆掂量應該選用哪些作為寫作素材。
1986 年出版的《最後的天空之後》 並非愛德華與他人合作的唯一作品。1990 年代初，他與舉世聞名的以色列鋼琴家兼指揮丹尼爾·巴倫博伊姆相遇，憑著對西方古典音樂的共同愛好，二人克服了文化上將他們區隔的各種障礙，成了莫逆之交。2001年，愛德華和丹尼爾錄製了一組生動的音樂對話系列，以《平行與弔詭：對音樂和社會的探索》的標題出版。他們將此書獻給西東合集（West-East Divan） 樂坊的一群音樂家，該樂坊是一個他們共同創辦的項目，使以色列和阿拉伯的青年音樂家在一起交流。
愛德華在事業鼎盛期的 1991年意外診斷出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這是個令人難以承受的消息，但出乎所有人意料，愛德華決定公開談論自己的病情。他的坦誠無忌使他得以「承壓前行」，每當他情緒低落時，他都經常以此自勵。在家中的書房獨自伏案寫作，是他對死亡判決唯一真實的掙脫，而且成果驚人。從 1993 年到 2003 年去世，他寫了十三本書和幾十篇文章。
這一切為之不易。1998 年他接受了一項實驗性治療，該療法產生的副作用堪稱酷烈。但在療程間隙，他仍振作精神，撰寫並完成了他的回憶錄《格格不入》（1999）。之後到 2003 年 9月 25 日去世，他又完成兩本書： 為在倫敦的弗洛伊德博物館講座而作的《弗洛伊德與非歐洲人》（2003）； 為哥倫比亞大學萊昂內爾·特里林講座而作，和為劍橋大學的藝術、 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研究中心系列講座而作的《人文主義和民主批評》（2004）。
愛德華去世時，他正在寫一本關於晚期風格的書，這個題材從他診斷出白血病時就已經形成且從未中斷思考。直覺告訴我愛德華是寫不完這本書的。邁克爾·伍德，我們的好友，也是愛德華的同事，編輯和匯總了我們能找到的愛德華《論晚期風格》 的手稿，顯而易見，在這個主題上愛德華留下的只是一部分，未竟之言要多得多。我記得他說起有意撰寫莎士比亞、索福克勒斯、 馬哈茂德·達爾維什等人的晚期風格，以及約瑟夫·康拉德最後一部小說《勝利》。但本意並不是想由別人來編輯的。
如同他的另一本書《音樂的極境》，《論晚期風格： 反本質的音樂與文學》 也是在他身後出版的，前一部出版於2008年，后一部2006年。目前這部《愛德華·薩義德精讀本》 與 2000年出版的第一個選本相比，增加了後續出版之書的內容，還增加了幾篇未包括在第一個選本中的內容。我很高興看到此書收錄了《論註定失敗的事業》，這是我偏愛的愛德華的隨筆之一，該文成了哥倫比亞大學理查德·福爾克（Richard Falk） 紀念愛德華·薩義德講座的基石。在《適時與晚期》一文中（該文最初為紐約哥倫比亞長老會醫院的一個講座而作），愛德華就病疾之於時間推移這個概念可謂與之苦苦纏鬥不已。
2000年《愛德華·薩義德讀本》 首次出版時愛德華還活躍在世，兩位編輯穆斯塔法·巴尤米和安德魯·魯賓得以從他那裡尋求對綴輯的建議和影響。他們二人都是愛德華的博士生，安德魯也是他的研究助理。感謝他們二人為承擔此讀本更新所付出的時間和努力。他們為保持愛德華觀點鮮明所做的一絲不苟的工作本身說明了一切。
愛德華留下的諸多遺產之一是西東合集管弦樂團，它一直在茁壯成長，巡演地點包括世界上一些享有極高聲譽的音樂廳和音樂節。去年，一所從事高等音樂教育的新機構，位於柏林的巴倫博伊姆—薩義德學校（Barenboim-Said Akademie） 正式成立。這所學校本身即是一種對位法——一個音樂術語——的實驗產物，愛德華在《文化與帝國主義》（1993）中首次用這個詞來描述某種文學解釋的形式，即強調未言之言很可能與既言之言同樣重要。對位法指兩個或兩個以上聲部的配合，它們之間的關係是和諧的、 相互依存的，但在旋律和節奏上又是獨立的；愛德華常用該詞及其概念討論流亡者的文化視角。他在《關於流亡的思考》（2000）中寫道： 「大多數人主要都會意識到至少一種文化，一個環境，一處家園； 流亡者則會意識到至少兩種，這一視野多重性喚起他們對同時並存之各維度的意識，這種意識——借用一個音樂術語——是對位的。」
對位法在愛德華眼中遠非一個生硬的音樂譬喻，相反，他視其為一個機會： 我們必須相互作用影響，拆除那些將我們分隔的高牆和藩籬，質疑我們的臆斷，回應我們的恐懼，傾聽我們周圍的世界。我們現在成立了這所學校，這個對位的家園，在此學生們可以在室內樂中演奏不同的對位聲部，可以在哲學課堂里討論不同的對位觀點，也可以通過他們之間人與人的互動，以一種對位的方式去生活。
《開端》 開啟了愛德華通向世界的學術創新之旅。《人文主義和民主批評》 則是最後的總結。兩者之間的所有篇章，有如對位聲部，都是相互關聯的。
瑪利安姆·C 薩義德
2018 年 5 月于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