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心論的現代闡釋 程相占 9787533698713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目錄

緒 論 化解傳統與現代的對立緊張
第一章 文藝美學及其元問題
第一節 作為”形而中學”的文藝美學
第二節 “文心三角”：文藝美學的元問題
第二章 心本體及其生生底蘊
第一節 本體論歧義與美學紛爭
第二節 道本根、道本體與心本體
第三節 一心開多門
第四節 價值玄設：”謂之”話語的價值論底蘊
第五節 文心與水機：心本體的”隨物賦形”
第三章 文體的形而上意味
第一節 文體辨析的歷史狀況
第二節 古代禮學視野中的文體辨析
第三節 審美形式：文體的形而上意味
第四章 文心三角的動態詮釋
第一節 從”意不稱物”到”乘物遊心”
第二節 從”文不逮意”到”名象交融
第三節 道技兩進：美是德性的符號
第五章 意境：存在的澄明境界
第一節 佛學的”緣起心樞”論與境界論
第二節 離形治心：中印思維方式的相通與融會
第三節 中國古代的文藝境界論傳統
第四節 境界論傳統的現代裂變與複歸
結 語 走向生生美學
主要參考文獻
跋生命故事與思想事件
再版後記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程相占（1966—），男，河南新野人。長江學者聘教授，享受國務院殊津貼專家。現任山東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華美學學會常務理事與生態美學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美育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生態語言學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國際英文期刊Contemporary Aesthetics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美學、生態美學、環境美學、身體美學與生態批評，出版中文學術專著12部，譯著3部，即將在英國出版英文學術著作1部，在中國、美國、英國、、波蘭、土其等國發表中外文學術文章 160篇，主持國家社科項目6項（包括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子課題3項）。主要學術成就為：借鑒中國傳統核心價值觀”生生”，提出了”生生美學”和”生態智慧C”概念，為中華美學精神的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及其國際化建構了有效的理論框架；以生態審美為研究對象，提出了生態美學領域的生生本體論立場。8份英語論著被寫入美國《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的”環境美學”辭條及其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新時期以來，在現代性的策動下，我國文論出現了觀念多元化和形態多樣化的發展態勢，怎樣建設面向未來的文論新形態，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這一應運而生的論題的實質在於：面對全球化程度日益加強的現實語境，如何將中華民族自身的文論傳統資源作為內在基礎和文化命脈，處理好文論建設的現代性與民族性的關係，創造出既具有現代思維高度，又具有民族色的新的文論形態。
在筆者看來，要完成這一使命必須以適當的文學觀念為前提。綜觀古今中外的文學觀念，”雜文學”觀與”純文學”觀是兩種對立互補的基本文學觀念。前者是19世紀之前的傳統性觀念，注重文學與社會生活、道德教化的關係；後者是19世紀之後產生的現代性觀念，注重文學自身的性和規律。這兩種文學觀念各有歷史貢獻和局限性，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後者比前者進步。要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必須化解兩種文論範式間的緊張關係。我們有必要深入分析造成傳統與現代對立的思想文化根源，在宏觀把握兩種文論範式的基礎上，探索化解它們之間內在緊張的操作程序。
促使我們產生上述思路的是”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的論題。因此，我們這裡就從對這一論題的述評開始。
一、關於”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的爭鳴
臺灣學者林毓生的《思想與人物》一書，主要收錄作者1975—1983年用中文所寫的不同類型的文章，原在臺北出版。1987年7月增補部分內容後將書名改為《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1988年12月由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再版。1995年李澤厚以”再說‘西體中用’”為題在廣州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舉行講演，其中提到林毓生的學說，並將”轉化”二字改為”轉換”，將”創造性轉化”改為”轉換性創造”。1995年下半年曹順慶發表《中國文化發展戰略與重建中國文論話語》一文，提出”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主張，此後他又在不同文章 中多次重申這個主張。1996年10月17日，由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陝西師大中文系聯合舉辦的”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學術研討會在西安舉行。《文學》1997年第1期在顯著位置開設《關於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化的討論》專欄，此後兩年各期該專欄大都有文章 發表。1997年出版的由曹順慶主編的《中外文化與文論》第3輯也設置了《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專欄，發表了八位學者的筆談，1997、1998年出版的該刊第4、5輯均開設《重建中國文論話語》專欄。於是，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成為文藝理論界一個引人注目的論題。
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一書主要論述中國傳統思想的現代化問題，書中肯定了五四所揭櫫的自由、理性、法治與民主的目標，但對五四思想的實質內容與思想方式的某些方面進行了嚴厲批評。書中探討了五四思想中全盤反傳統主義的歷史淵源，提出許多反傳統的五四人物並未能從傳統一元論的思想方式中解放出來，以致犯了許多形式主義的錯誤。所以作者提出了”邁出五四以光大五四”的口號。該著試圖重新界定中國人文傳統優秀素質的現代意義，從純正自由主義的角度提出：一個豐富而有生機的傳統，既是維持社會與文化穩定的條件，同時又是促進社會與文化進步重要的條件之一；自由、理性、法治與民主等五四理念，不能經由打倒傳統而獲得，只能通過對傳統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從而逐漸建立起一個新的、有生機的傳統來逐漸獲得。林氏認為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當前重大的課題。全書有多處提及”創造性轉化”，都是針對”重建中國人文”這一目標而發的。概括地說，”創造性轉化”的含義包括：一、它必須是創造性的，即必須是過去沒有的東西；二、這種創造，除了需要精密而深刻地瞭解西方文化外，還需要精密而深刻地瞭解我們的傳統文化。在這個深刻瞭解、交互影響的過程中產生了與傳統的辯證連續性，在這種辯證連續性中產生了我們過去沒有的新東西，同時這種新東西又與傳統有辯證的銜接。林氏的理論根據是”文化與社會系統互相不能化約”的觀念，即思想、信仰、價值的文化層面，與社會、政治、經濟組織的社會政治結構層面必須區分開來，並區別對待。五四的整體反傳統思想即犯了”文化化約主義”之謬誤。文化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雖然相互影響，但傳統中許多令人厭惡的行為模式與制度，並不是傳統思想與價值造成的，反之亦然。總之，林著的觀點是，面對未來，只有從傳統中轉化得來的東西，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
我們之所以較為詳細地介紹林氏的觀點，是因為其觀點所涉及的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等問題，是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經常提到的話題，具有突出的代表性。近百年來出現的”中體西用”、”“（”西體西用”）等論爭，都是針對中國傳統與現代的尖銳衝突而發的，李澤厚的”西體中用”針對的也是這一世紀矛盾。”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這一論題，同樣是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對立思想框架中展開的，也就是說，這一論題只不過是”中國傳統的現代轉化”這一學術口號在文藝理論領域的具體化。從我國目前的學科分類來看，中國文學是一級學科，文藝學是屬?文學的二級學科，它下設文學理論與中國文學批評史等專業方向。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的本質是如何處理這兩個專業方向之間的關係。因此，我們這裡就以這兩個專業方向之間的關係為觀察角度，對有關的討論進行一些簡單的述評。
應該以古代文論為本重建中國文論話語，建設有中國色的文藝學。這是曹順慶、張少康、蔣述卓、蔡鐘翔等人的觀點。曹順慶《重建中國文論話語》一文認為，當今世界文論中基本上沒有中國人的聲音；中國現當代文壇沒有自己的理論，中國人患上了嚴重的”失語症”，一旦離開了西方文論話語，就幾乎沒辦法說話。他提出了一套”初步設想和具體做法”：首先是從話語角度對中國傳統文論進行發掘整理；其次是在與西方文論話語對話中使中國文論凸現、復蘇與更新；再次是將初步復蘇的中國文論話語放到古代文學和現當代文學甚至是外國文學中，測試其有效性及可操作性，在實踐中對傳統話語進行改造與更新；後，在”雜語共生態”中，在廣取博收中，逐步建立起既立足于本民族深厚文化根基，又適合當代文學實踐的中國文論新話語。曹順慶：《重建中國文論話語》，載《中外文化與文論》1996年第1期。他在《再論重建中國文論話語》一文中又指出，中國文學理論之所以創造乏力，是因為它中斷了傳統，被人從本土文化精神的土壤中連根拔起；而傳統中斷的內在學理原因，在於傳統的學術話語沒有能夠隨著時代生活的發展變化而及時得到創造性的轉換，因而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失去了精神創生能力，活的話語退變為死的古董，傳統精神的傳承和創新也就失去了必要的手段，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當今文論的嚴重”失語症”。究其原因，一是長期以來我們過分看重西方理論範疇的普適性；二是對文學理論建設的當代性重視不夠。文章 重申了”發掘整理—對話運用—博收重建”的操作步驟。
張少康的思路與曹順慶相似。他回顧了五四以來我國文藝學的發展歷程，認為我們的文藝學始終沒有超出”西學為體”的誤區。他在《走歷史發展必由之路——論以古代文論為母體建設當代文藝學》一文中提出，當代文論建設必須以古代文論為母體和本根，要在中國古代傳統文論的基礎上，而不是按照西方的體系模式，來建設具有中國色的當代文藝學。文章 提出的目標是，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文藝觀的指導下，以中國古代文論為母體和本根，吸取西方文論的有益營養，建設有中國色的當代文藝學。蔣述卓的思路與曹順慶的觀點更接近。他提出古代文論的”今用”是現實的需要與召喚，”用”的要點有三：一、立足于當代人文導向與人文關懷，面向當代人文現實，開展現實與歷史的對話，吸收古代文論的理論精華；二、立足於民族精神與民族性格的繼承與發揚，尋找古代文論的現實生長點，探索其在理論意義上和語言上的現代轉換；三、從繼承思維方式和批評形式入手，將古代文論有的思維方式以及獨有的批評方式與技法融入當代文學批評與理論中去，創造具有鮮明民族色的當代文論。蔡鐘翔也認為，實現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建設有中國色的文藝學，需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新。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是道難關，難點在於近百年來中國文化（不僅是文論）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出現了斷裂，今天要把這條斷裂的線索再接起來是有很大的難度的。他說：”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建設有中國色的文藝學，不是改頭換面地恢復傳統，而是必須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新。拾洋人之牙慧不行，守古人之衣缽也不行，要立足于創新。”
針對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呼聲，一些學者則反對情緒化的鼓吹和不切實際的建構。陳洪、沈立岩和羅宗強提出應該以求真之心對待古代文論，爭取達到”不用之用”的自如境界。陳洪、沈立岩合作的《也談中國文論的”失語”與”話語重建”》一文，分析了有關”失語”之論的內在心態，著重提出應該如何看待一種傳統的變遷興替，如何面對民族性與世界性、傳統性與現代性、人文與科學等一系列範疇在對峙中所產生的種種進退失據、擇取為難的理論困境及連帶而生的複雜心態等問題。文章 認為，五四反傳統運動對理性的呼喚，對科學與民主的追求，是對明末清初以來重理性、重主體的思想文化趨勢的一次躍升式承繼，是基於中國思想文化發展演變的內在邏輯——”窮則變，變則通”的豹變。雖曰”反傳統”，但實為更深層次的傳統再生，且確實形成了新的傳統。因此，簡單將其視為”傳統斷裂”或文化”失語”，是不夠妥當、公允的，也是對歷史演進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之辯證關係理解不足的表現。他們認為，五四以來，與文化思維模式的深層轉變密切相關，中國的文學理論及批評也發生了深刻的範式革命。我們逐漸有了一套區別於兩千年傳統的話語系統，而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的文學理論和批評基本上是用這套話語體系來書寫的。”作為近期的操作方式，傳統文論與現代文論似仍應以各自體系的內部調整為主，輔以彼此借鑒與滲透為宜，一如中醫與西醫之關係。”
在此基礎上，羅宗強進一步敏銳地指出，我國反反復複討論古代文論”古為今用”的問題，實在是一種很異的現象。這多少流露出中國學術界的急躁心態。作為學術研究者，應該以一顆平常心對待古代文論而不是汲汲於用，首先應該以求”歷史之真”為目的，以期更好地瞭解傳統，更正確地吸收傳統的精華。只有在全面地深入地理解的基礎上，才能自如地應用。對古代文論的研究，可以擴大我們的知識面，提高我們的傳統文化素養。只有具備深厚的傳統文化的根基，才有條件去建立有中國色的文學理論。因此，利用古代文論建立有中國色的文學理論，”尚需積之以時日”。
與種觀點明確對立，而與第二種觀點接近的是錢中文的看法。錢中文認為，將當代文學理論建立在古代文論的基礎上顯然是不可能的。原因在於，古代文論是古代文學創作的理論總結，並且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