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簿 張永和 9787535695406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簡介
張永和
中國著名建築師、建築教育家。非常建築事務所主持建築師、美國建築師協會院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前建築系主任、榮休教授。曾出版《作文本》《圖畫本》《小偵探》《繪本非常建築》等。

目錄

自 序 1
空 間 15
建築人 81
非建築人 213

精彩書摘
空間
我是北京東城人。生在東四麒麟碑胡同，長在迺茲府北觀場胡同。離開多年後回來，現在還是住在東城，但胡同卻極少在我的照片中出現。因為我10年前才開始用手機拍照，那時已經遠離胡同生活了。過去20多年，出於工作的原因，我到過不同國家的許多城市。即使是第一次去的陌生城市，也常常給我親切感，我想我一定有一個叫城市的基因。我喜歡城市裡的熙熙攘攘，但城市景象讓我動容的又是它的疲憊與無聲，好像城市也會知趣地對我露出寂寞的表情。即使是繁忙的首爾和熱鬧的陶爾米納，我也能拍出一派冷冷清清，在我的照片裡一個城市幾乎變成了廢墟，另一個城市給人感覺時光倒流至少60年。偶爾我也會拍攝公共建築的內部：奧斯陸一個宇宙般空寂的教堂中。這種城市的荒涼景象只是在我的眼睛裡，說明我還有一個悲觀的基因。我還會在上海的一座居民樓或京都的一個火車站裡發現紀念性，就好像建築，作為物體或空間，不經意間把日常城市生活儀式化了。這就可能和我的職業有關了，我是一個建築師，和父親一樣。
很明確，我屬?城市動物一類，對郊野的態度一貫是敬而遠之。現在的生活似乎離大自然越來越遠了，反而使我對它增添了一分嚮往。我出差頻繁，有時也會與山山水水遭遇：進四明山去和業主開會；在潼湖、堯山看設計項目的基地；到斯裡蘭卡和印度參加研討會。有兩張照片與出差無關，但仍和工作有關：我長期沒有機會在城裡工作，而是在圓明園這種傳統意義上的郊區一待就是十年，這對於我來說無疑是一種考驗。
在建築師的眼中，無論是地方還是景觀，首先都是空間。選好片後，才注意到這組空間照片中空無一人，都是空的間，又像是典型的建築攝影。建築顯然是我無法摘下的有色眼鏡。下面就從我拍攝到的最開闊的空間之一—空中看到的挪威北部—開始，再向空間的縱深逐步推進

前言/序言
照相簿裡面充滿了記憶。差不多每家總會有一本。我家裡那本厚厚的，藍色的皮兒，裡面幾乎全是黑白的老照片，從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的開始。翻看這本照相簿，會覺得它的內容是許多年慢慢積累起來的。其實，也是也不是。以前我父母有過老照相簿，還不止一本，裡面的照片都是用四個銀色或金色的有點兒花哨的小三角固定在一頁頁黑色的卡紙上。但經過了”文革”抄家，這些照相簿就不知去向了。現在這本是我爸爸在那之後收集了殘存的照片翻拍後重新做的。也就是說，他重構了我們家的歷史。當然這部歷史既不完整也不連續，要看能找到的照片了。這本照相簿爸爸做了一式兩份，因為我們有兄弟兩人。他重做照相簿就是想讓我們瞭解家裡的故事，儘管是些片斷。
照相簿裡的家庭
其實，照相簿裡也不只有記憶。通過這本新的老照相簿，我見到了從未見過面的親戚，像我的爺爺、奶奶。我媽媽家是個大家族，她有九姊妹、兩兄弟。四姨、小舅舅，都只在照相簿裡見過，還有一個早逝的九姨，就從未露過面。照相簿裡也不只是親戚，當然少不了帶我長大的”老阿姨”這位特殊的親人，還有一些朋友，如劉爺爺、張大夫、曾哥哥，以及一些不認識的人，父母在世時沒來得及問，留下了永久的懸念。父親的照相簿把能找到的老照片都放進去了，所以永遠是不變的，除了一減一增：有一次一張照片被一家雜誌社借走弄丟了，有一次哥哥找到一張我們倆的英文啟蒙老師周媽媽、周伯伯的照片，便把它放了進去。1967年夏，爸爸送我們到庫司胡同周家學英文。我們當時不知道用功，但非常喜歡參加周媽媽組織的各種課外活動，例如打橋牌、做像章 等。第二年的一天，突然聽到他們兩位自殺走了，兩位亦師亦友的長輩就這樣永遠消失了有了這張照片，終於又見到他們的容貌了。
爸爸的照相機
爸爸喜歡照相，但顯然更喜歡照相機。喜歡玩照相機勝過照相的，不止我爸爸一個。他很有幾個同好。上面提到的劉爺爺、張大夫、曾哥哥都屬?這個情況。他們見面永遠是聊相機，他們照相好像只是為了測試相機的性能，總是在談鏡頭”颯”還是”不颯”，”颯”描述相機拍出照片的清晰程度。爸爸愛用反轉片拍牡丹花的特寫，藉以進行鏡頭分辨、記錄色彩的研究，基本的評判標準好像就是越鮮豔越好。我參與過的他的攝影活動是在暗房裡當幫手，另一項任務是跑腿。爸爸和張大夫還經常交流外國照相機雜誌，張大夫一個電話過來說有新雜誌，爸爸就會迫不及待地派我去取。那時我家住東城，張大夫家住宣武，來去坐公共汽車要花很多時間，我很不情願地跑了一趟又一趟。我也會翻翻這些雜誌，寄希望於看到好看的照片，但每次都是失望，常常裡面連一張照片都沒有，除了照相機還是照相機，性能、價格什麼的。這些雜誌如果是英文的，爸爸自己能讀；如果是日文的，就需要媽媽的幫助。因為談到照相機，日文基本是英文的音譯，只要媽媽能念出來，儘管不知其含義，爸爸也能猜個八九不離十。爸爸也拍了許多房子和城市的幻燈片，他的職業是建築師。
我與攝影
由於爸爸對待攝影的態度，我有時會忘記他在美術上的造詣。其實他畫得非常好。因為他的基因和薰陶，我從小就愛畫畫，愛看美術展覽。但第一次拿起照相機是在念初中的時候，是在同學羅揚的感召下。他拉著我一起拍照，再到他家去沖洗。結果發現我們的父輩互相認識。羅揚的爸爸是從事古建築研究的。可惜，那時候的照片一張也找不到了。再拍照，要到20世紀80年代初去美國留學以後了。我上了一門攝影課，老師介紹了許多攝影師的作品，還要求我們每人選其中一位的作品細看，然後去拍。我自己選的，也可能是老師建議的，是德國人奧古斯特•桑德爾 （August Sander）。他的照片和當時中國照相館裡拍的差不多，被拍的對象規規矩矩地或站或坐在照相機前，我看不出藝術性在哪裡，因此很好奇。
多年以後，我瞭解到桑德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曾參與拍攝證件照的工作，對當時社會上不同的人群形成了一個類型學式的認識，最終根據從業及其他身份和屬性，系統地記錄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人的面貌與狀態。從桑德爾的一些照片標題中可以感受到他覆蓋面之廣大及分類法之複雜：小城市民、達達主義者、中產階級工薪夫婦、鰥夫、兼職學生、吉普賽人、失業者、波希米亞人、被迫害者。是否可以說，通過如此特定的系統工程，桑德爾的攝影是既客觀又主觀地將被戰爭打得支離破碎的社會一幀一幀重新地搭建起來？也是在那門課上，我形成了一個偏見：凡是能稱作攝影的照片一定是黑白的。
10年前，那會兒只有8歲的小侄女教我用手機照相時，我在屏幕上看到了一個黑白的影像，使我又有了攝影的欲望，要在每個人都不停地拍照的時代當個攝影愛好者。手機攝影極為日常。和大多數人一樣，我也從來沒有為拍照特意去過什麼地方、花過任何時間，而是隨生活、隨工作、隨時隨地。想來是我以前受的美術訓練造就了我較強的題材意識，我舉起手機時就會判斷這是一張風景照或是一張肖像照，然後根據反差的需要把色彩調到黑白或單色，努力將手機端得與地面垂直，再一一推敲畫面的構圖、用光、質感後，終於按下快門。也就是說，我拍得很慢。每次拍人像時，怕人家沒有準備，我都會先道聲歉：”對不起，我拍得很慢。”不知把快拍的設備用慢了能否算是一種特點？時間一長，也拍了不少這樣的慢快照片，而且以人像居多，其中還有不少幾近自然的笑臉。
我的照相簿
翻開別人家的照相簿，迎面而來的是這家人在照片裡釋放出來的多重信息：從他們之間的血緣關係到家庭氣氛，再到他們所處的地域、時代、社會環境。瀏覽這本一個人拍的照相簿，更不難注意到拍照人的種種生活狀態：大多數時候他待在城裡；在北京拍的照最多，他可能就住在那裡；同時他也滿世界跑；他拍了許多建築師，他的工作很可能跟建築有關，卻又很少拍建築；人像在餐桌上拍得多，說明他會友、見人總是發生在吃飯的時候這就是我，我的世界。再細看，可能還會發現我的好惡（愛觀察人，儘管也顯露出些許獨狼的跡象；喜歡藝術，又拒絕表現）以及其他一些可以進行心理分析的蛛絲馬跡。
讀者也會注意到，我想通過照片的排序由遠而近地推移鏡頭。企圖看清事物的本質？真相？可以確定的恐怕只是我的電影情結。對我來說，對一張照片最佳的評價，就是”像電影”。如果非要定義這部電影，我會說：它是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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