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文人的歷史 于迎春 9787805549040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編輯推薦
l 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學教授多年研究心得匯聚成書，填補漢代文人研究之空白。
l 以漢代文人群體而非某個人為研究對象的一部學術性著作。
l 綜合視角，多層次描述，為漢代文人群體畫像。
l 依據豐富，資料翔實，分條縷析，深入探討文人和文人文學的演變歷史。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部以綜合性視角多層次地描述漢代文人狀貌，力圖確立「文人」概念和「文學」範疇的著作。該書依據豐富、翔實的文獻資料，剖析了漢代文人複合的社會身份和角色，論述了他們的人生形態和群體特性，別開生面地探討了文人們在漢代的文學追求、嘗試和經驗。

作者簡介
于迎春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古代文學專業先秦秦漢方向博士生導師，德國洪堡基金會研究獎學金獲得者。專著包括《秦漢士史》《漢代文人與文學觀念的演進》等。

目錄
引言：文人、文學與不確定的邊界??
第一章?「文人」的概念與「文」??
一、「文人」在周代的含義??
二、「文」的多重意義??
三、「文」的性質??
四、文以言志??
五、「文」的辯證法??
六、詩人??
七、戰國的文辯之士??
八、西漢以來「文人」日趨書面寫作??
九、東漢「文人」向優美辭藻偏側的趨勢??
第二章?立言與文言??
一、立言不朽??
二、「立言」的例證??
三、「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四、由記言到廣立言論??
五、秦文字的統一??
六、戰國以來文字的變革奠定了文化書面化的基礎??
七、文言，社會單一的書面語言系統??
八、語言作為社會身份的表徵??
九、文言，精雅的書面語系統??
第三章?「文人」的複合性??
一、文人是士階層中分化出的一個人物集群??
二、文人與士人、士大夫的界限並不分明??
三、士階層價值的綜合性??
四、士大夫社會身份的複合性?
五、仕士政能上的融通??
六、文人在仕事上的普遍不得意??
七、文人與官方文化機構??
八、士大夫寫作能力普遍增強的趨勢??
九、仕宦之為文人寫作的現實生活背景??
第四章?漢大賦的寫作與觀念??
一、「諷諫」觀念構成了漢代詩學理論的重心之一??
二、漢代士大夫的政治諷諫藝術??
三、「詩諫」的式微??
四、賦的發達和寫作的賦化??
五、為新興的賦體文學賦予意義??
六、諷諫逐步成為漢賦明確的評價標準??
七、賦的多層次性??
八、有關漢賦的不同社會意識??
九、揚雄以賦作諷諫皇帝的政教化努力??
十、賦的體式特點與政教功用的矛盾性??
十一、班固、張衡對大賦政教化效果的修正??
十二、漢大賦政教化失敗的文學意義??
第五章?東漢後期士階層文化及生活的新變??
一、士階層的擴大與不仕者的增多??
二、出處進退之為人生互補性的兩大分野??
三、士的階層優越和社會排斥??
四、士階層文化的發展與閑逸生活趣味??
五、閱讀與琴書自娛??
六、宴樂??
七、對山水自然的態度??
八、游觀??
九、書藝與鴻都門學??
十、士大夫對藝術的矛盾態度??
第六章?漢代文人對文學的選擇和探索??
一、主動選擇以文章成名??
二、寫作是一項需要花費時間、精力的專門活動??
三、漢賦所體現的帝國美學??
四、嘗試觸摸到語言表現力的邊際??
五、漢賦所體現的文學嘗試??
六、寫作的學習與模仿的意義?
七、文學個人性的增強??
八、寫作的日常化和題材的擴大??
九、文學之趨向寫實性??
十、詩歌成為重要的自我表達方式??
第七章?「文人」集群的成型與特點??
一、東漢寫作者及作品增多??
二、文人交流的增盛??
三、政權勢力對文人和文學的獎助??
四、「文人」這一人物集群的成型??
五、「文人」特性：德行、事功之少有樹立??
六、「文人」特性：知識的博通??
七、文人與文學標準的矛盾性??
第八章?文學的概念、範疇與矛盾性??
一、文學與文章??
二、「文」：文體的集合??
三、文學，以富於修飾性的書面語寫成的短篇詩文??
四、著作是比文章更高的寫作範疇??
五、文學的有用與無用??
主要參考、徵引書目??
後記??

精彩書摘
第三章?「文人」的複合性
在中國傳統的社會文化中，「文人」是一個看起來意思明了但其實界限模糊的概念，其指稱範圍相當難以確定。大致說來，「文人」這個概念具有寬狹兩種含義：有讀寫能力和一定程度古典人文知識的受教育者，即泛指有文化者；以詩文為主的、善於有技巧地運用修飾性文字的寫作者。
「文人」寬、狹不同的兩個含義相互貫通、糾纏著，這增加了釐清的難度，卻也使得其在互文中，豐厚了彼此的內容。兩者都與「士」這個社會政治——文化階層密切相關。狹義的「文人」，即藝術性的寫作者，逐漸從「士」階層內部自然分化出來，被視作一個人物類別，但仍內在地隸屬於這個階層。隨著「士」在漢代被體制化和國家行政的逐步「士大夫」化，文人也獲得了多元的、複合性的社會身份和角色，並始終體現著這個階層價值的綜合性，即道德、事功、學術文化的三位一體。
一、文人是士階層中分化出的一個人物集群
「士」這個社會政治、文化階層曾經包羅龐雜，戰國文獻中，以「士」為詞素組成的人物稱謂、名詞眾多。這一方面說明士階層的社會活躍，也表明其內部成分的複雜和多樣化，為了有所區分，往往根據品格、才能、地位、職事等種種標準，對士人加以分類。
在經過長足發展之後，「士」的階層共性獲得了集約式的加強。由於教育內容與科目順序、社會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念、人生出路和入仕途徑等，士人生活中這些重要的方面在漢代都越來越趨於統一，使得這個「無組織的組織」具有了更多的同質性。與此同時，隨著其成熟、擴大，以及參与社會生活的廣泛，這個階層內部也在不斷發生著裂變和自然分化，先後產生出了不同的類型和群體。王充為了辯駁識別賢能之士的社會流行標準，曾在《論衡·定賢》中，臚列了二十種人物類型，都是在當時被朝廷選用，或者獲得了程度不等的社會聲譽的士人集群，涉及功業、德行、文化教育與創造等人生幾大方面。「仕宦得高官身富貴」「居職有成功見效」「孝于父、弟于兄」「避世離俗，清身潔行」「經明帶徒聚眾」等等，凡此被王充選立為樣板對象的，無疑是社會中比較穩定的群體，至少在東漢初期具有一定典型的社會人群說明性和類別意義。藉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當時士階層內部一些得到社會充分肯定的人物類型。
從士人寫作的角度來觀察，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敏於賦頌」一類。《論衡·定賢》：「以敏於賦頌，為弘麗之文為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楊子云是也。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為崇實之化。」這表明，辭賦家以其作品的特質，再加上由之而來的社會聲譽，已經被分立為一個人物類別。具體地說，以司馬相如、揚雄為代表的善於寫作辭賦等美文、麗文的「文人」，儘管不乏社會評價上的異議，依然通過其作品的特性獲得了明顯的社會認可，同時也具有了人物的類別辨識度。
除了以賦頌名世的文人，還有兩類人物需要留意，「通覽古今，秘隱傳記無所不記」者，「敏於筆，文墨兩（雨）集」者。他們分別是博覽多識、典掌官府圖書文獻的學士儒者，如司馬遷、劉向；從事官曹文書，特別是司法文書寫作的文吏，如張湯。這三類人無疑都屬於漢代中上層社會中書面讀寫能力最強的群體。王充一向以章奏、史傳、論說、賦頌等來定義文章概念，因此，他的這一人物類型劃分，實際上就在其寬泛的文章範疇之內做了區分：他不僅充分認識到以司馬相如、揚雄為代表的賦頌作者的獨特性，而且，也清晰地意識到了文字寫作在史傳學術、行政文書、詩賦文學這些領域中的不同運用和體現，從而將「敏於賦頌，為弘麗之文」「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的文人，與士階層中的其他群體加以分別。
與王充差不多同時的班固，在《漢書·公孫弘卜式倪寬傳贊》總括漢武帝朝廷名臣輩出，也分類枚舉了若干種人才類型，儒雅、篤行、推賢、定令、曆數、運籌等之外，「文章則司馬遷、相如」；而宣帝一朝，在「儒術」「將相」「治民」等類列中，稱讚「劉向、王褒以文章顯」。綜之，文章之士與以經術、德行、法令、治民等聞名者一起，被視作朝廷人才濟濟、政治昌明的表徵。
王充、班固的分類敘述表明，以司馬相如、司馬遷、劉向、王褒、揚雄為代表的善於寫作辭賦文章之士，雖然還沒有固定地被冠以「文人」這一統稱，但是作為獲得社會名聲的一個人物類別或人生成就形態，東漢初期，顯然已經在社會上獲得了實質性的認可，甚至在政權的人才評價系統內也有了一席之地。其文章才能和作品特性以其內在的共通性質，將他們綜合成了同一種人物類型，因此不僅有必要，而且也足以與那些在儒術、法令、行政管理等方面有專門才幹的其他士人類別區分開來。
二、文人與士人、士大夫的界限並不分明
「文人」來自於「士」，「文人」在漢代先是逐漸指向了士階層中那些顯現出書面寫作能力的人，後來更偏重於指稱藝術性地使用文字的寫作者。儘管可以認為「文人」在「士」階層中正逐漸別為一類，但對於大多數名聲有限的文人來說，作為善於寫作文章之士，事實上，他們在這個階層中缺乏可直接辨識的外部特徵和衡量標準，因為詩文寫作既非一種職業或營生，也不經專門的技藝培訓，而且，寫作水平沒有一個可準確量度的指標。更何況，寫作越來越成為士人的基本能力之一，史傳中常常有傳主動筆成文、上書奏記的敘述。因此，不難理解，「文人」有時候會被寬泛到指稱一般知書能文的人，即具有書面讀寫能力的人。由於中國古代的讀書人，尤其是接受了古典人文教育的知識者，幾乎集中於士階層，所以在此意義上，「文人」就不免與「士人」大致相當。
士階層自春秋戰國之際崛起於世，其中的活躍分子雖以才幹、學養見長，但整體來說，受教育情況、知識背景等，彼此差異很大。漢代以來，隨著社會意識形態和官吏選舉標準日益經術化，社會中主流的知識、教育內容逐漸集中於以儒家經典為代表的古代典籍，在政權的推動，各級教育機構的響應下，士人修習經術的熱情受到鼓勵，官僚隊伍逐步變得儒術化、學者化。官吏文化素質提高的同時，政權對參政者的讀寫水平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早在漢文帝十五年舉賢良文學士，皇帝親自策詔，要求他們就國家政治的若干方面直陳時弊：「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在政治見解之外，百余位對策者自然還需要表現出相應的良好寫作能力。而這將成為後來類似政治參選中不言而喻的必備條件。不過，文章寫作並不是一開始就成為官員必備的能力，漢初，高祖與眾功臣的質樸少文固不待言，漢文帝即位，依然是「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即使到了東漢，仍有為官者因為不能寫或寫不好奏章而假手他人。所以王充才會在《論衡》中就奏記文書的一些低水平現象予以責難：「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疏一櫝，相遣（遺）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
隨著教育的普及、士文化的豐富、社會風習的潛移默化，漢魏以後，文章寫作逐漸成為廣大士子普遍接受的基本學業訓練，甚至還成為他們求仕選官的重要科目，士大夫上疏奏事，文辭典美成了重要的評價標準。官府朝堂的文章外，一般的詩文也越來越廣泛地演化為士人社會交往最當行本色的工具，用來詩酒唱和、贈答探問、記游懷人、序跋題辭等等。總之，詩文寫作既是他們從啟蒙階段就開始的必修課程、基本教育訓練，也是他們一生中社會活動和自我表達的常規方式與手段。士人在其公、私活動中，越來越要仰仗或訴諸他們的書面寫作能力，從這一角度來說，「士」這個階層後來越來越文人化了。由於「為文」成了士人的一項基本能力，併為他們所普遍認可，因此，比起其他的所為，成為「文人」，差不多就成了士或士大夫在入仕從政之外、之餘，最便於，也樂於接受的才能選擇和組合。說到底，士大夫與文人之互為表裡，不僅表現為他們抒情言志的個體性詩文寫作增多，並以此博取名聲，還表現在官吏的政治性寫作也越來越重視顯示其文才。
另外，文人不僅不以寫詩作賦為專門性職事，作為士階層中的能文者，他們積极參与政治，為官居位，寫作不僅不是他們唯一從事的，甚至都不一定是他們主要從事的活動。從現代學科、職業的分類出發，對於一些士大夫進行人物類型或社會身份上的確認，往往是相當纏結的事情，其具體結果可能差異明顯，取決於觀察者的角度、立場和興趣。
《史記》《漢書》俱為賈誼立傳。前者以賈誼見疏於文帝、離京遠去長沙國途中的《吊屈原賦》為傳記主體；後者在《吊屈原賦》《鳥賦》之後，又以更大的篇幅載錄了《陳政事疏》這類就時政問題而上的奏疏。同一個人物，兩位史家以其各自的理解和偏好，選材、記載偏重不同，從而影響了其形象的塑造。讀者有時候願意把賈誼看作漢文帝的近臣、富有遠見地論議政事的太中大夫，有時又傾心於那個在辭賦文章中抒發激越情懷、敏銳感傷的才子文人。不同的社會角色，各有相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