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第1輯 9787559863300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室

作者簡介
2019年1月，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後，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創建獨立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室。目前研究室有陳爽、楊英、戴衛紅、陳志遠、劉凱五位同仁，他們在政治制度史、禮制史、社會史、思想文化與宗教史等領域的研究各具特色，在海內外學術界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和號召力。
主編：戴衛紅，1979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副會長，韓國成均館大學訪問學者（2012—2013）、慶北大學HK+研究教授（2019—2021）。主要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史、簡帛學。出版專著《北魏考課制度研究》《韓國木簡研究》《魏晉南北朝諡法制度研究》，譯著有南愷時《中古中國的孝子和社會秩序》，主編《簡帛研究》，在海內外雜誌發表論文、譯文60餘篇。
執行主編：陳志遠，1983年生。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曾到日本京都大學、中國臺灣法鼓佛教學院短期訪學。專業領域為六朝佛教史、中古佛教文獻、儒佛交涉，最近關注法滅思想、舍利信仰、造像碑銘等話題。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古佛教造像碑銘整理與研究”。近年出版專著《六朝佛教史研究論集》《慢讀漫筆》，發表論文30餘篇。

內容簡介
本書收入中國、日本、韓國、德國等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者撰寫的論文11篇，如《秦與漢魏都城帝陵的”北”——以秦雍城、咸陽及漢魏洛陽、鄴城及鄴南城為例探討》《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整理劄記》《青衣行酒亡天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析論》等，涉及經濟史、政治制度史、佛教史、思想史、中外交流史等諸多主題。本書所收論文由該研究領域的海內外專家學者撰寫，既體現了學術界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又提供了一個新的平臺供世界範圍內的學者探討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方法與理論，有利於魏晉南北朝史，乃至中國史的深入研究。

目錄

秦與漢魏都城帝陵的”北”——以秦雍城、咸陽及漢魏洛陽、鄴城及鄴南城為例探討 /〔日〕陳?力
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整理劄記 / 張學鋒
青衣行酒亡天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析論 / 侯旭東
《上黨國王太夫人碑》所見石勒軍功集團及其身世塑造 / 尚永琪
南朝陵墓神道石獸的陰陽表現 / 〔日〕阿部幸信?撰?霍?坤?譯
北朝的新葬式——雙人單棺葬 / 〔德〕宋?馨
涇州南、北石窟寺所見北魏永平政局——以《南石窟寺碑》《敕賜嵩顯禪寺碑記》為中心 / 劉?凱
中國佛教刻經事業的興起 / 劉?屹
從”孝的文明化”看漢代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孝的轉變 / 〔韓〕金珍佑
貨幣論在古代東亞的傳播 / 〔日〕柿沼陽平?撰?王?博?譯
道宣與玄奘──從西明寺僧職的選任談起 / 〔日〕倉本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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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秦與漢魏都城帝陵的”北”
——以秦雍城、咸陽及漢魏洛陽、鄴城及鄴南城為例探討
〔日〕陳?力
摘?要：東周時期中國古代都城的軸線發生了一種歷史演進，即從注重都城連接天頂的軸線，變為重視都城連接帝星的軸線，這和當時社會天文學的發展有關。東周秦漢典籍中記載了三種測北法以及諸儒對這些記載的注釋，可見諸儒注釋中的”病灶”及其形成的原因。從秦咸陽、漢魏洛陽、鄴城及鄴南城及相關帝陵方位中”北”的實際情況，可見秦始皇時期咸陽的北也許來自璿璣四遊測北法，而東漢洛陽城（包括北魏洛陽城）的北，則直接繼承了韓旗城的北，並非正北。其後的鄴城及鄴南城完全複製了東漢洛陽城的北，從而形成了漢魏時期中原都城的中軸線偏東4°到5°左右的方位性格局。
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整理劄記
張學鋒摘?要：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位於該校鼓樓校區北園，1972年發掘，出土文物藏南京大學博物館。2018年起，南京大學啟動該墓出土資料的重新整理工作，編輯出版了《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整理過程中，整理者收穫了不少心得。通過對墓室平剖面形制、墓磚尺寸的差異、設祭空間的變化以及該墓出土的幾類重要金屬器具的分析，可見：該墓為平面近方形的穹窿頂單室墓，東壁外的側室為後來接續；隨葬器物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器物年代可推定為公元4世紀前期，後期器物可推定為公元4世紀中期；與之相應，主室、側室中遺物的分佈特徵與甬道內祭台周邊的器物，亦可證明主室與側室的墓主人分別葬于上述兩個不同時期。甬道內設置兩道門，體現了東晉南朝帝陵的規制。結合歷史文獻，該墓可推斷為東晉成帝興平陵，主室所葬為晉成帝與杜皇后，側室所葬為哀帝生母周太妃。
青衣行酒亡天下？
——”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析論
侯旭東摘?要：分析劉淵建國中以及劉聰在漢趙國時期的各種禮儀活動，包括在儀式場合羞辱被俘晉朝皇帝的兩段插曲，結合漢晉以來四夷首領或質子參加漢晉王朝儀式活動的歷史傳統，重新思考儀式在王朝天下秩序建構中的作用，以及劉淵建漢在中國歷史中的意義，指出這一建國活動從當時角度看，是天下秩序的顛倒與重建，就國史全域而言，則是其漫長一翼的起點。跳出20世紀初產生的民族史、事件史或制度史以及對漢趙國的既有認識，從參與者角度考察例行化禮儀活動的意義，特別是與國家建構、秩序維繫的關聯，有助於反思禮制研究的局限、現今流行的狹窄的政治概念，以及中國古代王朝建設與存續的機制。
《上黨國王太夫人碑》所見石勒軍功集團及其身世塑造
尚永琪
摘?要：河北邢臺出土的《上黨國王太夫人碑》，是後趙石勒為”虛葬”其母王太夫人而于襄國城南所立，是近年來發現的關於後趙歷史的重要石刻資料。文章 集中討論了碑陽正文內容與石碑形制、碑陰題名中的諸將軍行跡、碑文所見後趙小號將軍等級、碑文所反映的石勒軍事擴容與身世塑造等問題。文章 指出，此碑雖然因為歷史上被改用他途而損毀嚴重，但其碑陰的97個參與刻碑活動的後趙將軍題名、碑陽的歷史節 點敘事與思想內容，是我們瞭解石勒軍事集團成員的組成與變動情況、認識石趙政權建立前的正當性塑造等問題的重要補充資料。
南朝陵墓神道石獸的陰陽表現
〔日〕阿部幸信?撰?霍?坤?譯摘?要：本文從南朝陵墓神道石獸的角和生殖器探討石獸的陰陽區別，以及其左右配置與被葬者的身份之間的關係。南朝陵墓石獸分為”有角左右皆雄”“有角左雌右雄”“無角左雌右雄”三類。有角左右皆雄的石獸配備在正式皇帝的陵墓，有角左雌右雄的石獸配備在非正式皇帝的陵墓，無角左雌右雄的石獸配備在王侯的陵墓。仔細觀察南朝廢帝陵墓的石獸，可見改元當年就被廢黜的齊郁林王和海陵王都陪葬以無角雌雄獸；年號持續一年的齊東昏侯陪葬以有角雌雄獸。據此可知，年號在歷史上留存不超過一年的皇帝，就算是即位且逾年改元，死後還是被當作王侯。因此，皇帝制度的本質是”時間支配的繼承”。
北朝的新葬式
——雙人單棺葬
〔德〕宋?馨摘?要：北朝境內出現了一種漢文化中前所未見的葬俗，其特徵在於男女二人被葬於同一棺內，並被安排成擁抱、依偎、牽手等親密姿勢，也有少數相背被置棺中，顯示怨侶的情況。這種安排暗示二人死亡時間接近，並為同時入棺。本文認為雙人單棺葬屬?自新石器以來歐亞大陸草原區廣泛分佈的一種葬式。同時也討論這種葬俗自北朝開始至唐初在華北地區的發展與演變。時代越晚，這種葬俗在中國境內越趨向於形式化，亦即二人雖然同棺，但其中一人多為後來開棺再葬，與早期的同時死、同時入棺情況不同。但是此種形式在北齊時代太原地區某些部落軍事首領的葬禮中似乎成為一種認同要素。北朝晚期有不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其中包括漢人，都接受了此種葬式。
涇州南、北石窟寺所見北魏永平政局
——以《南石窟寺碑》《敕賜嵩顯禪寺碑記》為中心
劉凱
摘?要：在開創南、北石窟寺時，奚康生忠於道武至宣武拓跋正統的思想已經初露端倪。南、北石窟寺採取不同於當時的方式，如在橫長方形平面形制上加覆鬥頂，將佛故事一反常態繪在了窟頂四披上，把彌勒菩薩放在入口兩側；其目的便是力求突出七佛，尤其是佔據洞窟內最主要位置的正壁三身佛的主體位置，給予觀像者更為直觀的視覺衝擊。獨特的七佛佈局，契合宣武以世俗威權利用、引導乃至干預佛教信仰的統治策略，彰顯奚康生對拓跋皇室統治的尊崇，也是奚氏擁護宣武排抑宗室、皇權獨尊觀念的隱晦表達。學界所謂奚康生有意逢迎胡太后而開鑿石窟的觀點存在明顯的時間漏洞。《敕賜嵩顯禪寺碑記》落款從時間推斷為奚康生所立無疑，只是恰好處於與前任高綽的交接中，才致銘詞與落款的脫節 。永平三年（510）《南石窟寺碑》安定胡氏、皇甫氏的”在場”與二《碑記》的集體”缺位”映射出永平初年後宮高氏與胡氏的權力交替。
中國佛教刻經事業的興起
劉屹
摘?要：無論是從純書法藝術的角度，還是作為反映佛教信仰與社會互聯互動重要方面的角度，佛教刻經活動都日益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但在既有的研究中，還存在一些基本認識上的誤區有待澄清。例如，佛教刻經活動是否源自古印度佛教傳統？是否所有的刻經活動都是為了應對”末法”時代的來臨？究竟如何定義中國佛教的刻經活動？等等。本文嘗試說明中國佛教的刻經活動，應視作佛教在中國文化背景和環境下新創的一種實踐活動，並非所有的佛教刻經都可以用”末法石經”來概括。
從”孝的文明化”看漢代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孝的轉變
〔韓〕金珍佑摘?要：代表東亞文明集體心性的孝，相當於諾伯特 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所謂的文明化過程理論的核心人間內心的自律控制機制。孝從西周到秦漢，經歷了觀念化—思想化—法制化—制度化—理念化—社會化—宗教化等階段，最終在後漢禮教社會完成了文明化過程。但是，隨著對過度化的孝的批評及其與後漢末以來的政治劇變相吻合，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孝將再次經歷新的、重要的變化。第一，孝的政治理念性減弱，通過強調孝本來的血緣價值，繼續發揮社會作用。第二，在外來宗教佛教紮根中國的過程中，為了克服不孝的批評，出現了佛教式孝的邏輯和實踐方法。第三，在這一時期，文明化的孝在空間上，擴展至朝鮮半島。因此，魏晉南北朝時期孝的這種變化，即文明化的孝在成為整個東亞文明的集體心性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貨幣論在古代東亞的傳播
〔日〕柿沼陽平?撰?王?博?譯摘?要：錢是古代東亞世界共通的政治課題之一。特別是在古代中國和日本，從很早開始就圍繞錢的相關政策開展了討論。本文以《經國集》所收下毛野蟲麻呂的對策為線索，追溯貨幣論的文獻起源。論述以下七點：1 下毛野蟲麻呂對策（含策問）的典據是《漢書 食貨志》及魯褒《錢神論》；2 宋伯宜《對泉貨》中並沒有直接的典據；3 《對泉貨》並非唐代所撰，而是東晉末至南朝宋的作品（有可能是謝靈運所撰）；4 《錢神論》傳至日本的媒介並非通過《晉書》，而是《藝文類聚》《修文殿御覽》《華林遍略》中的某一部類書；5 《錢神論》的部分內容在7世紀也傳至新羅；6 《錢神論》中詼諧的內容、帶有韻文及對話形式的賦，以及出場人物”綦毋先生（其母先生）”都受到傅巽《七誨》的影響；7 在漢代出現了傳東方朔《七諫》，此後曹植創作了《七啟》，傅巽創作了《七誨》。綜上，《錢神論》（或至少其中部分內容）在唐代初期傳播到了東亞世界。因此，古代日本的官員針對中國錢的形狀及鑄造方法，加深了對錢的用途及其哲學性質的理解。道宣與玄奘
──從西明寺僧職的選任談起
〔日〕倉本尚德摘?要：初唐長安的弘福寺、大慈恩寺、西明寺都是由皇家發願建立的重要寺院，並從全國各地招集高僧入住。這些皇家寺院的上座可以說是當時僧界的一時之選。顯慶三年（658）高宗、武后供養的大寺院西明寺落成，其上座由原弘福寺上座智首弟子道宣擔任。有學者依據道宣《續高僧傳 玄奘傳》中對玄奘的高度評價，認為道宣與玄奘的關係極好，因此玄奘推薦道宣為西明寺上座。本文重新檢討顯慶元年（656）末建立智首碑的背景、玄奘回國前弘福寺的情況、西明寺僧職的人選，發現道宣其實並不贊同玄奘門下的教學，反而極力讚揚、支持嚴厲批評玄奘新譯經論的弘福寺靈潤。原來的弘福寺門風強調禪定、戒律等佛教實踐，玄奘回國後首先在弘福寺譯經，原來的禪院被改為翻經院，並從全國各地徵集義學高僧至弘福寺。玄奘至弘福寺的種種舉措很可能改變了弘福寺的風氣。顯慶二年（657）左右，玄奘與高宗、武后之間產生矛盾，重視禪定、戒律等佛教實踐的僧人（智首弟子道宣、弘福寺靈潤等僧人）又重新取得國家寺院的領導權。道宣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選為西明寺上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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