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或君主之學 弗朗索瓦.貝尼耶 著 9787507769197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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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法國國禮中譯迴流本。

內容簡介
《孔子或君主之學》（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又譯為《論語導讀》），1688）乃是首部《大學》《中庸》《論語》的法文譯本，其作者為17世紀法國學者弗朗索瓦;貝尼耶（Francois Bernier，1620-1688）。
該書內容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作者撰寫的導言；第二部分為《大學》《中庸》《論語》三書的法文譯文。第二部分又由三卷組成：第一卷為《大學》法文譯文，第二卷為《中庸》法文譯文，第三卷為《論語》分為10章的法文譯本。該書並非依據中文原文翻譯而來，而是基於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等多位耶穌會士譯著的拉丁文版《中國哲學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翻譯而來，不過貝尼耶對原文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解讀。與耶穌會士們的拉丁文巨著相比，貝尼耶的法文本《孔子或君主之學》使17、18世紀法國的普羅大眾皆能了解到孔子的思想。正如書名所寫的那樣，作者貝尼耶想要通過儒家經典為當時法國的王儲提供教育。
2019年3月，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法國期間，法國總統馬克龍向習近平主席贈送了一份珍貴的國禮，即本書1688年的原著手稿之一。因此，可以說該書既見證了中法文化交流的源遠流長，亦體現了中法關係的悠久與親近。翻譯法文首版《孔子或君主之學》在深化和促進中法關係、中法文化交流上有著重要的實踐價值；另外，亦為中法文化交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等領域提供重要的文獻資料，為學術研究的深入展開奠定文獻基礎，因此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
本稿即國禮法文版《孔子或君主之學》的中文回譯本。

作者簡介
作者：弗朗索瓦·貝尼耶（Francois Bernier，1620-1688），17世紀法國學者。他翻譯的《孔子或君主之學》，影響了伏爾泰等法國學者，為啟蒙運動提供了思想啟迪。
譯者：汪聶才，男，中山大學哲學博士，肇慶學院政法學院副教授，中國明史學會利瑪竇分會副秘書長，中山大學廣州與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兼職研究人員；主要從事明清中西文化交流、西方古代哲學、中外比較哲學等領域研究；主持教育部、廣東省、廣州市級社科項目各1項，參与國家社科重大課題子課題1項；已出版譯著2部：奧古斯丁著《論靈魂的偉大》（合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柏應理等著《中國哲學家孔夫子》（合譯，大象出版社）；在《學術研究》、《國際漢學》、《現代哲學》、《貴州社會科學》、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中國哲學前沿》）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十余篇。 PingZeller，原名陳萍，瑞士日內瓦大學文學院東亞研究部漢學系講師，日內瓦大學社會學院地理與環境系博士生。目前在日內瓦大學人文地理學家Jean-FrancoisStaszak教授和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梅謙立（ThierryMeynard）的共同指導下，撰寫博士論文Le regard europeen vers l』Asie au travers du cas du voyageurFrancois Bernier (1620-1688)（《一個17世紀歐洲旅行家的亞洲觀》）。
Ping
Zeller曾就讀於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並以論文《走近福克納》獲得比較文學碩士學位。本科與研究生期間曾在《人民日報》、《國外文學》、《俄羅斯文藝》、《讀者》、《書與人》、《東方文化周刊》、《長白論叢》、《南京師範大學文科基地科研論文選》等報刊雜誌發表論文、譯文數篇。出版的個人專著有FrancoisBernier et sa pensee confuceenne（《弗朗索瓦•貝尼耶及其儒學思想》），參与過的專著有《法語背景學生學漢語偏誤分析》，參与過的翻著有《1963年格林威治村——先鋒派表演和歡樂的身體》。
郝曉霞，哲學碩士，瑞士洛桑大學在讀博士。主要研究領域：貢斯當研究，政治哲學。

目錄
代序：論儒家文化的世界意義——以中國文化與啟蒙運動關係為中心 張西平 1
孔子或君主之學 1
致讀者：作為閱讀孔子的導言或鑰匙 3
第一書（《大學》） 5
第二書（《中庸》） 25
第三書（《論語》） 47
第一卷 47
第二卷 61
第三卷 71
第四卷 84
第五卷 97
第六卷 108
第七卷 120
第八卷 135
第九卷 143
第十卷 157
附 錄 173
人名對照表 173
地名與封號對照表 178
專名對照表 179
譯後記 182

精彩書摘
《孔子或君主之學》：
第一，要從全球史的長時段來重新理解中西文化之間的關係。有些學者把歐洲文化看成是一個「自我成聖」的歷史，外來文化對歐洲的影響不足為道，歐洲之所以能在文化交流中發展，根本在於它有極強的自我調整與發展能力。這樣的看法，無論是從世界經濟史，還是這裏所說的世界文化交流史來看都是站不住腳的。
百年以西為師，我們的確從西方文化中學到很多好的東西，至今西方文明仍是我們要繼續研究與學習的文明。但現在已經到了結束對西方文化的「學徒期」的歷史時刻，每日仰視西方文化的時代結束了。以平等、包容的學習一切文明、文化的基礎是對自己文化的自信。回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健康文化心態，是我們研究和處理中西文化關係的基點。
第二，要有一個文明互鑒的方法論。在文化交流中任何一種文化對異文化的接受都有一個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釋的問題。任何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融合都有一個變異、適應的問題。重新解釋后的異族文化已經經過了解釋者的加工，解釋者依據自身的文化結構對外來文化進行了過濾。這種過濾、解釋后的異族文化與原本的異族文化已經有較大的不同，在比較文學中有些學者將其稱為「誤讀」，從「哲學角度來說，這是一種正常的解釋，它有其合理的根據」，這種「誤讀」，這種「變異」，是有其自足性的。
這點當代解釋學大師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已講得十分清楚，我們在解釋和接受任何歷史知識時，我們本身的知識和境遇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他稱之為「偏見」。他說：「構成我們存在的過程中，偏見的作用要比判斷的作用大。」這個觀點是很有啟發性的，人們在對任何文化、歷史的理解中，已具有的「偏見」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這種「偏見」決定著我們對新東西的接受，「我們是被某種東西所支配，而且正是藉助於它我們才會向新的、不同的、真實的東西開放」。所以，偏見並不是什麼錯誤的東西，如伽達默爾所說：「偏見並非必然是不正確的或錯誤的，並非不可避免地會歪曲真理。」
伏爾泰對中國文化的接受，對孔子的解釋正是在他的「偏見」支配下進行的，這種「偏見」是他不可避免的，他在法國高舉起啟蒙的旗幟，反對宗教迫害，反對非理性的宗教狂熱，此時當耶穌會介紹到歐洲的儒學正巧是一種宗教寬容的「儒教」，是一種道德理性高於非理性崇拜的學說。它自然會引起伏爾泰的關注。這樣孔子成了伏爾泰眼中的孔子，中國宗教成了伏爾泰闡說后的中國宗教。
同時，伏爾泰理想的政治制度是開明君主制。他的這個政治理想，與古希臘的民主制完全不同，同樣羅馬的君主制也不能給予他們支持，因為愷撒也是經過選舉產生的。在西方他找不到思想的武器，而當時法國貴族制，僧侶階層嚴重阻礙著社會的發展。這時來華耶穌會士所介紹的中國政治體制、皇帝的專權和考試的文官制度有機結合，使這個龐大的國家運轉良好、社會富足，一個東方的榜樣出現在他們面前。這樣開明的君主制「在中國找到了他們的範例和根據。他們崇拜中國的理由其實很簡單。他們所以引證亞洲，是因為歐洲過去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作為他們的依據。但在遠東有一個與羅馬同樣古老的帝國，現在依然存在，人口和整個歐洲一樣多，沒有世襲貴族及教會的特權，由天賜的皇權通過學者一官吏的官僚機構來統治。這裏的模式適合於新君主主義者，是一個可以引用的範例」。由此，孔子被稱為啟蒙思想家的榜樣，中國政治制度被稱為他們的理想。

前言/序言
一、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典籍在歐洲早期的傳播
自從漢代張騫打通絲綢之路以後，四大發明作為中國古代物質文明成果，通過陸路與海陸向東南亞、南亞、西亞和歐洲傳播。造紙術和印刷術的西傳對歐洲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它使教育得以普及，從而推動了文藝復興，為基督新教的興起提供了物質的武器。火藥和火器的使用為新興資產階級打破封建貴族統治提供了有力的軍事鬥爭的武器。同時，火藥和火器的歷史作用還在於它們掀起了人類武器技術史中的一場革命，開啟了化學武器的新階段。英國科學史家貝爾納（John Desmond Bemal，1901-1971）寫得很明白：「中國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是文明和科學的巨大中心之一已經看出，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從希臘的抽象數理科學轉變為近代機械的、物理的科學過程中，中國在技術上的貢獻——指南針、火藥、紙和印刷術——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許是決定意義的作用。我確信，中國過去對技術的這樣偉大貢獻，將為其未來的貢獻所超過。」
17世紀英國學者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並不知道四大發明由中國人所做，他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印刷術、火藥和磁石，「這三項發明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把所有事物的全部面貌都改變了：第一種是在學術方面，第二種是在戰事方面，第三種是在航海方面，由此又引起難以數計的變化來，竟至任何帝國、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對人類事務方面的力量和影響都彷彿無過於這些機械性的發現了」。正如馬克思所說：
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
中國的精神世界，特別是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哲學與文化傳入西方還是在明清之際來到東亞的傳教士，甚至耶穌會士人華后才開啟的。
西班牙多明我會傳教士高母羡（Juan Cobo，1547-1593）是最早將儒家思想介紹到歐洲的人。他所翻譯的《明心寶鑒》是儒家通俗作品傳入歐洲的第一書。義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1543-1607）返回歐洲所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把「四書」中《大學》的部分內容譯成了拉丁文。首次將羅明堅的這篇譯文在歐洲正式發表的是波賽維諾（Antonii Possevino，1533-1611）。羅明堅返回歐洲后，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成為耶穌會士在華的領袖，他所提出的「合儒易佛」策略對西學東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不僅將西方的科學介紹到中國，同時也把中國的科學文化傳向歐洲。
「中國禮儀之爭」（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以下簡稱「禮儀之爭」）則是推動來華傳教士從事中國典籍翻譯的最重要事件。利瑪竇1610年去世后，圍繞著「譯名」「祭祖」和「祭孔」三大問題在耶穌會士內部爭論起來，隨後又演化為托缽修會與耶穌會之間的爭論。這場來華傳教士內部的爭論，很快演化為清廷與梵蒂岡之間的衝突。康熙帝為此先後委派多名傳教士前往歐洲，梵蒂岡則先後委派鐸羅（Charles-Thomas Maillardde Tournon，1668-1710）與嘉樂（Carlo Mezzabarba，1685-1741）兩位特使來華，但他們與康熙帝的會談都不歡而散。康熙就此事表態，凡是遵守利瑪竇規矩的，到內務府領票，方可在中國傳教，否則將其送回澳門。1742年羅馬教宗發布了《自上主聖意》（Ex quo singulari）敕諭，「禮儀之爭」才最終落下帷幕。
正是在「禮儀之爭」的推動下，來華的傳教士紛紛著書立說，翻譯中國經典。在考狄書目中，由「禮儀之爭」開始在歐洲出版的關於中國的著作就有260餘部。「17世紀歐洲關於中國的消息十分迅速地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