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頌新考 劉毓慶著 9787537868082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雅頌新考》非常主要的是對「雅」「頌」作了史的研究，而史的研究，當然是為詩的研究服務的。史的研究越好，越明確，詩的理解也就會越深入，越透徹；尤其是「史詩」和政治詩，如果不把相當的力量用在史的探討上，那就如同隔靴搔癢，摸不著邊。一般文學研究者往往忽略了這一點，以致在研究工作上，很難有所突破。《雅頌新考》之可貴，首要的正是在這方面做出了成績。
然而《雅頌新考》中，還有一部分是屬於詩的研究，特別是詩歌史的研究的，那就是《從看詩之功能的演變與賦比興的發展》。作者的主要論點是：詩的本義是「志」，是記事；而歌的本義是「永言」，是抒情。大體說來，《周頌》《大雅》屬於前者，《小雅》屬於後者。詩歌的發展，是由記事（周頌）到敘史（大雅）到抒情（小雅）。寫作方法上，《大雅》只達到了賦的階段，還談不上比興，比興來源於民歌（風）。作者考定「采詩」為宣王時制度。因「采詩」而引起了貴族詩人學習民歌的熱潮，掀起了詩歌革命，《小雅》即其成果。最後，作者還對怨憤詩作了論述。這些論點，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都令人耳目一新。其論據、論證，都可以說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總觀全書，處處體現了作者的專精與淵博相結合的特點。能於一般人不注意或不太注意的地方發現問題，能利用一般人不接觸或很少接觸的材料找出有用的東西來解決問題；能打破各類專業書的局限，廣徵博引，來確證論點。因此，他所探討的問題，都能卓然獨立、不同凡響。司馬遷自言：「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予于劉生亦云。我以為此書一出，一定會引起學術界的注意。讚揚、批評以至爭論，都是好事，都是「百家爭鳴」中應該提倡的好事。能引起爭論，本身就是貢獻。

作者簡介
劉毓慶，1954年生，山西省洪洞縣人。北京大學博士。山西大學教授。山西大學文學院、山西大學國學研究院原院長。中國詩經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先秦兩漢文史研究。著有《從經學到文學》《從文學到經學》《圖騰神話與中國傳統人生》《歷代詩經著述考》《詩義稽考》《上黨神農氏傳說與華夏文明起源》等著作三十余種。在《文藝研究》《文學評論》《文學遺產》《中國語文》《北京大學學報》《詩經研究叢刊》等學術刊物發表文章一百余篇。

目錄
《大雅·生民》新考——周族開闢神話考
《大雅·公劉》新考——公劉遷徙與周族社會的發展
《大雅·綿》詩新考——周族文明草創考
《文王之什》新考——文王之文治武功及文王之死考
從「二雅」怨刺詩看西周詩壇的民主精神——兼論周代的文藝政策
《頌》詩新考——「頌」為原始宗教誦辭考
《商頌》非宋人作考
《雅》《頌》詩的斷代
讀《雅》《頌》詩禮記
從《雅》《頌》看上古詩之功能的演變與賦比興的發展
詩人尹吉甫
評余冠英先生《詩經選》——兼與余先生商榷
論「雅頌」文學傳統——兼論中國民族之善良心性
後記

前言/序言
從《詩經》結集和孔子用它作為主要教材時起到今天，已兩千幾百年了，而它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卻始終沒有衰落。不管漢宋諸儒把它奉為經典也好，不管史學家把它作為史詩也好，或者像當代普遍把它看作文學中的詩歌總集也好，它的重要性都絲毫沒有降低。因之，自古迄今研究《詩經》這部書的人特別多。從《漢書·藝文志》和歷代「經籍」「藝文」等志與公私書目，到《四庫全書總目》所著錄有關《詩經》的著述，以至正、續《皇清經解》和近代人的專著與論文，真是成百累千，不可悉數。盛況可知。
在如此浩博的著述資料下，對《詩經》的研讀，應該沒有什麼問題，沒有什麼困難了吧？然而不然。一則一般讀者不可能讀那麼多參考書；二則即使博覽了群書，存在的問題也仍不少。如果我們把已有的著述，就每一問題作一個總結的話，就會發現幾種情況：一是史實上牽強附會，扦格難通；二是訓釋上異說紛紜，莫衷一是；三是還有不少章句舛訛、主題背謬之處；四是「六義」「四始」「五際」「六情」「采詩」「賦詩」「刪詩」「序詩」等方面的糾纏繳繞，尚不在內。這就說明《詩經》到今天，仍有不少值得研究、需要研究的地方，而且必須推陳出新，作更高更深更廣的研究。但這絕不是一般研究者所能勝任的。因此若干年來，凡是青年一代人想拿《詩經》作為研究課題的，我總是不支持，給他們潑冷水。因為《詩經》中的大量問題，都是經過多少年來，多少專家學者，反覆研討過多少次的。想要有新的突破，超過他們，恐怕不只是「勞而少功」，簡直是白費氣力！
然而劉生毓慶1978年的一篇論文，卻使我改變了態度。論文的題目是《商頌》非宋人作考。他敢於向權威——王靜安論定而為學術界公認了的問題——挑戰。以新論據、新論證，得出新結論，具有很強的說服力。論文在《山西大學學報》80年第一期發表后，被編入人民大學《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複印資料內。不少同志讀了，感到很驚訝，因為它遠遠超過了一般年青人所能達到的科研水平。從此，我支持了他對《詩經》中《雅》《頌》的研究。從1978年到1981年，他陸續完成了一系列論文，連頭一篇論「商頌」的文章在內，集為《雅頌新考》一書。成果是相當豐碩的。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研究《詩經》的重點，放在「雅」「頌」方面。這不但在研究上有補闕的意義，更重要的是，揭示了這兩部分詩的底蘊，提高了《詩經》的社會價值和歷史價值。本來對「雅」「頌」，漢宋諸儒是重視的，但他們之所以重視，卻是從封建的以至宗法的角度出發的。隨著封建制度和封建意識的崩潰，他們的著述，不但無助於理解原詩，相反給原詩罩上了一層迷霧。近世文學史家大都從文學角度出發，這是《詩經》研究上的一大進步，但有不少人卻簡單化地把「雅」「頌」作為「貴族文學」，把「風」作為「民間文學」與之相對，否定了「雅」「頌」的價值，從而把《詩經》的研究變成了「國風」研究！因此作者的《雅頌新考》，是正視這一問題后的新的開始。
在「雅」「頌」的研究上，作者用力最勤的，是對周族和周代發展史的探討。他因詩求史，以史證詩史，明了，詩也透了。而他所用的史，絕不限於傳統的歷史書籍，而是包括神話傳說、古文字、考古文物在內的豐富而複雜的史料。像《新考》一篇，他就完全從神話方面進行考證。試看他文中的子目之一：《姜原即月母即西王母考》，初看起來，會感到離奇怪異，幾乎出於人們的想象之外，然而經過他的旁徵博引和交互錯綜的論證，卻終於令人信服地撥開迷霧而見到原始傳說所反映的歷史真實。另一子目：《姜原棄子為生瓜形怪胎考》，不只說法新穎，而且千古解釋不通、難於體會的詩句，一下子豁然冰釋。
在周族發展史上，公劉是建有偉大功績的重要人物，作者就《公劉》一詩作了卓越的考證。他在對《生民》詩「有邰家室」的說明中，連舉五難批駁舊說以邰為周之起源地之誤，而此篇則明確指出：「周族起源於古邰國的傳說，完全出於後人的附會」，而公劉舉族遷徙的出發地，則在今甘肅北部敦煌、安西一帶。對此，他用大量的資料，作了詳盡的說明；尤其是公劉的三次遷徙，以第二章的「于胥斯原」、第四章的「于京斯依」、第六章的「于豳斯館」作為標誌，他認為「三句句法相同，胥、京、豳都是地名，而原、依、館則皆為行動，即每到一地方進行的活動」。同時，他還對這次周族大遷徙的預備、路線、行程和公劉領導的偉大作用，作了系統的描述。作者目光敏銳、論證細密，文章達到了科研的新高度。
對《綿》詩，作者認為是一篇「太王室父的小傳」，這不是新論，重要的是他具體變化了直父由豳到漆沮，由漆沮再到岐周和經營岐周的全過程，顯得合情合理。作者對原詩不僅訓詁上提出不少新解，重要的是根據商、周、犬戎（狄）的關係和甲骨文相互印證，對直父去豳遷岐的原因作了探討，結論是：周族之去豳是因失去了商的保護而被犬戎所迫。進一步他認為：「古公亶父築城郭、樹皋門、立應門，設置務全，為後世王者之法」，「無疑是在野蠻的荒野築起了一座文明的寶城，實可稱為周族發展史上的一面里程碑」。在《公劉》新考中，作者曾指出公劉尚處於石器時期，而此篇則認為已進入奴隸時代的邊沿，以「太王作周」為其標誌。雖難說已確鑿無疑，但不能不說是很有見地的見解。他給我們畫出了周族歷史發展的清晰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