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通識 鄭振鐸 9787559674906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何謂「通識」？
迄今為止，中國文學史已有很多版本，亦有不同寫法。
本書的目標是追求通俗性與知識性共存，這正是書名中「通識」二字的由來。
本書集結了5位大師的通識性經典著作，旨在以有限的篇幅，讓大眾讀者能夠直觀、便利地吸收到諸位名家的治學思想，並能清晰、完整地了解中國文學發展的主要脈絡和基本特徵。
本書是大眾讀者的上佳之選，相信每位讀者都定能從中有所收穫。

作者簡介
鄭振鐸、羅庸、錢基博、李長之、朱自清 著
鄭振鐸（1898—1958）
中國現代傑出的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
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並開始發表作品。曾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燕京大學教授、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文化部副部長。

精彩書評
◆木心（當代文學家、《從前慢》作者）
文學的ZUI高意義和ZUI低意義，都是人想了解自己。
◆巴金（現代作家）
人為什麼需要文學？需要它來掃除我們心靈上的塵垢，需要它給我們帶來希望，帶來勇氣，帶來力量。
◆葉聖陶（現代作家、教育家）
因為這本書的引導，去接觸古書，就像預先看熟了地圖跟地理志，雖然到的是個新地方，卻能頭頭是道。
◆陳福康（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研究員）
（20世紀）20年代遙遙領先的一部中國文學史，具有遠不可及的高屋建瓴的優勢。
◆端木蕻良（現代作家）
中國要是有所謂「百科全書派」的話，那麼，西諦（鄭振鐸）先生就是ZUI卓越的一個。
◆吳小如（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
佩弦（朱自清）先生一向在發揚、介紹、修正、推進我國傳統文化上做功夫，往往能把頂笨重的事實或ZUI繁複的理論，處分得異常輕盈生動，使人讀了先生的文章，不惟忘倦，且可不費力地心領神會。

目錄
文學導論——羅庸
D一章 文學史方法論
第二章 中國文學史發凡
第三章 中國文學史發凡（續）
第四章 中國文學史上的幾個新問題與新見地
先秦文學——錢基博
第五章 先秦
第六章 秦
秦漢文學——朱自清
第七章 辭賦
第八章 《說文解字》
第九章 《史記》 《漢書》
第十章 古詩十九首釋
魏晉南北朝文學——李長之
第十一章 這一時期的基本歷史事實和文學發展大勢
第十二章 輝煌的民歌
第十三章 從蔡琰到嵇康
第十四章 大詩人陶淵明的前後
第十五章 文學批評的發展
第十六章 簡短的結論
隋唐文學——鄭振鐸
第十七章 隋及唐初文學
第十八章 律詩的起來
第十九章 開元天寶時代
第二十章 杜甫
第二十一章 韓愈與白居易

精彩書摘
文學導論
羅庸
D一章 文學史方法論
一、宗趣論
所謂「宗趣」，就是態度和目標的問題。我一向對於現代西洋的新史學，他們那種科學的精神，極表敬佩；但就我個人的興趣言，我治史的度態，寧願取法於中國的古人。新史學只是史料學，僅能用之於史料的整理；而中國傳統的史學，卻是要人通觀概覽，彰往察來。有意于著史，還得用這老辦法，非考史著所能竟其功。
我曾經說過兩句話，一是：「為明了一民族內心之發展，故治文學史。」民族是什麼？就是生活在同一文化環境里，使用同一種文字的一群人。我們把它看作一整體，從而彰顯其言行，就成為一個民族的傳記。為個人作傳，除了敘述其一生行實外，還要敘述其內心的發展。為民族作傳，亦不外乎是。民族的「行」，就是該民族的歷史；民族的「言」，就是該民族的文學。由此而論，一部文學史就是一部民族內心發展史，要把它的內心發展寫得不失真，才能達成文學史的任務，這部文學史也才會有價值。二是：「為測定一民族文學之前途，故治文學史。」這就是彰往察來的工作，中國傳統史家所努力的。於此，就要牽涉史觀的問題。我的史觀，姑名之曰「緣生史觀」。緣生是佛家的術語，佛家認為因緣合和而生萬法，這比西洋僅言的「因果律」，要圓密得多。因為一因生一果，未免說得太簡單了。宇宙間絕無突然發生的事物，必有其原因，而這原因絕非一，其成果，當是眾緣合和之所生。能夠放大眼光，窮索既往，自然可以知來。所以要測定一個民族的文學前途，必須站在文化史的立場，通觀該民族的文學發展史，始有所得。反之，一個文學史家，假如不能準確地語人以今後文學發展途轍，那麼，他的任務還是沒有達到，他的著作依然沒有傳世行遠的價值。這就是我所懸擬的目標，也就是治文學史的宗趣。
二、史料論
欲治文學史，必先有研究的對象，這對象就是各種各樣的史料。關於史料的應用與處理，常有基礎的知識，故為史料論。
（一）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
ZUI直接的史料，就是作者的手稿。一經轉寫，就多少會失真；再經傳刻，而未經作者的校訂，或者更由他書所轉引，即就是間接的史料了。比如陸機的《文賦》，欲考究之，若取材於嚴可均的《全晉文》，那就是間接的史料；若取材於胡刻《文選》，就稍進一步；若取材於唐寫本（有正書局影印唐陸柬之寫本，及日本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古抄本），自為近真。再如諸葛武侯的《隆中對》，若取材於殿本《三國志》，不如依據王獻之的帖，時代早，不一定就對，但以其近古，總要可靠些。所以我們應當儘可能引用近似的直接史料。
（二）正史料與副史料
正史料就是一個作者的文集或詩集，副史料則是他人的徵引或轉述，此等副史料，大有助於校勘，為研究文學史者所不可忽。
（三）史料之認識與鑒別
1 史料之認識
（1）口傳與筆著。直到今天，還有許多民間故事和歌謠，傳之於口耳，而未著之於竹帛。古代像這樣的事，一定還很多。其著于竹帛的，如古人的嘉言懿行，有《尚書》；古人的歌謠樂詩，有《詩經》。我們治文學史，對於這些資料何時開始流傳，還可以暫且不問；何時開始寫定，就應當追究了。因為口傳的史料，時間和地點，往往不正確，不應矯枉以求之。聽者的興趣，只在故事的本身；其筆之於書，從可覘知宗趣之所向。且如孟子告訴萬章關於舜的故事，這當中就包含有他個人的理想，今人硬要說這是絕對的信史，或說是孟子在造謠，這就是對於史料的認識還不夠。再如《戰國策》中大鳥的故事（三年不飛，一飛衝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有人說是楚莊王的，有人說是齊威王的。假如專在這上面來討論是非，那就是對於史料的認識還不夠正確。還有口耳相傳的故事，常常是踵事增華，時代愈晚愈詳盡。據之為信史，那就是受騙了。如像宋玉，ZUI早見於《史記》的《屈賈列傳》，僅錄其名，但在後人的短書小記中，卻備詳籍里生平，說得活靈活現，如像宋玉故宅等，真是鑿鑿可指。在文學史中，若不加別擇，隨便徵引，那就貽笑大方了。
（2）簡策與篇卷。《漢書·藝文志》錄有劉向校書的注，說某書脫了一簡，漏去二十五字或二十四字，後人遂據以為定製，認為漢簡字數一定是這麼多。在讀《古詩十九首》1 的時候，一定會認為「上有加餐飯，下有長相憶」兩語是「尺素」的撮錄。其實，漢代的簡札有別，漢人短札，其長不過五六寸，能夠容納的字數實在太有限，「加餐飯」「長相憶」六字可能就是全文。這由ZUI近所發現的流沙墜簡可以推知。所以，治學貴乎多識，至成書後，一行大體不超過二十字。這種書寫的方法，對於後來詩的形式和音節，恐怕都有很大的影響。
（3）書寫的方式。古人書寫的方式，也不可不知。如像《墨子》中《經上》《經下》，末後有一小注說：「讀此書旁行正無非。」別人不理會，所以讀不通。直到孫詒讓的《墨子間詁》出來，才算把讀法弄清楚。又如《韓非子》的「內外儲說」，也有上下左右的標註，我想這恐怕是寫成幾塊簡，所以才標註這些字樣來識別，混在一起讀，一定失原意，再如《左傳》裏面有經文、傳文，還夾雜上一些「君子曰」，我想象這是一本學生的筆記，先生講授經文時，旁徵博引，夾敘夾議，被他通同記下來，所以有這幾部分，其實應當細加整理和辨析，不要再混在一塊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