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市場之間的中國婦女 朱愛嵐 9787214287625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本書是加拿大漢學家、人類學家朱愛嵐教授的代表作。作者基於田野調查和文獻資料，記錄了改革開放背景下，中國婦女在具有挑戰性的環境下，如何發揮其能動性，充分利用國家政策和農村社區的即時結構所提供的資源，提高自身素質和職業技能以改善生活的生存智慧。展現了中國婦女在改革開放時代大潮中的重要作用和各方面變化，揭示了農村社會性別關係的整體結構變遷過程。

作者簡介
朱愛嵐（Ellen R Judd），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人類學系榮休教授，加拿大人類學聯合會原主席（2012—2013）。20世紀70年代，曾在北京語言學院、復旦大學和北京大學學習，1981年獲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1982—1984年在劍橋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主要研究中國北方及西南農村移民和農民工、女性、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等。著有《中國北方村落的社會性別與權力》《國家與市場之間的中國婦女》等。
蔡一平，第三世界女權主義網絡”新世紀婦女發展選擇”（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for a New Era， DAWN）的執委會委員。曾就職于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和中國婦女報社。多年來一直致力於社會性別與發展、反對基於性別的暴力、國際婦女人權等議題的研究、監測、培訓和倡導。曾就讀於北京大學和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並分別獲得歷史學和全球研究碩士學位。目前為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全球研究系博士候選人。
胡玉坤，北京大學全球健康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2005年從美國麻省克拉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到北大任教，曾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富布萊特學者(2013—2014年度)。先後擔任過聯合國人口基金、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及聯合國婦女署等國際組織的顧問/專家。目前是中國人口學會、中國婦女研究會理事等。研究興趣包括全球化，公共衛生與人口健康，氣候變化與人類健康，性與生殖健康，人口、資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及社會性別視域下的”三農”問題等。

精彩書評
本書是對當代中國婦女運動研究的重大貢獻。——《中國研究》（The China Journal）
本書對為實際性別利益而進行的集體組織活動進行了引人入勝的探討，充分實現了其幫助國際社會瞭解中國基層婦女的目標。任何對國家和市場如何塑造並影響中國公民生活感興趣的人都應該閱讀這本書。——《中國國際評論》（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目錄

第一章 引言 1
中國的婦女組織 3
一個農村社區 8
研究 11
婦女運動 17
第二章 素質的含義 21
精神文明 21
婦女素質 24
市場中的素質 30
第三章 中國特色的社會性別與發展 36
男工女耕 37
庭院經濟 39
“雙學”:早期構想 43
“雙學”的進一步發展 52
第四章 掃盲、教育和培訓 59
全國背景 59
數據與分析 63
識字狀況 64
教育 67
為男性提供的教育 72
培訓 73
系統培養 7
參軍 80
機會結構 82
第五章 基層組織 84
槐裡村 85
村婦和婦女委員會 87
婦女主任 95
鄉婦聯 108
縣婦聯 114
研究會 122
觀察 124
第六章 動員和競賽 125
實踐中的庭院經濟 127
“雙學” 134
項目 151
量體裁衣的裁縫工作 158
蘑菇栽培 161
肉雞與雞蛋生產 164
觀察 166
第七章 城市婦女的聯誼會 171
背景 173
婦女聯誼會 177
婦女協會和婦聯 183
婦女與國家權力 185
素質 191
第八章 反思 199
對素質的追求 200
婦女之間的差異 201
實際障礙和策略回應 204
變革的潛力 208
附錄 212
參考文獻 216
索引 224

前言/序言
第八章 反思
追求素質一直是頗成問題的一個主題，有待深入調查研究。不管是個人還是集體，自我修養的理念都是一個具有吸引力和挑戰性的命題，也是任何社會轉型方案所固有的主題。但對素質 (或所謂素質)的呼籲常用來對一些人設置障礙和加以排斥。正是由於這個隱蔽的議程，婦女運動和其他民主運動有理由對訴諸素質持謹慎態度，而代之以對包容和平等的強調。
與之相反的是，中國的官方婦女運動認為，追求素質是實現平等和婦女解放更宏大目標的一種手段。這實際上公然否認這兩個概念是衝突的，在抽象層面將它們調和起來的確是有可能的。然而在實踐方面，關於素質實際含義的曠日持久且多方面的衝突似乎正在發生。所有人可能都同意，素質具有優點，但素質包含什麼內容，如何對它進行評估以及它意味著什麼等等，都存在爭議。
簡言之，人們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位置。對素質的追求假如源自個人或集體自身，那麼，素質會助力潛能的發展，並創造各種可能性。然而，假如素質是由他人和外力強加的，對素質的追求會與排斥和行政級別實踐糾纏在一起。但是，自我與他者、內部與外部之間無法截然分開。即便就個人而言，區分它們可能也頗為複雜。就團體、組織或運動而言，這個問題就更複雜得多，對於聲稱代表她們自己和超越自己之廣泛利益的那些人而言，或許尤其如此。這使得如何理解群眾組織(如婦聯)和與之相關的人們(如婦女主任、協會成員或其他人)，成為一個具有挑戰性的議題。
按現代中國政治文化的慣例，大多數婦聯工作人員會回避籠統地討論這個問題，相反，她們將重點放在實用策略上。這種方法有很多可圈可點之處，它使本研究項目接近當代人類學特別是特殊民族志中的一種兼容方法。這項研究嘗試對追求素質的具體實例進行探究。
對素質的追求
我在山東聽到人們關於素質的論點，部分體現了一種為之辯護的觀點:就競爭而言如果婦女參與經濟和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受到質疑，那麼，婦女運動就準備接受這個挑戰。本書提到在改革主流中得到重視和提倡的各類素質中的”硬”指標，即教育、技術或專業方面的那些指標，以及可以通過經濟成功來衡量的那些指標。根據這些指標，婦女處於一種明顯劣勢，但有方法可以凸顯婦女現有的資格和貢獻，也有辦法使它們能夠得到明顯加強。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儘管婦女在獲取所有各級教育和就業方面取得了非常重要的進步，但性別差距依然存在，中國在這個時候仍有必要處理這個問題。重新強調專門知識是改革開放時代的特徵，在這種氛圍下，除非婦女運動解決了這個問題，否則它將很難獲得官方的認可和支持。關於平等的論點因政治色彩太過明顯，而且與革命議程(儘管有過去的局限性)聯繫得太緊密，以至於在這種氛圍中不受青睞。
與此同時，婦聯致力於對”素質”的概念化進行微妙的商討。它盡可能被表達為婦女們正在爭取的一系列積極目標，這便與要求整個國家謀求提高素質以實現物質和精神文明的意義相同。這就將婦女牢固置於當代中國開發全國勞動力戰略的主流之中，並使婦聯能夠對國家資源提出有針對性的要求。提高婦女素質的成就將服務於國家的全國性目標，同時將降低教育和專門知識上的性別差距。婦聯開展提高素質的活動主要表現在一些特定的目標上，特別是掃盲、技術培訓和收入方面。這些都是可以清晰闡明並衡量的目標，這些目標也有助於承認所取得的成就，不過離開了具體的討論，這些成就依舊隱而不見。
將提高婦女素質納入中國發展項目的主流之中，使婦聯有可能挪用關於素質之主流話語的一個維度，並為了婦女利益而加以採用。不過這也隱含地要求內化國家發展項目框架的中央集權及其市場導向的元素。雖然國家和市場都可以用來促進婦女的各種特殊利益，但這個框架仍然有其局限性。然而，素質和精神文明的概念相當模棱兩可，以至於難以讓人接受有利於加強婦女運動的解釋。由內化的主流框架所施加的限制與有可能超越那些限制的婦女運動之間，始終存在一種核心矛盾。
婦女之間的差異
這一策略的提出者和實現這一策略的工具是婦聯系統。婦聯具有雙重性，雖然處於邊緣境地，卻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它也代表了部分婦女群體，同時又有別于其他婦女。婦聯中的婦女在從事其婦女工作的職業時，既與她們負責代表其利益的婦女分離，同時又與她們保持聯繫。作為黨的婦女群眾組織，它們具有黨作為一個先鋒隊的某些特徵，即既代表人民，又領導人民。從合乎理想的角度看，這種關係應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一種緊密關係。但實際上，實現這一理想的協調存在著巨大的障礙，儘管在不同的情境下這些障礙的形式多種多樣。
從歷史上看，婦聯的大部分工作都在農村開展，因為婦聯的工作人員按定義是城市戶籍擁有者，她們之間存在較大的鴻溝。這一種特殊地位將她們與持有農村戶籍的農村婦女截然分開。儘管未經正式批准的人口流動使這種劃分日漸模糊，因戶籍制強化的城鄉差別仍是中國社會中很有影響力的一種劃分。婦聯因而並未直接融入中國農村婦女的世界，她們是從行政級別的外部而且是自上而下地進入到農村婦女的那些世界。婦聯的基層工作人員可能(而且確實)感到自己在國家的核心權力結構中處於不利而且邊緣化的地位，但她們仍是國家婦女運動的代表。她們真正進入到農村世界只能通過婦女主任，以及通過以某種方式與婦聯有聯繫的其他婦女(如女勞模、農村技術人員)。婦聯自身與農村婦女的距離以及婦聯對這一距離的意識，使她們強調進一步發展由婦女主任提供的基地以及可以作為”骨幹”的其他婦女的網絡，以便在中國農村開展婦女運動。正是這些人具有潛力成為農村婦女中的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ectuals)，而不是由婦聯的工作人員直接擔任這一角色。
圍繞勞動婦女和辦公室工作人員在城市也存在類似情況，但文盲、喪失教育機會、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義等問題卻不那麼嚴重。此外，城市婦女運動還會邂逅享有社會經濟優勢的婦女，這些婦女是國有和私營部門新精英階層的成員。為了擴大對這些婦女的影響力，婦聯正在吸納有權勢的婦女，後者擁有的資源和社會地位要比婦聯的那些組織者更高(在某些情形下高得多)。在這個方面，提高素質遭逢了行政級別問題，婦聯的組織者反而處於劣勢地位。這裡的目標是將精英婦女及其資源、聲望和權力吸收到有組織的婦女運動中來。通過這種機制得以展示素質，並能建構起支持婦女增強參與外部領域的網絡和機制，其中包括婦女中較高的階層。
鄉村和城市的環境都提供了更多樣化而且更為複雜的權力關係網，遠不是這裡能簡要概述的。但中心點在於，改革開放時代的婦女運動越來越需要從內部處理這些差異。婦女因為其地位不同而加劇了分層，這不僅僅源自其父親、丈夫或社區，而且更大的社會本身也出現了更深且公開化的分層。實際上，當代社會對素質的特殊要求與社會分層的強化直接相關。婦女運動對這個問題的反應是雙面的。一方面一直在適應並將它內化，這從婦女運動樂意接受並促進競爭中可以看得出來，其中包括了由外部力量決定其條件的競爭，以及競爭的標準立足於市場，而且超出了婦女運動控制的範圍。實際上，婦女運動將重點完全放在引導婦女在市場經濟中獲得成功，正是依賴這種適應和內化。
另一方面即便在明顯促進競爭的過程中，一場對抗內部分化和分層的運動也在靜悄悄地發生。婦女運動所組織的正式競賽與社會上盛行的更為寬泛的競爭精神是明顯吻合的，但更為克制。贏得獎項的那些人和被樹立為模範的那些人因而被期望為這場運動作出貢獻，並為處境最不利者提供幫助。原本可能沒有很大社會壓力團結起來的那些婦女(雖然這也通過其他渠道運作)，也被吸引到旨在抵制分化的活動中來。通過釋放市場力量的國家發展項目，假如以一種較少受制約的方式運作，那麼福利的分配將會更加不均衡。更廣泛拓展培訓和市場參與的婦女運動項目，試圖將更多婦女融入其中並從這種發展模式中受益。其困難在於試圖通過採用本質上是製造不平等的機制 (如市場和競爭)來抵消分化。
官方婦女運動持續且很公開地轉向了市場。特別是在農村社區，市場為對抗男性中心主義某些根深蒂固的形式提供了籌碼，也因為它允許婦女運動在主流社會中找到有利於自己的定位。它同樣持續地利用其自身作為國家一部分的角色，為實現更具有包容性的社會目標而控制並緩和市場力量。婦女運動策略的這個維度表現得更為微妙，這主要是為了與現在遭到質疑的早先那種政治和動員策略保持一定距離。但是，這些舉措背後的目的，正是為了婦女的利益而管理市場參與。如果不是為了這個目的，大可任由市場自由運作，也就無須婦女運動開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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