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鄉關係下縣域村鎮聚落體系規劃方法 李和平 謝鑫 肖競 9787030746191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面對現行村鎮聚落規劃設計方法存在「城市偏向」「就鄉村論鄉村」「地域適應性不足」等問題，《新型城鄉關係下縣域村鎮聚落體系規劃方法》旨在在城鄉融合發展背景下構建適用於新型城鄉關係的縣域村鎮聚落體系規劃方法。借鑒國內外相關理論與規劃經驗，從「重構特徵分析一重構動力識別一城鄉融合類型劃分一村鎮發展單元劃定一村鎮聚落體系優化」的研究路徑提出一套以「村鎮發展單元」為載體開展村鎮聚落體系規劃的方法。

精彩書評
提出縣域村鎮聚落體系的規劃框架，實證不同城鄉融合發展模式的縣域村鎮聚落體系規劃方法。

目錄

目錄
總序
前言
第1章 城鄉關係轉型背景下村鎮體系規劃的問題 1
1 1 我國城鄉關係演化的歷史過程 1
1 2 我國村鎮體系規劃的發展演變 12
1 3 城鄉關係轉型背景下村鎮體系規劃的問題 20
第2章 城鄉融合發展的典型模式與理論基礎 24
2 1 國外城鄉融合發展的典型模式 24
2 2 國內城鄉融合發展的典型模式 33
2 3 城鄉融合發展的基礎理論 42
第3章 縣域村鎮聚落體系的重構趨勢與特徵 48
3 1 研究區域與研究案例庫構建 48
3 2 不同地區縣域村鎮聚落空間重構趨勢 49
3 3 典型縣域村鎮聚落體系空間重構特徵 55
第4章 城鄉融合背景下縣域村鎮聚落體系規劃研究框架 70
4 1 共生理論指導下的城鄉融合發展 70
4 2 「單元式規劃」理念的提出與方法探索 75
4 3 基於「發展單元」的村鎮聚落體系規劃研究框架 82
第5章 縣域村鎮發展動力識別與城鄉融合類型劃分 88
5 1 縣域村鎮發展的影響因素與動力類型 88
5 2 城鄉融合理念下縣域鎮村發展的動力識別 92
5 3 不同地區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類型劃分 100
第6章 不同類型縣域的村鎮發展路徑 110
6 1 城鄉一體型縣域發展路徑 110
6 2 差異協調型縣域發展路徑 118
6 3 協同收縮型縣域發展路徑 124
第7章 縣域村鎮發展單元劃分方法 134
7 1 基於「功能-網路」關係的單元劃定技術框架 134
7 2 「功能」視角下的村鎮發展單元類型評價 136
7 3 「網路」視角下的村鎮發展單元中心確定 145
7 4 「網路聯繫」視角下的村鎮發展單元範圍劃定 149
7 5 實證案例 150
第8章 基於「發展單元」的縣域村鎮聚落體系規劃方法 164
8 1 城鎮發展單元的村鎮聚落體系規劃方法 164
8 2 農業生產單元的村鎮聚落體系規劃方法 175
8 3 生態保育單元的村鎮聚落體系規劃方法 188
參考文獻 195
附錄 206
後記 214

精彩書摘
第1章城鄉關係轉型背景下村鎮體系規劃的問題
1 1我國城鄉關係演化的歷史過程
城鄉關係是廣泛存在於城市與鄉村之間，兩者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聯繫（劉豪興，2010）。我國城鄉關係具有*特的歷史階段特徵，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以重工業為中心」到十九大以後「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我國城鄉關係逐漸由二元的「城鄉對立」向一元的「城鄉融合」轉變。系統梳理城鄉關係演化的歷程不僅可以描繪我國城鄉建設的大體脈絡，探尋我國城鄉發展的規律，還可以通過比對過去和現在，幫助深刻理解城鄉融合發展的歷史淵源和內在原因，讓人們在處理城鄉關係相關命題時可以有更全面的認識。鎮村體系是縣域範圍內由城鎮、鄉村共同組成的有機聯繫整體，與城鄉關係密切相關，縣域鎮村體系的研究不能就鄉村論鄉村，而需要「跳出鄉村」，從更大的城鄉關係、區域環境來統籌協調（楊貴慶，2019）。因此，在研究鎮村體系的相關內容前，有必要對我國城鄉關係的發展歷程建立一個正確的認識，作為研究的邏輯起點和基礎（王玉虎和張娟，2018），在此基礎之上再將鎮村體系放在大的城鄉關係背景之中，去探討其發展的總體趨勢與方向。
目前關於我國城鄉關係歷程劃分的研究較多，研究方法多以定性為主，主要從政策解讀（陳宏勝等，2016）、要素分析（杜國明和劉美，2021）、地方實踐回顧（張秋儀等，2021）等視角將我國城鄉關係的演變歷程分為不同階段。研究結論尚未達成一致，如有學者將我國城鄉關係劃分為「強制性以鄉促城」「市場化以鄉促城」「以城帶鄉」3個階段（趙群毅，2009），也有學者將其劃分為「城鄉分化」「城鄉對立」「城鄉融合」「城鄉一體」4個階段（杜國明和劉美，2021），還有學者將其劃分為「城鄉初始」「城鄉起飛」「城鄉不平衡發展」「城鄉統籌發展」「城鄉一體化發展」5個階段（趙民等，2016）。可以看出，我國城鄉關係歷程與演變特徵尚有待從多維度、多視角開展系統性研究，以便得到更為全面、科學的結論，形成城鄉關係發展的共識。
1 1 1城鄉關係演化分析框架
我國歷史發展經歷了劇烈的社會變革，城鄉關係的形成受宏觀政策環境和城鄉要素配置的雙重影響。20世紀50年代中國逐步建立起計劃經濟體制，政府期待在城鄉發展中起到決定性作用。1978年改革開放推動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國際資本、民間資本等市場要素參与到城鄉建設之中，但政府仍然起主導作用（陳宏勝等，2016）。可以看出，政府在城鄉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組織者」的角色，而市場則扮演著重要「調節者」的作用，因此「國家政策」與「城鄉要素」是解讀城鄉關係非常重要的兩把鑰匙。其中，「國家政策」是政府部門在不同時期針對當前城鄉發展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問題，提出的宏觀調控手段，對城鄉人口轉化、城鄉規模控制、城鄉產業轉型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而「城鄉要素」則是市場依據政策確定的方向和目標，驅動人口、資本、技術等在城鄉之間進行配置的結果。基於此，本書構建「政策變遷-要素流動」雙重視角下的城鄉關係分析框架（圖1-1），以宏觀政策變遷的歷史視角為主線，以城鄉要素配置的變化過程為輔線，通過雙線互動的形式來探討城鄉關係的變化。
1 1 2我國城鄉政策的演化特徵
政策變遷方面，本研究以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央一號文件等政策文件為基礎，增加其他人口、土地、稅收、城鎮化、鄉村振興、城鄉融合等專項文件進行補充。通過對上述城鄉政策文件的解讀與回顧，重新審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城鄉關係的演變歷程。
從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來看，其城鄉發展的政策導向基本與「五年計劃」一致。1956年黨的八大報告提出「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逐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強調了工業發展對國民經濟恢復的重要性。從黨的十大到十一大，我國提出以農業為基礎發展工業的模式，城鄉關係形成了「農業支撐工業」「鄉村孕育城市」的特徵。從黨的十二大到十三大，隨著國民經濟基本恢復，農村開始受到重視，「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和「鄉鎮企業發展」的提出大大促進了鄉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從黨的十四大到十五大，國家提出「農業產業化經營」，加大對農業農村設施、科技的投入，但受「城鄉收益剪刀差」的影響，城市地區的發展政策力度更大。從黨的十六大到十九大，面對城鄉二元差距的增大，「城鄉統籌」（2002年）、「城鄉一體化」（2007年）、「新型城鎮化」（2012年）、「城鄉融合」（2017年）等概念相繼提出，促進了我國城鄉關係逐漸由「城鄉二元」轉向「城鄉一元」的狀態。
從歷年中央一號文件來看，1982∼1985年的政策導向為逐步放寬農村商品、資金、人口流入城市的限制，如「農村供銷合作社改革」「允許農民資金流動」「農民落戶政策鬆動」「取消購銷政策」等；1986∼2006年開始通過「增加農業投入」、「農村稅費改革」和「鄉鎮企業改革」等提升外部動力的方式加強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調整工農城鄉關係；2007∼2017年則主要是採取健全農業「產業體系」、「市場體系」、「經營體系」和「服務體系」等完善農村內生動力的方式，建立城鄉一體化發展機制；2017年以後，國家對鄉村發展的政策集中在「體制完善」和「模式創新」上，先後提出「完善產權制度和農村要素市場化配置」、「完善『農戶+合作社』、『農戶+公司』利益聯結機制」、「健全農民分享產業鏈增值收益機制」和「把縣域作為城鄉融合的切入點」等要求。
從人口、產業、土地、稅收、經濟其他「專項類」重要政策文件來看，政府對城鄉關係的調控從「重城輕鄉」越來越傾向於「城鄉等值」的價值導向，如經濟體制經歷了「計劃經濟」（1954年）到「市場經濟」（1993年）的轉型，農產品流通經歷了「統購統銷」的制定（1953年）與取消（1985年），農業稅也經歷了「徵收」（1958年）到「免除」（2005年），城鄉戶籍制度經歷了「二元戶籍制度建立」（1958年）到「鬆動」（1984年）再到「改革」（1997年）的過程。
可以看出，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我國已經建立起適合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環境（胡鞍鋼等，2011），且已從經濟計劃轉型為綜合性規劃。回顧1949∼2022年的城鄉政策，不難發現，我國城鄉政策的制定經歷了工業優先導向、城鎮優先導向、城鄉協調導向再到農業農村優先導向四個階段（圖1-2）。
1 1 3我國城鄉要素的演化特徵
如果說國家政策對城鄉關係發展起到的是自上而下的宏觀引導作用，那麼自下而上直接對城鄉關係演變發揮作用的則是要素流動系統（閭海等，2018）。本書對勞動力、農產品、資金、土地、技術5個方面的城鄉要素流動情況進行研究，得到定量分析的研究結果，與國家政策的變遷分析互為補充，為我國城鄉關係轉型歷程的劃分提供更全面、更科學的研究依據。
（1）勞動力要素
從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的流動來看，「戶籍制度改革」和「有計劃地推進我國城市化進程」政策的提出對我國城鄉就業人口的影響較大。1958年為了解決落後的農業無法滿足工業化發展需求的問題，國家出台二元戶籍制度對勞動力實行計劃管理，限制農村人口流動，城鎮人口增長緩慢，直到1978年城鎮化率仍然維持在18%以下。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改革促進勞動力流動，城鎮化率**次提速，到1997年達到31 91%（圖1-3）。20世紀90年代國家提出「有計劃地推進我國城市化進程」，並實行「戶籍制度改革」，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至城鎮，我國迎來城鎮化率的第二次加速。1997∼2020年農村就業人口從49039萬人下降到28793萬人，農村就業人數回到70年代規模（圖1-4）。可以看出，我國勞動力的轉移主要發生在改革開放后和90年代以後兩個階段，一方面城鎮化與工業化發展形成「拉力」，對農村勞動力產生吸引；另一方面農業現代化發展改變了傳統低效勞作方式，單位耕地面積所需勞動力減少，在要素轉移上發揮「推力」作用。
（2）農產品要素
從農產品在城鄉之間的流動來看，1953年我國實行統購統銷制度，農產品在城鄉之間的流動受到限制，農村供銷合作社是城鄉農產品流通的主要渠道。直到1985年，國家才取消向農民下達農產品統購派購任務，逐步放寬農村商品流入城市的限制，如「農村供銷合作社改革」「取消購銷政策」等。2000年以後，為了適應現代農業發展，城鄉物流通道建設受到重視，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全面放開糧食收購和銷售市場，實行購銷多渠道經營，發揮市場機製作用，搞活農產品流通。200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積極發展現代農業紮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中提出大力發展農村連鎖經營、電子商務等現代流通方式。加快建設「萬村千鄉市場」、「雙百市場」、「新農村現代流通網路」和「農村商務信息服務」等工程。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提出支持電商、物流、商貿、金融等企業參与涉農電子商務平台建設。城鄉物流系統進一步完善。
（3）資金要素
從資金投入在城鄉之間的流動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較長一段時間，國家通過宏觀手段抽取大量農業資金用於發展重工業。1958年我國開始徵收農業稅，農業稅收額度從1958年的32 6億元增加至2005年的936 4億元，1985∼2005年農業稅收額度總計7976 9億元?。到2005年，應對日漸衰落的農村（如空心化、老齡化、精英流失等），中央到地方加強對「三農」的扶持力度，農業稅徹底免除?。從資金去向看，1978年以前每年國家財政用於農業發展的支出不足150 7億元，1978∼2002年農業支出緩慢增長，年均增長30億元。2002年以後國家採取「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方式扶持鄉村發展，2007∼2009年國務院明確提出要大幅度增加對「三農」的投入，繼續提高農村地區的財政投入、固定資產投資，增加農業農村補貼等???，如「種糧農民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家電下鄉補貼」等。2022年3月財政部發布的《關於2021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22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中顯示，中央財政銜接推進鄉村振興補助資金按照只增不減的原則安排1650億元，增加8476億元。自此，我國資金要素的投入逐漸由工業轉向農業，由城市轉向農村（圖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