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與《史記》研究年鑒.2019年卷 曹強 淩朝棟 趙前明 9787100225809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史記》研究者
《司馬遷與研究年鑒 2019年卷》在繼續延續往年欄目框架的基礎上，對2019年度關於司馬遷與《史記》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爬梳和匯總，對當年包括司馬遷研究、《史記》版本與校勘研究、《史記》相關考古研究、《史記》詞語和語法研究等方向的新場域、新發現、新成果進行了全面的展現。其中比較重要的成果，當屬對司馬遷生年爭議以公元前145年說作為階段性定論，為這一項千年疑案、百年論爭作出了拍板定案。本書是《司馬遷與研究年鑒》的第十六輯，排比成列，現當代學人對司馬遷與《史記》的研究歷程和脈絡，便可一覽瞭然。

內容簡介
《司馬遷與研究年鑒》（2019年卷），是我們編輯出版的《司馬遷與研究年鑒》第十六輯。
《司馬遷與研究年鑒》（2019年卷），基本保持了2018年卷的欄目框架。
編輯《司馬遷與研究年鑒》（2019年卷），得到了中國史記研究會、陝西司馬遷研究會、韓城市司馬遷研究會等組織的大力支持。

作者簡介
曹強，現任渭南師範學院副院長。凌朝棟，現任中國史記研究會常務理事、陝西省司馬遷研究會副會長，渭南師範學院人文學院三級教授。主要從事古代文學及其文獻學研究。趙前明，渭南師範學院副教授， 陝西省外國文學學會常務理事，渭南市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主要從事外國文學研究和教學工作。

目錄
學術前沿
司馬遷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論爭梳理學術研討會綜述 朱枝富
司馬遷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論爭回顧 丁波
一樁百年論爭學術公案的終結梳理 張大可
研究綜述
2019 年司馬遷研究綜述 黨藝峰
2019 年《史記》研究綜述 梁建邦 張晶
考古發現與研究
2019 年有關《史記》的考古發現 杜振虎
2019 年《史記》考古發現研究 杜振虎
版本整理與研究
版本與校勘研究 王曉紅
詞語考證與語法研究 韋愛萍
著作簡介與論文摘要
重要研究著作與論文集簡介（2019） 趙懷忠
重要論文摘要（2019） 馬雅琴
港台地區及海外研究
朝鮮金澤榮對司馬遷《史記》的批評與接受 王成
學術組織與專家
王立群教授 李淑芳
論文著作索引
司馬遷研究論文目錄（2019） 孫萍萍
《史記》研究論文目錄（2019） 孫萍萍
司馬遷與《史記》研究著作目錄（2019） 趙懷忠
研究動態
「《史記》與華夏文明」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史記研究會第十八屆年會在西北師範大學召開 高軍強
後記
約稿啟事

精彩書摘
一樁百年論爭學術公案的終結梳理
張大可
2019 年 5 月 26 日，司馬遷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論爭梳理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師範大學京師學堂召開。研討會由北京史記研究會與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聯合主辦。全國學術界受邀學者與北京史記研究會參會學者共 60 人與會。會議專題梳理司馬遷生年疑案百年論爭總成果，做出百年論爭的階段性總結，定案司馬遷生年。
《史記·太史公自序》和《漢書·司馬遷傳》，均未記載司馬遷生年，留下千年疑案。學術界推論司馬遷生年有六種說法，而有文獻依據，且合於司馬遷行年自述的有兩種說法，皆源於《史記·太史公自序》三家注。司馬貞《索隱》引《博物志》，「司馬遷年二十八」，繫於漢武帝元封三年，即前 108 年，依此推算，司馬遷生於公元前135 年。張守節《正義》，在漢武帝太初元年下按語曰，「是年司馬遷四十二歲」，太初元年為前 104 年，依此推算，司馬遷應生於公元前 145 年。兩說之差正好整十年。司馬貞與張守節兩人均為唐開元年間同時代人，又出自同一師門，兩人都是張嘉會的學生，各自以畢生精力注說《史記》，他們看到的資料當是同源的，十年之差是數字在流傳中發生了訛誤。若系《索隱》之誤，則「二十八」是「三十八」之訛；若系《正義》之誤，則「四十二」是「三十二」之訛。二者必居其一。
1917 年，王國維開啟司馬遷行年研究，他在上海《學術叢編》第十三卷上發文《太史公系年考略》，1923 年收入《觀堂集林》卷十一，改題為《太史公行年考》，全文不變。王國維考證分為三步。第一步用出土文獻漢簡記錄人物簿籍的行文款式證明司馬貞所引《博物志》文獻可靠，此王氏二重證據法。第二步用數字分書的「魯魚豕亥」常理：「三訛為二，乃事之常；三訛為四，則于理為遠。」推論《索隱》年「二十八」為「三十八」之訛，依《正義》推論司馬遷生於公元前 145 年。第三步，從司馬遷行年、師從、交流三個方面考證出合於「前 145 年說」的若干證據，涉及《史記》中十五篇「太史公曰」。王國維的考證，論點堅實，方法正確，邏輯嚴密，為爾後司馬遷生年研究指明了方向，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由於王國維第一次考證，論據多有疏失，也成為「前 135 年說」論者批評的標靶。
「前 135 年說」首發者為日人桑原騭藏，他在 1922 年日本《東洋文明史論叢》發表《關於司馬遷生年之一新說》，以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早失二親」為據，說司馬遷「早年」失去雙親，當然越早越好，應晚生十年為前 135 年。1944 年李長之在《中國文學》第一卷第二期發表《司馬遷生年為建元六年辨》，舉證十條力挺「前135 年說」，「早失二親」列為第一條。20 世紀 50 年代初，台灣施之勉與錢穆分別撰文參与討論，施氏主「前 135 年說」，錢氏主「前 145 年說」，均未引起重大反響。
1955 年，按王國維考證，司馬遷誕辰二千一百周年，當時中蘇兩國學術界籌備開展隆重的紀念活動。郭沫若在《歷史研究》第 6 期發表《〈太史公行年考〉有問題》，舉證三條駁難王國維，「早失二親」是最核心的一條，郭沫若稱是王國維的「致命傷」。郭文發表阻止了中國學術界的紀念活動，蘇聯學術界未受影響開展了紀念活動。這一背景引發了學術界的大討論。
從 1955—2018 年，圍繞司馬遷生年十年之差，學術界進行了三次全國性學術大討論。三次均是「前 135 年說」論者向「前 145 年說」發起的挑戰。20 世紀 50 年代中，由郭沫若批駁王國維而引發，這是第一次。20 世紀 80 年代初，由蘭州大學李伯勛在《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 年第 1 期發表《駁王國維〈太史公系年考略〉》而引發，這是第二次。第三次，即 21 世紀近年來的研討，由「前 135 年說」論者袁傳璋、趙生群于 2013 年提出，因《玉海》記載《正義》佚文提供鐵證，寫于中華書局點校修訂本《史記》前言，司馬遷生於前 135 年已定案，反對中國史記研究會籌備在 2015 年紀念司馬遷誕辰 2160 周年，要改為誕辰 2150 周年而引發。百年論爭與三次大討論，累計發表論文 120 余篇，雙方參与的學者約 80 人。中國史記研究會早在 2011 年就與渭南師範學院聯手籌備在 2015 年隆重紀念司馬遷誕辰 2160 周年，組織出版《史記論著集成》二十卷、《史記論叢》專輯六卷、《史記通解》全九冊、《中國史記研究會十五年》，總字數兩千余萬字，可以說是對 1955 年缺失紀念司馬遷誕辰 2100 周年的補課。中國史記研究會回應「前 135 年說」論者的挑戰，2015 年紀念活動正常舉行，會後用三年時間從 2016 至 2018 年專題討論司馬遷生年疑案。《渭南師範學院學報》《史學月刊》《管子學刊》，以及中國史記研究會、北京史記研究會兩會年會論文集《史記論叢》《史記研究》提供研討陣地。三年間，雙方發表論文共18 篇，「前 145 年說」論者發文 12 篇，「前 135 年說」論者發文 6 篇。
本次研討，有兩大特別亮點。一是論爭不刻意尋求「新證」來立論與駁論，而是回頭看，系統梳理百年論爭總成果，終結盤點力爭定案司馬遷生年。二是打破只在報刊上隔空喊話，「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要組織一次雙方面對面的直接對話，雙方亮劍，直指核心。2019 年 5 月 26 日的司馬遷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論爭梳理學術研討會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召開的。主辦方經過充分準備，為大會推出了兩本學術論著。一是《司馬遷生年研討論文集》，系精選百年論爭雙方核心論文 42 篇，按論爭時期分為五輯，「前 145 年說」與「前 135 年說」鮮明對照，每輯加有編者按，點睛要害，為司馬遷生年定案提供充分的研討理據。二是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張大可的《司馬遷生年研究》。該書正論八講，附論文七篇，以及百年論爭主要論文索引。該書最大亮點是對百年論爭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梳理，具有綜合性、綜述性，把百年論爭雙方所有觀點、論據，特別是論證方法都拎出來進行系統評說，力求做到無遺漏、無死角，既有立論，也有駁論，行文簡潔明快，以嚴密的邏輯做出了一家之言的終結定案，為司馬遷生年疑案的百年論爭畫上階段性句號。研討會的主題報告做了如下闡釋，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其一，梳理「前 145 年說」之源王國維篳路藍縷的考證，如前文所述：論點堅實，方法正確，邏輯嚴密，為司馬遷生年疑案研究指明了方向，其中有的論據疏失，必須修正，彰顯歷史事實，這恰恰是為了進一步論證王說。
其二，梳理「前 145 年說」後繼論者披沙揀金，從司馬遷自述的行年、師從、交遊等三個方面，考證出有 14 條支持「前 145 年說」的證據，形成有力的證據鏈，無可辯駁。
其三，梳理「前 135 年說」之源，郭沫若舉證三條，李長之舉證十條，皆有辨無考，無一條成立，是典型的在字縫中做考證。郭李二氏最得意的「早失二親」，是對史文的扭曲誤讀。「早失二親」的字面意義可以有兩解：一是指父母早已離去；二是指年紀輕輕「早失」父母。《報任安書》指的是前者，司馬遷寫《報任安書》時父母已離去近二十年，當然說「早」。而且在中國傳統禮制下，做兒子的無論多大年紀失去父母均可說「早失」，郭李二氏的扭曲解讀，別有用意。
其四，梳理「前 135 年說」後繼論者的「新證」，無一實證，其考辨方法是循環論證加編造史實，在考證煙幕下精製偽證偽考。司馬遷生於前 135 年，即建元六年是待證之果，「前 135 年說」論者作為已知的因，下推二十年為元鼎元年；然後編造司馬遷為博士弟子南遊，此為「二十南遊」之果，再逆推二十年為司馬遷生年建元六年，也就是用編造之果推出求證之因。所以循環論證即因果互證，乃是十分荒唐的文字遊戲。司馬遷自述行年在《報任安書》中說：「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長無鄉曲之譽」，指司馬遷「二十南遊」之前耕牧河山之陽，已成人而未受地方推薦，南遊之後還是靠父親恩蔭為郎，哪來的博士弟子出遊？此乃純屬編造。王應麟在《玉海》中改編《漢書·司馬遷傳》，自寫「漢史記」詞條，在元封三年後應該放《索隱》注的地方，王應麟改為《正義》，只表明王應麟的個人觀點，不具有任何版本價值。「前 135 年說」論者，編造王應麟依據皇家藏本，是唐寫本、古注本，還裝模作樣複原張守節《正義》的唐寫本、古注本，又前後兩次複原成兩種版本，如此偽造，欺矇讀者，已超出學術論爭而是學風問題了。
其五，匯總梳理王國維、郭沫若兩說百年論爭雙方的論點、論據，編製「司馬遷行年表」，王郭兩說對照列入歷史年表，在歷史事實的對照下，哪一種說法最為合理，一目了然。
通過上述五個方面的梳理，列表推演，《司馬遷生年研究》得出的結論是：
司馬遷生年兩說，只並存於三家注，王郭兩說王真郭偽不並存，司馬遷生於公元前 145 年可以為定論。
在研討會上，多數學者的發言認為，司馬遷生年兩說，王說一直是主流地位，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1959 年版的出版說明凝聚老一代學者的體會，也明確王說為主流地位。兩說仍然可以繼續討論，也期待更有力的鐵證，更期待「前 135 年說」論者對其說之源無一考據，其流無一實證，做出駁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