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邊的中國 (全2冊) 曹錦清 9787520734905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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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所在地: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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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黃河邊的中國 (全2冊)
ISBN:9787520734905
出版社:東方
著編譯者:曹錦清
頁數:876
所在地:中國大陸 *此為代購商品
書號:158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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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溫鐵軍讀者群、學者、教授、政府官員、長期紮根鄉村建設的工作者
本書告訴我們中國原處何地,現在何方,將欲何往?
2011年,《黃河邊的中國》這部「中國內地農村的百科全書」以巨大的現實感與深刻的歷史感與《孫子兵法》一起,被英國《衛報》列入人類有史以來100種「最偉大的非虛構圖書」。本書向我們展現了改革開放后,20世紀90年代中原鄉村社會「三農」問題產生的由來和真實面貌,由此引發了社會和政府對「三農」問題和農民處境的廣泛關注,也為後來的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堅實的事實參考。
曹錦清先生繼承了梁漱溟、費孝通等鄉建前輩在20世紀30年代所進行的關於中國鄉村建設與田野調查的優良傳統,由他直達村落、農舍、田間的現場所構成的這部著作,應該說是20世紀關於中國「三農」問題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是一部能讓我們認清自己的來龍去脈的書,對當今的中國農村建設與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內容簡介
本書是作者在1996年5月—11月期間深入黃河流域的河南地區的田野調查實錄,是一部當代中國少見的實證考察之作。作者足跡遍及豫東、豫西、豫南、豫北、豫中,走訪了數縣、數鄉、數十家農戶,並通過市、縣兩級黨校系統訪談了數十位縣、鄉、村三級官員,以逐日訪談紀要的方式,真實記錄了改革開放后20世紀90年代正在劇烈轉型中的中原鄉村的社會生活,並著力反映社會轉型過程中小農階層的利益、情緒與態度,生動展現了實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的廣大農民與土地、與市場、與血緣人情網路、與地方政府關係的變化和問題,也揭示了無形的傳統文化力量與人們迫切進行的現代化努力之間的強大張力。
本次全新修訂版增加了作者近20年來對於中國「三農」的新觀察和新思考,與原版本中20世紀90年代的情況形成對比,體現了「三農」領域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展現了國家多年來對「三農」問題的持續關注以及為更好的解決「三農」問題而進行的堅持不懈努力。

作者簡介
曹錦清, 1949年生,浙江蘭溪人。中國著名社會學家,「三農」問題專家。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於2019年退休。主要著作有《現代西方人生哲學》《平等論》《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走出理想的城堡——中國單位現象研究》《中國七問》《黃河邊的中國》《如何研究中國》等。其中,《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目錄
全新修訂版說明
前言
上編 初入中原(1996年5月12日—6月26日)
一、開始調查之前
5月12日 用何種方式進入調查現場
5月13日 認識湯小平
5月14日 參觀大相國寺
5月15日 得到開封市委黨校的協助
5月16日 信步鐵塔公園
5月17日 包公祠斷想
5月18日 在開封大學演講——從包公現象談傳統與現代化
5月19日 親臨黃河
5月20日 在河南大學演講——再談傳統與現代化
二、豫東之行——訪開封市
5月21日 中原鄉村調查第一站——D鄉L村
5月22日 劉家年收支明細賬
5月23日 一場意想不到的風波
5月24日 「護身符」與「明白人」
5月25日 再訪村會計
5月26日 誰在發家致富競比中佔據優先地位?
5月27日 農民與鄉村民主問題
5月28日 如何理解「三農」與地方政權之關係?
5月29日 楊教授的「黃河課」
5月30日 來到X鄉——一個李永成所熟悉的人情網路
5月31日 鄉政府的困境
6月1日 一邊修族譜一邊外出打工
6月2日 一位普通農戶的收支情況
6月3日 難以統計的「黑孩子」
6月4日 「能人」與「村霸」
6月5日 訪農民企業家蔡化幸
6月6日 「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參觀焦裕祿陵園
三、豫中之行——訪名村
6月7日 聞名遐邇的南街村
6月8日 只能參觀不能「入場」的南街村
6月9日 南街村的「能人」現象
6月10日 八里橋話關帝——談以恩報觀念為中心的結合精神
6月11日 竹林村的帶頭人——趙銘恩
四、重返開封
6月12日 誰來支付高昂的水利投資?
6月13日 當代採風
6月14日 內地的跑官、買官現象
6月15日 「8·16」事件
6月16日 「4·28」事件
6月17日 窮病與富病
6月18日 「杞人」之憂
6月19日 村民對來訪者的防範之心
6月20日 「有白饃吃,我們都心滿意足了」
6月21日 一個值得重視的婚配現象
6月22日 三起糾紛
6月23日 四年換了四任縣委書記
6月24日 念天地之悠悠
6月25日 再談晉商精神與包公現象
6月26日 告別開封
下編 再入中原(1996年9月6日—11月21日)
一、調查前的準備
9月6日 歷史與理論坐標上的社會調查
9月7日 商談第二期調查事宜
9月8日 農民的「三害」之苦
9月9日 閻部長的兩條指示
二、豫中之行——訪漯河市
9月10日 「富民工程」真能「富民」嗎?
9月11日 陞官圖
9月12日 參觀「小康示範村」
9月13日 糊塗的「明白卡」
9月14日 訪林果專業村
9月15日 堪憂的政績工程
9月16日 勞民傷財的度假村
9月17日 一本有趣的通訊錄
9月18日 鄉村婚俗:「壓床」與「塞顆豆」
9月19日 出師未捷身先死——游武侯祠
9月20日 捉襟見肘的縣財政
9月21日 一個走出傳統封閉鄉村的女性

精彩書摘
奉獻在讀者面前的這部書,可以說是《當代浙北鄉村社會文化變遷》(1995年12月第1版上海遠東出版社)的姊妹篇。這對姐妹,神應契合,貌卻相異。說其「貌異」,是因為這兩部書的調查範圍、時間跨度與敘述體例各不相同;說其「神合」,是因為這兩部書有著共同的企盼,即為這個我們身處其內並攪得我們心神不寧的社會文化急劇變動過程,提供一點真切的感受與切實的理解。
觀察轉型過程中的中國社會,可以有兩個不同的「視點」(或說「立場」),每一個「視點」可以有兩個不同的「視角」:第一個「視點」的兩個「視角」是「從外向內看」與「從上向下看」;第二個「視點」的兩個「視角」是「從內向外看」與「從下向上看」。何謂「外、內」「上、下」?所謂「外」,就是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範疇。「從外向內看」,就是通過「譯語」來考察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所謂「內」,即中國自身的歷史與現實,尤其指依然活躍在人們頭腦中的習慣觀念與行為方式中的強大傳統。所謂「上」,是指中央,指傳遞、貫徹中央各項現代化政策的整個行政系統。「從上向下看」,就是通過「官語」來考察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所謂「下」,意指與公共領域相對應的社會領域,尤其是指廣大的農民、農業與農村社會。所以,「從內向外看」與「從下向上看」,就是站在社會生活本身看在「官語」與「譯語」指導下的中國社會,尤其是中國農村社會的實際變化過程。
這兩個「視點」具有相同的重要性。雖然由於「視點」不同,「視域」各異,但可相輔相成,共同深化我們對自身所處的社會狀況的認識。就我本人的經歷而言,卻有一個由「從外向內看」到「從內向外看」的認識轉移。1988年前,我一頭鑽入「譯語」。「譯語」中不僅有著令人興奮的成套價值目標,也為我們提供各種認識工具。然而,源於西方社會的價值目標能否作為我們民族的「應該」而鑄入中國社會現實中去?光停留在「應該如何的多嘴多舌之中」(黑格爾語),不如去研究「應該」何以懸浮於嘴上而難以進入實踐的社會方面根源:源於西方社會的認識工具一旦移譯到中國,也往往失其所指而單純成為「應該」,無所指而強為之指,或削足適履,或指鹿為馬。這番經歷使我認識到,必須走出「譯語」,從另一端去觀察中國社會。1988年10月,我與我的朋友打點行裝,重新返回農村。前後四年,便有《當代浙北鄉村社會文化變遷》一書的出版。1996年5月,我隻身來到河南,漫遊中州大地,沿途所看、所聽、所談、所思、所慮便是這部《黃河邊的中國》。
中原鄉村社會是「向內、向下看」的理想場所。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原鄉村相對於「現代化」起步較早較快的沿海地帶而言屬於「內地」的範圍,鄉村社會相對於政府而言屬於「下」的範圍,更是因為這片古老的黃土地是我們中華農耕文化得以發源、定型且連綿不絕的基地。傳統從來都是一種現實的力量,它既記錄在歷代典籍之中,也活在人們的觀念、習俗與行為方式之中,並直接影響著各項制度的實際運作過程,不管這些制度是用什麼樣的現代名稱來顯現。因而,在某種意義上,所謂「從內向外」「從下向上」,即從傳統的角度去看現代化過程。這一視角的重要意義在於:中國現代化的目標、實現途徑及速度,歸根到底是受中國農民、農業與農村現代化的目標、實現途徑與速度制約的。
對於鄉村社會調查來說,第一個大問題是如何「入場」,第二個大問題是如何保存「現場」。對於調查者來說,中國逐級劃定的行政區劃受其行政長官的嚴格管控,在其管轄地內到處樹立著一塊無形的「閑人莫入」的告示。官員的防範與村民的疑慮足以使陌生的調查者裹足難前。正式的「入場」方式只有一途,那就是通過官方的許可與支持,自上而下地逐級深入。這一「入場方式」的缺陷是,「入場」環節太多,應酬耗時太多,且官員陪同入場本身極易「破壞」現場,從而使調查失實。另一條非正式的「入場」途徑是:啟用親友關係網路。依據這條傳統習慣所認可的途徑,既可「入場」,又能「保存現場」。此次中原調查,我就是沿著市、縣黨校的各位朋友所提供的「親友關係網」而直達村落、農舍的。
訪談式的田野調查,既不是單純地按預先擬定好的理論框架去收集資料,也不是根據調查資料歸納出一般的結論。一切預設的理論框架差不多直接或間接地來源於「譯語」。有了它,很可能套裁「事實」,從而歪曲真相;但沒有它,我們甚至無法發現「社會事實」。為了解決社會調查過程中必然遇到的這個「兩難問題」,我所採取的方法是:暫時把預設的理論框架「懸置」起來。所謂「懸置」,既非「拋棄」,又非用以套裁社會事實,而是讓一切可供借用、參考的理論、概念處於一種「待命」狀態,調查者本人則時時處於一種「無知」與「好奇」的狀態,直觀社會生活本身。「無知」是相對於「熟悉」而言的,而「熟悉」或「習以為常」恰恰是理解的最大敵人。只有「無知」「陌生」而引起的「好奇」,才能讓開放的心靈去直接感受來自生活本身的聲音,然後去尋找各種表達的概念。調查過程,其實是「理論」與「經驗」兩個層面往返交流,相互修正、補充的過程。只有通過這條艱辛之路,才能有望找到能夠理解社會生活的真正理論。
然而,我並沒有找到能夠有效地解釋農村社會並指明現代化出路的理論。我期待于這部「紀實」的作品,能夠替中原鄉村社會保留一段信史,恰如攝製若干照片。在所看、所談之中,夾雜著一些思考,但這些思考遠未形成理論,更多的是一些關切與憂慮。在中原大地沿路凡一切有牆的地方,差不多都寫著諸如「大跨度,超常規,爭一流」「誰發財,誰光榮;誰貧窮,誰無用」之類的口號,一向「知足常樂」的村舍與村落也概無例外地捲入競逐財富的行列之中。各級政府官員都在制定雄心勃勃的追趕計劃,然而,實際狀況是,日益龐大、權力逐漸集中的地方政府,到處在與農民爭食那塊很難做大的老蛋糕,地方財政用於「吃飯」「辦公」尚且拮据,遑論「辦事」。恰如陷入泥潭而高速運行的車輪,無法推動車身前進,徒耗能源而已。看來,單純的趕超戰略,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我們應該把注意的重心從「應該」如何轉到「是怎樣的」及「可能如何」方面來,並重新確立我們的「應該」——確定我們民族的主體意識與主體目標。這是一個關涉到我們民族前途與命運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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