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途東歸-朝向中國道路的思想突圍 章永樂 9787547322444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簡介
第一章 永樂，浙江樂清人，北京大學法學院長聘副教授，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博士（2008），北京大學法學學士（2002）。著有《舊邦新造：1911-1917》《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此疆爾界：”門羅主義”與近代空間政治》。兼任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

精彩書評
新世紀初出國留學的華夏子弟，大概都會立刻被標題中的”西途東歸”四字打動。作為同代學人，我認為與永樂兄之前出版的專著相比，本書更充分地展示出一位優秀學者”東歸”以來的心路與學路歷程。在書中各章 內容的精彩與深厚之外，本書也將因此而具有學術史意義。
——王獻華（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所長）
批判式的閱讀，在於將”經典”去神聖化，並放置於彼我之學理脈絡中對照理解。永樂的讀書與治學，清晰表達了應該如何推動思想版圖的變化：西行求索的同時，須臾不忘東歸，方能建立精神的獨立與知識的自主。
——宋念申 （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教授）
永樂兄是一位不安於學術建制的”海龜”，其思想歷程在我們這一代學人中具有某種典型性，他的經歷和思考常給我這樣的”土?”帶來巨大衝擊和啟示。他常常對思想文本表述的”真理”持懷疑態度，而習慣于追問文本及”真理”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這種思維方式可以深刻塑造關於”古今中西”乃至一切事物的認知。
——陳柏峰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院長）
出走是為了歸來。在本書記錄的充滿坎坷、矛盾、彷徨的自反歷程中，永樂清楚地向我們展現了一個極具普遍意義的覺悟：恰是在向著自我的回歸中，他者的意義開始向我們顯現；也恰是在向著中國的回歸中，世界的內涵在真正在我們眼前展開。
——殷之光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目錄

第一編 歷史推遲終結？
歷史推遲終結？
讀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 003
“帝國式主權”降臨了嗎？
重思奈格裡與哈特的主權與全球化論述020
失衡的議程
讀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067
第二編 異域的穿越者
天使入魔？
重思《關於馬基雅維利的思考》 079
馬基雅維利是”平民主義者”嗎？
評麥考米克《馬基雅維利式民主》 104
一位美國”複轉軍人”的”學戰”生涯
重讀伯爾曼《法律與革命》 129
也許是哈布斯堡（PERHAPSBURG）？
評克拉斯特耶夫《歐洲的黃昏》 140
第三編 過去之未來
過去之未來
論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 155
通向民族自覺的歷史進程
讀黃興濤《重塑中華》 192
從秋菊到 WTO
再論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 217
絡德睦的《法律東方主義》未講的中國故事236
尼采《歷史的用途與濫用》與現代中國的歷史敘事254
第四編 概念的刀鋒
賢能政治的未來
讀貝淡甯《賢能政治》 267
盧梭與抽籤
讀王紹光《抽籤與民主、共和》 289
“認證能力”的學術認證
讀歐樹軍《國家基礎能力的基礎》 303
後記314

前言/序言
我撈起島嶼
和星星般隱逸的情感
我親吻每一座墳頭
讓它們吐出桑葉
在所有的河岸上排成行
劃分著大江流向
劃分著領土
——海子《東方山脈》
一個品書人的”西途東歸”（自序）
一
據《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玄奘法師前往天竺取經，在那爛陀寺等地精修佛法十餘年，學成之後，代表戒日王朝君主信奉的大乘佛教，參加在曲女城舉辦的無遮大會，與代表其他教派的天竺高僧辯論，大獲全勝。[1] 玄奘法師載譽東歸後，十九年內翻譯經論達七十五部共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翻譯強調譯文的忠實、精準，成為佛典翻譯史上的一大分水嶺。而玄奘法師奉唐太宗之命口述成文的《大唐西域記》，可謂法師學術工作之外的”智庫”工作成果，獲得了唐太宗親筆批示，為唐初中央政府處理西域軍政事務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後來更是成為那些疏於記錄歷史的南亞國家考古發掘和歷史敘事重建工作的重要指南。這段故事在今天成為多元文明交流與互鑒的佳話。玄奘仰視天竺的經典，而他背後的大唐在政治與文化上是充滿自信的。
不過，《西遊記》所普及的玄奘法師形象是圍繞著”西天取經”展開的，並沒有涉及《大唐西域記》的情節 ；故事的背景裡只有”東土大唐”在西域的威望，但沒有大唐在西域的開拓，這大概和明朝的講述者、編輯者與西域的心理距離感有關係。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不知道有多少負笈海外的中國留學生的腦海中浮現過這個普及版的玄奘身影：他前往”西天”取經，在留學目的地獲得殊榮；”西途東歸”之後致力於精譯佛經，”普渡眾生”。這個形象對我們這些留學生來說，具有極大的激勵意義。玄奘所求取的”真經”，乃是精神秩序的經典，大唐在物質層面是否比天竺更發達，並不會影響這些經典的價值。與此不同的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留學生之所以踴躍前往西方，首先是因為長期以來，西方在物質力量的層面對非西方世界形成”降維打擊”，進而在精神層面將自身樹立成現代文明的典範，造就了一種深入人心、乃至於不言自明的信念：要建設現代文明，不能不師法於西方。
留學成為一股大潮，並非從上世紀80年代才開始。如果說選派”留美幼童”只是清政府小範圍內的試驗，在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制度這個本土傳統積澱最為深厚的人才認證與選拔機制之後，留學作為晉身之途的地位不斷上升，而日本在當時是接受中國學生最多的留學目的國。僅1905年，中國留日人數就從1904年11月的2557人猛增至8000餘人。[2] 而從1908年到1910年前後，中國留歐學生總數亦不過約500餘人[3]，留美人數更少。留日路途近、耗資少，中日語言相近，更重要的是，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從西方眼中與中國同列的所謂”半文明國家”躋身於與西方列強同列的”文明國家”，其”速成”的改革包含了對西學的選擇性吸收與轉化的經驗，對當時中國的許多決策精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此，東渡就成為一種間接的”西天取經”，而法政類專業則是最為熱門的留學專業。許多近代中國的大人物與大事件都與留日有關 ——同盟會是在日本成立的，晚清革命派與立憲派的主要論戰，也是在日本發生的，民初革命派陣營仍然以日本為基地進行反對袁世凱的動員；許多重要的思潮都是從日本傳入。即便在北洋政權內部，留日精英從數量上同樣遠超留美、英、法、德、俄等國的精英。
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了戰前的”大國協調”體系，[4]戰後的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未能重建有效的”大國協調”。隨著大國之間模式與道路的競爭加劇，中國留學生的目的國進一步多樣化，在日本之外，英、美、法、德、比、奧都吸納了不少中國留學生。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留學美英兩國的比例不斷上升。國民政府又比北洋政府對於全國教育具有更強的掌控力，對留學的學科方向進行調節，使得學習理工農醫（即所謂”實科”）的比例有所上升。錢鐘書的小說《圍城》描繪了當時的留學生態以及不同留學生群體之間的”鄙視鏈”。而代表了新的社會模式與道路的蘇聯，則成為日本與西方列強之外的選項，許多懷抱革命理想的中國青年前往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簡稱”中山大學”）、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政治與軍事。
自從19世紀以來，中國已經有好幾波”西天取經”的潮流，但是不管中國人多麼虔誠地學習，認真地自我批判，總是很難獲得列強的接納，甚至不斷遭遇到新的打擊。在1949年所作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梳理了1840年以來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真理的浪潮，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5] 這是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直擊舊國際體系的本質。
事實上，在近代世界史上，自居文明”教師爺”的列強不僅喜歡侵略”學生”，它們相互之間的相處之道也好不到哪裡去。近代歐洲戰爭法產生于列國並立的格局，主要關注戰爭應當以什麼樣的程序來發動和進行，但並不限制戰爭本身。在美國通過二戰確立在西方陣營內”定分止爭”的霸主地位之前，歐洲列強相互之間開戰是家常便飯。俄軍、德軍曾經佔領巴黎，法軍曾佔領莫斯科、柏林，而歐洲的弱國命運甚至可以比中國更悲慘，比如波蘭曾經數次被列強瓜分。在二十世紀戰爭法進入到”限制戰爭”階段後，它在很多時候又成為區域或全球霸權國家藉以實現自己利益的工具，中東歐的地圖一再被重畫。
法國學者、七月王朝的首相弗朗索瓦 基佐（Francois Guizot）曾經為歐洲列國並立的狀態而自豪，認為在這種狀態下，沒有一種原則、組織或勢力能夠主導歐洲，這使得歐洲孕育了充滿多樣性和豐富性的文明，具有極大的優越性。[6] 基佐用”自由”和”多元”的話語將猛獸式的競爭乃至戰爭包裹起來。後來的事實告訴我們，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都發源於歐洲，21世紀規模最大的戰爭，也同樣發生在歐洲。在18-19世紀，即便是歐洲的國家，在實力弱小並缺乏有利的大國均勢條件時，其生存往往也是岌岌可危，亞非拉廣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和人民，面對的遊戲規則只會更加嚴酷。
批判的武器終究無法替代武器的批判。在中國贏得抗美援朝，證明自己的組織力已經今非昔比之後，各位自詡的”教師爺”們就不敢隨便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了。在東西方對立的冷戰環境下，雖然國家曾向意大利、丹麥、英國、法國、瑞士選派過少量留學生，但留學的主要目的國還是蘇聯、南斯拉夫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留學生以學習經濟管理和自然科學為主。1949年，在莫斯科養病的任弼時曾經向留蘇學生提出建議，不主張他們學習政治、軍事學科，原因在於，其一，中國已經經歷過馬列主義的中國化，以後在政治上固然還要和蘇聯互相交換意見，但是蘇聯實行的現行政策中有很多是不適合中國情況的；其二，中國的軍事幹部主要從經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軍隊幹部中選拔，所以留學也沒必要去軍事院校。因此，留蘇的學生最好去學中國緊缺的經濟管理和自然科學知識。[7] 任弼時對留蘇學生的意見表明，留蘇對於確立了新的政治主體性的中國來說，已經不是像清末民初的留日那樣的人才晉升”快車道”了。而後來的中蘇交惡，更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與早年的留日與後來的留美相比，留蘇很難說形成了一場持久而聲勢浩大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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